种族笑话比种族歧视言论更严重

Jane Austen（简·奥斯汀）笔下人物Emma Woodhouse（爱玛·伍德豪斯）告诉她的父亲：“奈特利先生喜欢挑我的错，你看——在一个笑话里——那就是个笑话。”正如艾玛和奈特利先生所知道的，他没有在开玩笑，他不带一丝幽默地提出了批评。但是如果艾玛说服伍德豪斯先生相信奈特利先生在说笑，他“不会怀疑在这种情况下，她不像大众所认为的那样完美。”在小说《爱玛》出版的200多年后，喜剧演员Roseanne Barr（罗珊娜·巴尔）发了一条推文为关于Valerie Jarrett（瓦莱丽·贾勒特）的种族歧视辩护。随后，奥巴马总统的前顾问转发说：这是个笑话。”

虽然奥斯汀和巴尔这两个名字绝少出现在同一段文字中，而且英国摄政时期和21世纪的美国之间存在巨大文化差异，但两者之间有着相似的观点：在玩笑中我们所说的都不是我们真正的观点，因此我们可以开玩笑地说些我们不必严肃地说的话。上述两人都认为笑话属于一个明显不同于陈述或断言的交际范畴。爱玛认为如果伍德豪斯先生相信奈特利先生是在开玩笑，那他所说就并非事实；而巴尔认为如果她是在开玩笑，她的言论就很少或完全没有伤害。

我们可以开玩笑说一些我们无需认真说的话，这一想法解释了为什么那些不愿屈从于种族主义或性别主义言论的人可能会开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的玩笑，就像喜剧演员Trevor Noah（特雷弗·诺亚）（在南非种族隔离下出生，他自己也是混血儿）对澳大利亚土著女性所做的一样。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人们经常捍卫种族主义、性别主义和其他贬义评论，认为这些评论是对幽默的误导。除了巴尔拒绝道歉之外，想起最初Don Imus（唐·伊姆斯）对于在广播节目中称女子篮球队员为“nappy-headed ho’s（卷发荡妇）”毫无诚意的忏悔，他说：“这是为了好玩。”奥斯汀、巴尔和伊姆斯是对的，笑话的作用和主张不同，但是我相信他们，以及我们中的许多人关于笑话的交际功能和效果的理解是完全错误的。

语言哲学家J.L. Austin（J. L. 奥斯汀）指出，不同的言论受不同的规范支配。借鉴奥斯汀的例子，除非我输了就给你钱，否则不该打赌5美金；如果没有注册结婚，我也不应该宣布跟你结婚了。但是我可以打赌5美金，赌我是否注册结婚，因为与某人结婚并非支配赌金的规范。

奥斯汀曾为一些言论类别辩论，认为这些规范包括我们对事实该负的责任。一个古董鉴定师如果认为你的古董桌子值500美金或者50万美金；那么她不该在拍卖会上估价5000美金；如果你显然没有犯罪，法官不应该在刑事法庭上宣布你有罪。但并非所有的言论都要对事实负责，例如讲睡前故事，或者给从动物收容所救出来的狗起名字。无论睡前故事是否是事实或者狗之前是否有别的名字这都没有关系。

简·奥斯汀认为玩笑不需要遵循事实。因此，在笑话中表达一些你认为是错误的东西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大部分时候，严肃地表达一些你认为是错误的东西会受人谴责。我们所谓的说谎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允许，例如当向一个新的父母保证他被轻轻压扁的新生儿还是很美的时候。然而，开玩笑的主要准则是笑话要好笑。当然，开玩笑也有其他的准则，例如：我不该开玩笑说刚听说你丧亲了。由于玩笑不需要遵循事实，所以社交中可以接受的是开玩笑地说一些哪怕严肃地说也不会伤人的话；如果奈特利先生的批评被成功地当作笑话传出去，伍德豪斯先生不会受到伤害。

因为笑话不需要对事实负责，人们有时喜欢用笑话表达一些严肃的且不可接受的事情。我们可以用幽默来表达痛苦或者令人不舒服的事实，事实上，有时会建议这么做来缓和紧张的对话。但是人们也可以利用笑话和事实之间的脱节来表达恶性的谎言，比如关于种族和性别的偏见。可以说这就是巴尔和伊姆斯所做的。他们表达了种族主义的谎言，当受到谴责时，他们声称使用了一种不需要对事实负责的言论，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既然他们不是认真的，那他们并没有这样的想法。

不过，开一个关于种族歧视的玩笑可能比直言不讳更糟糕。在一项研究中，社会心理学家Thomas E. Ford（托马斯·E·福特）要求受试者阅读性别歧视的言论或笑话，然后评估一个年轻女性在工作中受到男性主管庇护的情况。读过性别歧视笑话的人比读过性别歧视言论的人更能容忍主管的性别歧视。这种影响仅限于那些已经对妇女有敌对态度和愤怒的受试者。但是在我看来，有趣的是，这项研究中，笑话而不是言论更能让人们表达其态度中不是那么光鲜的一面。

那么，例如巴尔的评论，这种种族主义笑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它可能会诱发我们中一些人最不堪的种族主义，而不是带来开明的、深思熟虑的、平等导向的、最好的想法。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事实就是笑话非但没有减弱冒犯态度，相反地助长了它，使其更加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