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劳动节背后：不是不上班，而是上不了班

作者：高恒

“五一去哪玩”成了社交媒体热搜的常客。

但在这些热闹的讨论声中，有一群人没有出发，也没有请假，更没有加班补贴——他们根本不上班。

他们不是在休息，而是在失联。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从“打工人”群体中滑落，成为不上班的失业者、灵活就业者、或者干脆“自我放逐者”。

我们试图用五一劳动节讲讲他们的故事，讲讲一个越来越真实的社会现实：

这不是一场个体失衡，而是一种结构性塌陷——从“裸辞潮”到“不上班共识”，从“伪灵活就业”到“结构性失配”，一个残酷的现实浮出水面：不是年轻人不想工作，而是这个时代，正在失去能让他们安心工作的土壤。

“不上班”是选择，还是无奈？

打开小红书搜索“裸辞”，会刷到无数晒阳台、养猫、躺平的生活图景；再刷抖音，会有无数“自由职业博主”在分享不上班的第几年如何年入百万。

但真相是，99%的不上班人，活得一点都不爽。

李帆原本是深圳一家大厂的运营策划，年薪近二十万。去年底裁员，他没来得及做心理准备，只说了一句“好嘞”，便被HR请出了钉钉群。他想趁机休息几个月，也许能找到生活的新答案。可三个月过去了，他刷了无数岗位、投了上百封简历，仍然没有结果。

“我以为我是在gap year，后来才发现是‘无工可打’。”

在“劳动者的节日”五一这天，李帆窝在出租屋里刷短视频。他已经习惯了这种状态：不打卡、不通勤、不上班。但他也说不清这是短暂的修整，还是长久的滑落。

这样的故事，不止发生在李帆一个人身上。

1｜北京：她从年薪五十万滑落到靠卖闲置维持生活

宋倩，32岁，北京人，曾在一家头部消费品公司做市场总监。她带过团队、做过爆款产品，也连续三年获得公司年终奖top10。但一场业务整合让她被迅速裁撤。

“裁掉我那天，我正在开创意会，HR直接进来‘带走’，像抓现行犯。”

她没慌张。她以为以自己的背景，找到下一份工作不过是时间问题。可三个月过去了，收到的面试寥寥无几，不是岗位取消了，就是薪资打了五折。

为了节省开支，她搬离了五环内的租房，住进郊区一套老旧一居室。靠卖衣服、化妆品和二手小家电维生，收入不稳定，但也勉强能撑。

“不上班之后，我以为会更自由。结果是，每天都像在跟余额对峙。”

她重新做了简历，正在考虑转行到教育或品牌咨询。她说自己不是“佛系”，而是“被放生”。

2｜上海：他辞了职转做短视频博主，每天和平台算法赛跑

王瑞，28岁，河南人，过去在上海一家新消费品牌做新媒体运营。他在2024年3月被裁后，做过外卖、摆过摊，也在抖音开过直播，但都不稳定。

现在他白天跑外卖，晚上拍短视频，分享送餐路上的趣事，还会聊聊平台话语权、城市生活的焦虑感。他账号不到一万粉，但靠偶尔的广告合作和平台补贴，靠这个账号一个月最高收入8000，但这种情况只是极少数，大多数时候入不敷出。

“你发了十个视频，火一个就谢天谢地了。其他九个都被埋了。”

每天跑单10小时，回家洗澡、剪片子到凌晨，他说自己快“算法PTSD”了。有时他会怀疑：我还算个劳动者吗？有劳动合同吗？有社保吗？

“平台说我自由，但我连拒绝接单的自由都没有。”

3｜广州：她拿着本科毕业证，做了五份工作都没超过一周

黄佳，23岁，广州某二本院校市场营销专业毕业。她从没想过，“毕业即失业”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她找了三个月工作，只拿到两个offer：一个是电销，底薪2000，一个是直播助理，试用期无社保。她都做了，最长的一份干了六天。

“每天打200通电话骂声不断，我开始失眠，觉得自己好像‘不配上班’。”

她试着回到佛山老家，投了几家线下运营、广告公司，但一听说没有经验或者是二本背景，都被婉拒。她开过一个视频账号，发自己的“找工日记”，但关注寥寥。

现在，她靠家里给的1000元生活费勉强度日。“不上班的第140天，我已经不知道自己是学生、待业者，还是失败者了。”

这几位受访者来自不同城市、背景不同，却被共同的结构性问题困在“不上班”的状态中。他们不是不努力，不是不卷，而是“卷不动了”、“卷没了岗位”、“卷没了希望”。

他们是“不是不想上班，而是上不了班”这句话最真实的注脚。

劳动节还在，但劳动者正在失去位置

在一个“灵活就业”已成主流叙事的时代，五一劳动节成了一面镜子：照见了劳动者的模糊身份、权益的边缘化，以及一个正在悄然转型的“后班社会”。

1｜“你不是不上班，而是没有资格上班”

国家统计局发布2024年12月份分年龄组失业率数据，12月份，全国城镇不包含在校生的16-24岁劳动力失业率为15.7%，不包含在校生的25-29岁劳动力失业率6.6%。这一数字广泛在社交平台和青年群体中发酵。失业，并不只意味着没有工资，更意味着：你的技能不再被需要，你的学历失效，你的存在被“从岗位上剥离”。

某种意义上，今天的大龄年轻人不是不愿意上班，而是——被结构性淘汰了。

尤其是对于“夹心一代”——年纪已不再年轻、经验却无法进入高薪岗位。他们既接不住创业潮的红利，也难以回到“稳定编制”的栖身之地。

像宋倩、王瑞、黄佳这样的人，并不是“懒得上班”，而是被系统性地推出了主流劳动体系。

2｜劳动者越来越像“内容供应者”，而非生产者

传统的劳动，是“投入时间 → 创造价值 → 获取报酬”。但在平台经济体系下，这一链条正在被打散：你投入时间，未必能创造“算法想要的价值”；你创造了价值，未必能获得持续的、成比例的回报。

你不是在上班，你是在供稿、供流量、供注意力。

直播博主靠平台流量吃饭，外卖骑手靠平台单量生存，内容创作者靠平台推荐算法决定收入高低。他们虽然辛苦劳动，但从法律意义上，却常常不被认定为“劳动者”。

互联网产业时评人彭德宇认为：他们的身份介于“雇佣工”和“个体户”之间——没有合同，没有工龄，没有集体谈判权，生病无保障、投诉无门。平台把他们定义为“合作者”，但从不承认他们是“员工”。

3｜系统滞后：劳动法还在工业时代，青年劳动已在内容时代

当前的《劳动法》框架仍以雇佣—合同—工时—用人单位为核心单元。这对于平台化、分布式、去组织化的新型劳动者而言，是一种结构性缺位。

2024年全国总工会曾提出“探索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工会服务体系”，但在实际落地中，缺乏平台配合、地方执行资源有限、年轻人参与意愿低三重阻碍叠加，效果微弱。

与此同时，国际上也有类似挑战。

美国：2024年，美国劳工部出台新规，重新界定独立承包人（Independent Contractor）与雇员的界限，意在将部分平台工人纳入最低工资和加班保护范围，但遭到Uber、Doordash等平台公司联合抗议，并面临多个州的法律阻击。

欧盟（代表德国、法国等国）：2024年，欧盟通过《平台工人指令》，要求各成员国将部分平台劳动者自动认定为“员工”，享有正式劳动者权益。德国和法国正处于国内法接轨过渡期，但因算法调度和承包模式复杂，落地难度仍大。

日本：日本厚生劳动省在2023年底设立“自由职业者支持机制”，包括开通官方申诉窗口、设立最低报酬建议价，并推动平台签订“公正交易”指导协议，力图通过“软法+行业自治”保护非典型劳动者。

截至目前中国的灵活就业者超2亿，但他们的法律身份仍在“灰区”。

4｜Z世代的劳动观正在发生断裂式重构

对年轻人而言，“上不上班”早已不是问题的核心。

真正的痛点是：“我到底算不算劳动者？”、“我的努力有没有价值？”、“我是不是被整个社会抛弃了？”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再追求“体制内”或“高薪岗位”，而是选择“慢就业”、“灵活试错”、“多点收入来源”。这并非懒惰，而是对不再安全、不再可持续的劳动体系的一种现实回应。

“我不要稳定的班，我要稳定的生活。”

这不是一句矛盾句式，而是一种深刻的社会趋势：工作不等于安全，就业不等于尊严。

5｜五一不是庆祝的节点，而是反思的时刻

劳动节的意义，曾是“为劳动者争取权益”——而不是给一部分人放假、给另一部分人加班。

今天，“不上班的人”并不是异类，而是一个新型劳动社会的先行样本。他们的身份模糊、角色多元、权益缺位，却在支撑着内容、服务、物流、创意等新型经济的神经末梢。

如果我们不重构劳动保障体系、不让平台承担应有责任、不让青年看到“努力后”的可能性，那么，“不上班”将不再是小众选择，而是一种被迫的大趋势。

尾声：劳动节还在，但劳动者已无归属

当一个人不能再通过“劳动”获得尊严、保障和价值感，他就会开始思考：我为何要劳动？

宋倩们在卖旧物，王瑞们在卷短视频，黄佳们在投无回应的简历。他们不懒，他们不是“废物”。他们只是，在一个旧规则失效、新秩序尚未建立的时代里，试图“靠自己留下来”。

不是不上班，而是上不了班。不是不上进，而是再也看不到“进”的路在哪里。

这是五一最值得纪念的真实。

上述受访者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