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林志玲的膝盖说到“葛优瘫”，屁股去哪儿了？

    “站如松，坐如钟，行如风，卧如弓”，对这句话想必谁都不会陌生，它出自一本名为《中国古代的风俗礼仪》之书，说的就是站、坐、行、卧四种日常生活行为举止符合传统风俗礼仪的姿态要求。可是，四种姿态之中，独独这个“坐相”让今天坐在椅子或沙发上的人们有些费脑筋，无论腰板坐得如何挺直拔正，就是很难坐得像一口钟，倒是更像一柄过去用来发动拖拉机的摇臂。

    难道是今人坐相失礼，还是古人打错了比方，抑或是古今的坐相发生了翻天巨变。那么，古人是怎样行“钟式”坐法的呢？幸而，今天仍有此种坐相的“活化石”存在。

    前阵子，台湾知名艺人林志玲小姐嫁人了，受伤害的不仅是某网络地图的导航，还有志玲小姐本人的膝盖。蜜月结束返回娘家的志玲小姐被细心的粉丝发现，她的双膝膝盖有些红肿。志玲小姐嫁给日本人多半出乎粉丝们的意料，但是她膝盖的遭遇却早已在粉丝们的预料之中，嫁给日本人，膝盖肯定是要受罪的，因为日本人的礼仪要求是“跪地而坐”，即以膝居地，小腿平置于地，臀部贴于脚后跟。可以想象，这样的坐相不就是倒扣在地的一口钟吗。

    原来，日韩及东南亚多国时至今日仍坚守着中国传统的坐之礼仪。这恐怕要让今天的“葛优瘫”们后背直冒冷汗！如此说来，中国古今“坐相”经历了什么样的变革，究竟是如何突破“传统礼俗的关隘”？俗话说，“屁股决定脑袋”，那么屁股高抬之后，是否造就了一场头脑思维境界的大变革？这些都有思考的价值。

    “坐如钟”的上古时代

    粗略地算一算人类进入农业耕作以来的文明简史，至今大概有三万年。在这三万年当中，中国人大约有两万九千年的时间是“席地而坐”的，也就是占96%以上的时间跪坐在地，而坐上椅子的时间则还不到4%。如果换算成100天的话，中国人则是大前天开始从地上起来坐上椅子的。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杨泓先生在《汉唐之间城市建筑、室内布置和社会生活习俗的变化》中，说过这样一段话，“自先秦至汉魏，中原地区人民生活习俗席地起居，室内铺筵，其上再铺席或低矮的床、榻，供人们日常白昼时坐卧和夜间安眠。正确的坐姿是跪坐，蹲坐、箕踞皆属不恭，不合礼数。待人接物的许多礼节，也都与席地起居的习俗相联系，并进而形成制度。”

    暂且不去多追究古人席地而坐时在地上铺什么，摆什么，先来看看哪些是正确的坐相，哪些又是不合礼数的坐姿。

    西汉大文学家贾谊为诸侯权贵们总结书写了一部“礼仪教材”曰《容经》，其中对“坐容”是这样要求的：

    “坐以经立之容，胻不差而足不跌，视平衡曰经坐，微俯视尊者之膝曰共坐，仰首视不出寻常之内曰肃坐，废首低肘曰卑坐。”

    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身体挺直了坐下，小腿不要伸得一长一短，脚掌不要着地。两眼平视的，称为“经坐”；头微低，目光注视对面尊者的膝盖，叫“恭坐”；低头，目光不超出身边数尺远，则为“肃坐”；头完全低下来，甚至连手肘都下垂，则叫“卑坐”。

    贾谊所说的“经坐”，其实就是常规的“安坐”，即“席地而坐”。古人对“坐相”的礼仪要求之繁复，可见当时“怎么坐”确实是事关大体。

    箕踞，这是在古人眼中对人傲慢不恭的坐姿。“箕踞”之相，类似现代人的席地而坐，臀部着地，双腿自然平放，像簸箕一样打开。

    如历史上著名的壮士荆轲受燕国太子之托而刺秦王，结果失败，临死之前，荆轲箕踞而骂，表示对秦王的轻蔑。《战国策》这样记载：轲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骂曰：“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

    可是，有些事英雄做得，并非人人都做得。

    据西汉人韩婴所撰的《韩诗外传》记载：“孟子妻独居，踞。孟子入户视之，白其母曰：妇无礼，请去之。”说的是，战国末期被尊为“亚圣”的孟子有一次回家看见他的妻子叉开腿“踞坐”，直接禀告他的母亲要把妻子赶回娘家。

    在今天看来，孟子当时打算“休妻”的举止实在是小题大做，近乎疯狂。但是，如何看待孟子的这一反应，必须要还原到他的那个时代去考察。

    在古代，无论男女下身都穿“裳”，类似于裙子，而裙子里面是不着内裤的。试想，在这样的穿戴背景和注重礼仪的时代，容易暴露下体生殖器的箕踞，不就是今天的“走光”吗？那的确是辣人眼睛，换作是当代，也是有辱斯文，不成体统。

    另一种为古人接受的坐相是趺坐，也叫跏趺，即双腿盘在一起，席地而坐，就是和尚打坐时候的坐姿。这应该是佛教传入中土之后流行的坐姿。据史载，这种坐相的流行大约是隋唐时候的事了。

    椅子“东传”：抬高屁股，解放双脚

    椅子是具有靠背的坐具。单纯从技术上讲，秦汉时代的中国人是完全可以制作出椅子的。但是为何直至汉末，中国古人才零零星星地使用这种便捷坐具呢？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来简约地回顾一下椅子千年的“东传”历程。

    跪坐之相是“屁股着地，压腿而坐”，而上椅的坐相则是“抬高屁股，垂足而坐”。有明确文献记载的“垂足坐”是在东汉末年的汉灵帝，灵帝喜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

    尽管汉灵帝的喜好被一小部分拍马的权贵争相效仿，但是这种现象仍被广大的士大夫阶层讥为“服妖”，甚至还被认为是后来董卓拥胡兵劫掠长安的不祥之兆。

    接近椅子形态的胡床（马扎），这种西来的家具不止一次地传入过中原。不论是在北方还是南方，汉晋时期的胡床都不乏有人愿意尝试使用，但都不是作为正常的生活状态被记录下来。

    椅子是盛唐之后才在中原地区逐渐推广的，这一点已基本是考古与史学界的共识。至于在哪里先得到推广，是哪些人群率先使用？这可以通过已有的考古材料去找线索。

    这个问题可能有两种答案，一种是京城兴起；一种是河北地区兴起。近年来，研究“安史之乱”及唐晚期的考古史学家更偏向认为，是在河北地区兴起。

　　虽然在东汉时期已出现“胡床”，“垂足而坐”并不少见，但“席地而坐”仍被视为尊贵的坐相。如在唐代宫廷画家阎立本的《步辇图》中，唐太宗李世民仍是盘腿而坐，而不是“垂足坐”。

    然而，趁安史之乱，大量胡人涌入河北地区并逐渐定居下来，安史之乱结束，唐晚期进入藩镇割据时代，武人控制整个政治和社会形态。当时，控制着河北地区的是一名出生显赫的将军高元珪，他正是与玄宗朝政治多有关涉的高力士的亲兄弟。

    据现代的考古取证，鉴于关中地区高元珪等武人墓葬，推测椅子首先为高元珪等武人所接受，并逐步扩大影响，使椅子在中原最终得以普及，进而对改变中国人家居生活的面貌起到重要影响。

    原因很简单，正是当政的武人这个群体，最容易挣脱传统礼法的束缚，更兼之为了户外活动的方便，已有胡床为高座家具的先声，不断冲击着旧有的低座家具传统。

    权威学者认为“在10世纪，北方的各个新朝代大多由来自河北或河东的将军所建立，以至于宋初时高级文官阶层里原籍河北的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位于这个具有政治与文化权力的位置上，河北人显然有助于改造政治核心区域的霸权文化”。

    可以想见的是，随着河北人在五代至宋初政坛上的影响力持续扩大，高座家具更进一步扩展了使用的范围，并最终完成了由低座家具向高座家具的转变。

    不是技术，而是文化

    很多现代研究者常将古人从“席地而坐”进化至“垂足而坐”，看作是一场家具的变革史。从技术角度来讲，似乎的确如此，但是其中的核心问题岂止是技术这么简单的智力题。

    宋代理学家张载曾言：“古人无椅卓，智非不能及。圣人之才岂不如今人？但席地则体恭，可以拜伏。”

    张载说，中国古人选择席地跪坐，显得体态恭敬，方便随时伏地而拜。很显然，在宋以前的千余年间，影响椅子在中原地区推广的主要原因，不是技术，而是文化。

    作为经典技术学派的费子智（C.P.Fitzgerald）等国外学者也曾提出，椅子最早是由阿拉伯世界的景教徒传入中国的。对此，美国汉学家柯嘉豪明白无误地指出：“除了缺乏证据，关键在于费子智把中国椅子的问题当作一个技术或科技的问题，以为一旦有来自国外的人把椅子带到中国、向当地人展示，汉人就很自然地开始使用椅子了。然而，椅子的问题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还牵涉到礼节的文化。”

    杨泓先生说，汉魏以前，“通过丝路传来的高足的域外家具，仅能在新疆地区的遗址寻到一些踪迹，但无法通过传统礼俗的关隘，东传到中原地区。”本文前述的椅子“东传”简史大致回答了所谓“传统礼俗的关隘”是怎么突破，以及在哪些地区先突破的问题。

    然而，问题是既然这一转变事件关乎民族文化的此等大事，注定了转变的过程是缓慢的，甚至会发生韧性地局地反弹。历史也确实如此。

    南宋著名的理学宗师朱熹对古代席地而坐的生活方式做过考证，写出了《跪坐拜说》，其中有：“少时闻之先人云，尝至郑州谒列子祠，见其塑像席地而坐。其后乃闻成都府学，有汉时礼殿，诸像皆席地跪坐，文翁犹是当时琢石。”可见，在北宋时期，至少在祠庙当中还可以见到席地跪坐的旧式习俗。

    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四中曾经记载：“往时士大夫家妇女坐椅子、兀子，则人皆讥笑其无法度，梳洗床、火炉床家家有之，今犹有高镜台，盖施床则与人面适平也。”

    虽然陆游没有明确说明“往时”是具体何时，但估计和他生活的时代相距不远。有可能在南宋之初，江南女性尚不能随意坐在椅子上。但是，现代考古发现，就在南宋那个时代，北方妇女坐椅子的形象却出现很早。

    总之，北宋是椅子普及的时代，但坐椅子的文化战胜席地而坐的古老文化恐怕还是在元明之后。在马背上的蒙古人建立大元帝国的那段近百年期间，中国社会再度经历了一次如九、十世纪的五代至北宋初年大破坏、大杂糅与大整合的剧烈变革期，很多传统文化从根子上受到了彻底动摇，甚至倾覆。

    人心长在屁股上？

    在此，我想补充一点个人浅见，从文化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中国古人席地跪坐似乎包藏着两层隐蔽的心理需求：

    一是安全感缺失的心理需求。因此选择一种最为接地气的坐相，寻求心灵对土地的眷恋与对上天的敬畏；

    还有克制欲望的心理需求。通过将下半身折叠为“一线”，以全身的重量包裹和压制住下半身的欲望之根，再以文化建构堂而皇之的礼的形制，对人原始的欲望冲动加以文明的束缚。

    很多时候，让人深感惭愧的是，先秦至魏晋时期，中华民族的一小部分先民为避祸而东渡，至今在那东海尽头的岛屿之国依然较为完好地保存着许多古老的礼教习俗。这些礼教习俗并未阻碍岛国们先行一步地完成了科技发达的现代化目标。

    我始终觉得，中国传统的礼教并没有现代人说的那么可怕，真正可怕的是不想被约束的人心。

    如今，对于很多现代人而言，最要命的是，已经不关屁股被放在哪儿的问题，而是屁股整天被固定着一动不动，最后麻木的不只是屁股，而是人的头脑和人的心身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