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嫌世界太蠢”的技术狂人，让中国无人机碾压全球

有人把他与创办苹果的乔布斯相提并论，他却不以为然，而是说：

我很欣赏乔布斯的一些想法，但世上没有一个人让我真正佩服。

他直言不讳地评价这个世界 “太笨了”，不靠谱的人和事太多。而在蠢笨的世界里，称得上聪明的，除了他自己，只有华为的任正非。

狂吗？是的，汪滔狂得惊人。他活在自我认定的理想世界中，从不妥协，以技术开疆拓土，带领大疆从梦想的泥土中崛起，用无人机征服了全世界。

本期视频，我们一同走进狂人汪滔和他的无人机帝国。

有没有那么一瞬间，你发觉自己是在做梦？少年时的汪滔就有这个神奇的本领，原因是爱而不得。

1980 年，汪滔出生于浙江杭州，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小学老师。而在千里之外的广东，深圳被批准为首批经济特区，机遇的浪潮涌动，汪滔的父母因此辞去了工作，奔赴深圳经商。

因为缺少陪伴，汪滔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成绩下滑。无奈之下，母亲将他送回杭州，寄宿在一位老师的家中，希望他能够在师风的熏陶下成长。

但汪滔的成绩始终很平庸，还迷上了一些奇怪的东西。因为看了本名为《动脑筋爷爷》的图书，书中的红色直升机常常在他的脑海升起，他开始对天空痴迷。只要一有空就看航模读物，还总是幻想着有一个遥控直升机，像 “小精灵” 般跟着自己，让它飞哪就飞哪，让它停哪就停哪。

遥控直升机的价格动辄过万，他在梦中一次又一次地得到了直升机，又在醒来后饱尝失落，以至于到了后来，只要看到有直升机出现，他就知道这是在做梦。

面对着近乎走火入魔的儿子，父母并没有强制干涉，反而以此为引导，如果可以考出理想的成绩，就奖励他一架遥控直升机。

1996 年，16 岁的汪滔终于考出了高分，赢得了梦寐以求的礼物。但在短暂的狂喜后，等待他的是无边的失望。

遥控直升机实在太不稳了，不仅操作困难，而且质量很差，没飞多久就摔了下来，机身直接摔裂。用行业术语来讲，这叫作 “炸机”。当汪滔前去检查时，右手肘部被旋转的桨叶划伤，留下了一个疤。

转眼间宝物变废物，汪滔满是不甘，想要动手组装起来，却发现一些零件已经损坏，只能向父亲求助。

看着受伤的儿子，父亲并没有喝令停止这个危险的爱好，而是给了他包装盒上的厂家号码，让他自己联系解决。寡言少语的汪滔，鼓足勇气拨通了电话。

几个月后，他终于收到了厂家邮寄的零件，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修好了直升机。虽然修好了，但直升机还是那么笨，跟理想中的 “小精灵” 相差太远。

现实劈下了鸿沟，身体划出了伤痕，但那台破损的直升机，并没有摧毁汪滔脑海中的梦想，反而让他对拥有一台完美飞行器的渴望，更加清晰。

1999 年，19 岁的汪滔为了追求自己的精灵梦，努力考入了华东师范大学，选择了和飞行器比较接近的电子系。父母终于松了一口气，终于不用为孩子的未来担心了。

没想到，入学之后的汪滔，越来越不开心。华东师范大学很强，但飞行器方面的知识太少了，远远无法满足汪滔的追求。而那架 “小精灵” 直升机，依然无时无刻不在他的脑海中盘旋，像一道无形的召唤，让他在日复一日的学习中倍感失落。一时之间，汪滔陷入了痛苦之中。

这种痛苦一直持续到了大三，终于，汪滔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 不顾父母和老师的劝说，从华东师大退学，从零开始，重新上大学，只为靠近那个日夜盘旋在他心中的梦想。

2003 年，汪滔从华东师范大学退学后，向斯坦福、麻省理工等高校递交了申请。

可惜他的成绩并不拔尖，外国的名校都没有看上他，只有香港科技大学抛出了橄榄枝。汪滔无奈地退而求其次，入读了港科大的电子及计算机工程学系。

港科大其实也没有研究飞行器的匹配专业，但汪滔依然没有放弃目标，从各种途径曲线救国，果断参加了亚太大学生机器人大赛。

2004 年，大二的汪滔首次带队参赛，但因为团队不和，没有拿到任何名次。等到第二年参赛时，汪滔团队夺得了香港冠军，并取得了亚太区并列第三的佳绩。

尽管他的学习成绩还是很平庸，但已经展现出了杰出的动手能力。通过两次机器人大赛，积累了大量机械、动力、控制等方面的知识，离制作出完美的飞行器又近了一些距离。

2005 年，汪滔开始准备毕业课题。但与其他学生不同的是，他拒绝了学校分配的项目，而是申请做遥控直升机的飞行控制系统，简称 “飞控”，也就是年少时的那个精灵梦，让遥控直升机想飞哪飞哪，想停哪停哪。

然而，无人机飞控系统涉及多个学科领域，包括航空动力学、自动控制理论、电子技术等。要使无人机实现稳定飞行，需要精确控制其姿态、位置和速度等多个参数，研发难度如攀登陡峰。

这样顶尖的技术，几代专业人才都没研究明白，一个本科生搞这个，那不是自寻死路吗？

起初老师明确拒绝，但迫切想要与梦想接触的汪滔更加坚决，竟然找到两位有共同爱好的同学，组队去软磨硬泡。看着同学们眼中的火光，老师最终破格同意，学校还批复了 1.8 万港币的经费。

领到经费后，三人几乎隔绝了外面的世界，辗转于教室、宿舍、图书馆，反复地调试、验证、再调试，每天都在与空气动力、机体结构、控制系统打交道。如此废寝忘食了大半年后，终于研究出一个带有瑕疵的飞控系统。

在毕业课题展示环节，汪滔操控的直升机顺利飞到空中，可惜停得并不稳，忽上忽下，如同鸟儿醉酒。无论汪滔怎么操作，直升机还是没法稳定悬停，后来更是罢工摆烂，在老师和同学期待的目光中，落在了地上。

最终，汪滔只得了一个 C。这个成绩，直接让他失去了到欧洲名校深造的机会。

然而，汪滔并不甘心。上次展示失败后，他和伙伴们没有选择退缩，而是不分昼夜地投入到直升机飞控系统的改进中。多年以后，汪滔在采访时说：

我觉得自己的性格里有天真的成分，从小喜欢一个东西，就是希望把它变成现实。

他们反复试验，不断优化，又历经两个月的时间，做出了第一台样品机。

2006 年 1 月，他们再次进行试飞，前进、转弯、后退，上升、降落、悬停，所有的动作一气呵成。

那一刻，他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像做梦一样，他们竟然真的成功了。

尽管技术还不成熟，更无法大规模量产，但从 0 到 1 的突破，使 26 岁的汪滔终于触摸到了梦想。此时，距离他在 16 岁时玩遥控直升机落下伤疤，正好过去了十年。正是这道疤，成了他执着追求飞行技术的烙印。

汪滔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把第一台样品机发布在 “我爱模型” 等航模爱好者论坛上，售价 5 万元。

没想到几天之后，便有客户发来了购买请求。一台样品的成本大约 1.5 万，足足有 3.5 万的利润。这意味着，卖上几台就能够维持团队运转。两位同学也兴奋异常，他们决定，去深圳创业。

2006 年 3 月，汪滔带着父母资助的 20 万启动金，前往深圳车公庙，在一间不足 20 平米的仓库里，与两位同学共同创立了一家公司，取名为 “大疆创新”。

从这间不起眼的仓库开始，一场关于全球无人机的革命，悄然泛起了微澜。

在当时，无人机价格高昂且非常小众，买家需要从各处购买机架、飞控、云台、桨叶，然后组装在一起。大疆便以卖零件为生，主打的就是飞控产品。汪滔最初的想法非常简单，能养活一个 10 到 20 人的团队就行。

与梦想的近距离接触，让汪滔欣喜欲狂，几乎感觉不到疲倦。他像猫一样喜欢在晚上活动，经常晚上十一二点到办公室，一直干到白天，每周工作 80 多个小时。后来更是把单人床搬到了办公桌旁，醒了就是工作。

但，团队在招兵买马上遇到了较大问题。由于没名气，办公地点太简陋，应聘者往往扭头就走，觉得这是骗子公司。破败的环境吓退了很多求职者，好不容易招来的员工，又都是外行，需要汪滔手把手地教。

更要命的是，汪滔是一位完美主义者。虽然当时给的工资低，但要求却极高，不放过每一个细节。为了解决直升机的抖动问题，他会带领团队尝试四五十种方法，不停地实验改进。每当有想法时就打电话，哪怕是在深夜。对于员工来说，无异于午夜凶铃。

在产品方面，汪滔的要求更是精确到每一颗螺丝。由于是手工操作，汪滔只能凭经验传授，用几根手指，拧到怎样的程度，加哪种强度的螺丝胶，都有苛刻的要求。而一套飞控产品上有上百颗螺丝，每颗螺丝都有不同的标准。对于新人来说，这简直让人抓狂。

在接下来的一两年中，由于飞控技术难度太高，大疆并没有开发出更好的产品。年底时，账上一度只剩下 2 万资金。不懂创业、不懂营销、不懂管理的汪滔，继续凭着一腔热爱闷头干，但实际上公司内部已经乱成一团。

招不到专业的人才，做不出成熟的产品，员工们天天累得精疲力尽，看不到赚钱的前景，老板还不近人情。这样的厂子能有什么前途？

曾经一起奋战的同学，也选择默默离开。核心成员的出走加剧了危机，其他员工也如鸟兽散。最糟糕时，整个公司走得只剩出纳一人。

一时之间，汪滔焦头烂额。

好在，走投无路之际，一位恩师给了汪滔至关重要的帮助，他就是李泽湘。

李泽湘生于 1961 年，有十几年美国留学工作的经验。1992 年归国后，担任香港科技大学的教授，是机器人与自动化领域的顶级专家。

多年的海外与创业经历，让他深刻认识到中美的差距，对未来形势有着更宏大的判断：

中国终将用尽人口红利和后发优势，从可以抄作业的追赶者，变为要自己写答案的领跑者，这需要真正的创新能力。

而彼时中国产、学、研连接并不紧密，学生局限于课堂和理论，偏向于 “灌输” 式学习，很不利于培养创新型人才。所以他致力于探索 “新工科” 教育，将大学研究和产业需求连接起来，培养能用科技创造新东西的人。

为了推进 “新工科” 教育，他亲自下场创办了企业固高科技，探索如何打通高校与产业间的壁垒，且同时在港科大、哈工大深研院任职，成立了与自动化相关的研究所和学科部，挖掘和培养有潜力的学生。

相比于论文数量，李泽湘更看中学生的创新能力、动手能力。虽然汪滔成绩不算拔尖，但在两次机器人大赛和毕业课题中，都展示出了不错的创新、实践和团队协作能力。同时，他对汪滔的执着十分欣赏。

因此，在此之前，不拘一格的李泽湘，便把成绩一般的汪滔招为了门下的研究生，并支持他旷课创业。

当汪滔陷入困境，询问李泽湘意见时，他不仅帮忙分析了问题，还联合哈工大的另一位机器人方向的教授朱晓蕊，共同向大疆投资了 100 万。这笔资金犹如雪中送炭，为大疆解了燃眉之急。同时，哈工大首批机器人相关方向的研究生即将毕业，不少都是李泽湘和朱晓蕊的学生。在老师的引荐下，一些学弟学妹加入了大疆。一时间，曾让汪滔苦恼不已的资金和人才问题，都得到了缓解。

值得一提的是，在大疆成立的同一时期，李泽湘还支持了其他几位学生创业，做半导体封装设备，但后来失败了，负债累累，还是由李泽湘帮他们收拾残局。

由此可见，对于有潜力的学生，李泽湘从来不吝于给人、给钱、给指导，倾力扶持，哪怕最终可能会失败。在他的多方面支持和鼓励下，汪滔带领大疆重整旗鼓，开始了技术与市场的突围。这片微澜的水面，很快将掀起滔天巨浪。

兵强马壮之后，汪滔开始一心死磕无人机技术。

他从一开始就确定了技术路线，判断出了无人机的三大技术：飞控、云台和图传。

由于图传（图像实时传输系统）的难度很高，在当时的需求又很低，所以选择了外包。大疆优先把资源倾斜到飞控和云台上，尤其是飞控。

飞控是一切的根基，若无法实现精准飞行与悬停，那无人机就永远是蠢物。而打造出一款可以自由飞行的 “精灵”，是汪滔儿时心心念念的梦想，也是他从毕业课题到大疆创立以来，废寝忘食想要攻克的目标。

但飞控研发难度极高，蕴含着一整套复杂的系统。为了实时获取无人机的姿态、位置等信息，必须做出高精度的传感器。由于飞行过程中存在电磁、气流等干扰，必须设计出极高的抗干扰能力。想要实现各种复杂的飞行动作，还需要设计出高效的控制算法。

尽管在大疆创立伊始，就将大部分资源投入到飞控，但因为团队研发人才不足，进展始终缓慢，离成熟的产品化始终差一口气。直到哈工大学子的加入，这个过程才开始提速。

在技术路线上，据业内传闻，大疆团队深入研究了 PID 控制算法，以实现无人机姿态和轨迹的精确控制，并引入卡尔曼滤波技术融合传感器数据，解决噪声与误差问题。针对传感器精度制约飞控性能的困境，他们还与供应商深度合作，开发出高精度传感器，并通过自主研发的技术实现了多传感器数据的无缝整合。

在模拟测试环境里，团队对飞控系统进行了成千上万次的虚拟试验，模拟复杂的飞行条件和外界干扰。在真实世界测试中，汪滔与大疆工程师一同在田间地头、山野湖泊反复试飞。每次无人机摔落，他们都从数据中寻找答案，从失败中找寻方向。一次次失败，一次次调整，他们逐渐掌握了飞控系统的每一条脉络。

2009 年，大疆终于做出了第一款里程碑产品 —— 无人直升机飞控 XP 3.1。这套系统初步实现了汪滔的梦想，即使在无人操作的情况下，直升机也能够在空中悬停。

为了测试飞行的稳定性，他们带着一架命名为 “珠峰号” 的无人直升机，前往中国环境最严酷的西藏高寒地区试飞。顶着低温、狂风、稀薄的空气，无人直升机像雄鹰一样飞翔，航拍了雍布拉康、羊卓雍措、西藏绒布寺等地，并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人直升机航拍珠穆朗玛峰的壮举。

彼时，西藏试飞的消息很快扩散到国际，大疆收到了世界各国的订单。平均每个月，飞控 XP 3.1 能卖 20 台，每台售价 2 万，一年就是 400 多万，使大疆实现了盈亏平衡。

当飞控技术成熟后，大疆很快将资源倾斜到云台的研发。当时的云台都采用齿轮传动方式，不仅响应慢，而且图像抖，难以满足航拍的需求。

汪滔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 —— 用无刷电机直驱技术来控制云台，实现画面防抖和快速响应。

然而，彼时电机直驱的概念才刚开始在工业界传递。这一大胆的想法，因对电机控制精度的极高要求，被业界普遍认为是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汪滔偏偏喜欢挑战不可能，他带领团队向着云台技术攻关和试验，夜以继日地完善每一个细节。经过三年的不懈努力，终于突破技术瓶颈 —— 通过传感器对比云台和飞控主控姿态角，得出各个轴需要修正的角度，并借助无刷电机实时修正，从而保持相机时刻水平。这一突破，为航拍画面的稳定性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而在不久后我们将看见，整个行业的标准将会因此而颠覆。

多年以后，汪滔曾在采访中回忆说，创业之初，他没有什么清晰的商业逻辑，只是想单纯做好产品，做最酷的产品。这种略显懵懂的创业方式，固然带来了很多问题，但背后是一个工程师本能的追求与渴望，并在最终铸就了大疆高峻的技术壁垒。

而在这几年中，无人机的天空，早已乌云密布，战争的号角已经吹响。

早在 2007 年，清华的杨建军在北京成立了零度智控，主攻固定翼无人机。因为产品主要卖给军方，收入十分稳定。在汪滔陷入困境时，甚至提出过购买大疆的飞控技术。

同一年，彭斌在广州创立了极飞科技。在 2009 年推出了国内首款多旋翼无人机，即使产品不能悬停，也不妨碍销售火爆，靠着填补市场空白赚了个盆满钵满，营收一时高达 2000 多万。

还有个更有实力的前辈田瑜，在 1999 年创立了 YUNEEC 昊翔。他们不仅研发无人机，还有电动载人飞机、遥控电动模型飞机，产品远销美国、德国等多个国家。

表面上看，在 2010 年前后，这些企业都是大疆强劲的对手。彼时，大疆发布了第二代直升机飞控 Ace one，月销才刚刚超过 1000 台，在无人机战场，并不占据明显的优势。

但随着技术的一次次破壁，踌躇满志的汪滔，开始带领着大疆无人机在天空中大杀四方。

2010 年，一位新西兰的代理商向汪滔讲述了自己的销售数据：

飞控产品月销也就几十个，但云台却可以卖 200 多个，90% 的购买者会将云台挂在多旋翼飞行器上，再配个相机航拍。

汪滔隐隐察觉到了行业风向 —— 多旋翼无人机正在崛起。

于是汪滔下令，全力调转产品方向，从直升机转向多旋翼。

由于一个旋翼的转速变化，会影响到无人机的平移、偏航和翻滚，所以多旋翼的飞控研发更为复杂。但技术原理是相通的，此前，大疆已经彻底弄懂了直升机的飞控系统，尽管过程中有些波折，凭借前期的积累，没过多久就实现了技术转移。

2011 年 9 月，大疆发布了多旋翼飞控 WooKong－M，以超稳的性能成功引爆市场，帮助大疆公司突破了千万营收的门槛。

而在同一年，零度也认识到了市场的变化，全力研发多旋翼飞控，可惜一步落后，全盘被动，始终被大疆压制。更早推出多旋翼无人机的极飞，则因为飞控不稳，也渐渐黯然失色，从此活在大疆的阴影里。

随着云台技术的成熟，2012 年，大疆又发布了 “禅思 Z15”。作为世界首款无刷电机直驱云台，完美解决了画面抖动的问题，被誉为航拍领域的最佳设备方案。

在过去，航拍依赖载人直升机，一次需要花费十万美金，但禅思 Z15 直接砍下了九成多的费用，一举改变航拍市场。大疆技术总监赵涛回忆，禅思 Z15 稳定 GoPro 相机画面的瞬间，他曾用 “全身发麻” 这样的词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澎湃。

“禅思 Z15” 直接风靡世界，高达 2000 美金的售价，订单量瞬间破万，第一年就创下了过亿的营收，也使大疆享誉欧美，成为无人机天空的领军者。

但汪滔还有着更大的野心。用飞控板、机架脚架、自锁电机、遥控器等零散部件拼凑航模，也许对于发烧友来说很过瘾，但对普通人来说，只是麻烦。

如果能做出到手即飞的整机，走标准化和规模化的道路，让每一个人都能轻松成为无人机的飞手，对于行业将是颠覆性的创新，能够完成这种创新的企业，也必将成为无人机领域的福特。

而在长达六年的技术堆叠下，大疆已经攻克了减震增稳、高速转向、绕点飞行等难题，还能够制作支架、遥控器、螺旋桨、平衡环等部件，已经完全有能力制作一台完美的无人机，让汪滔少年时期心心念念的小精灵来到人间。

2013 年 1 月 7 日，在无人机发展史上，注定会是载入史册的一天。在这一天，大疆发布了划时代的产品 —— 大疆精灵，由此开启了无人机的 “iphone 时刻”。

这款产品号称全球首款消费级航拍一体无人机，拥有领先的飞控和云台技术，还不需要组装，操作简单到新手也能飞，而且第一次坠落不会造成解体，它的售价仅仅 1000 美元。

如同特斯拉开启了电动车时代，苹果手机开启了智能手机时代，大疆精灵则正式开启了消费级无人机时代。从此，无人机从军工和航拍的高端工具走向普罗大众的消费市场，让天空成为每个人的舞台。

汪滔素来极为重视工业美学，因此大疆精灵在产品上相当惊艳，在外观与性能上都对同行形成碾压之势。他曾说：

消费级并不意味着价格低廉却品质粗糙，相反是既便宜又绝对好。

产品刚一问世，便获得热烈的市场反响度。当时大疆内部认为，头一个月销量 3000 台就到头了，想不到一上来就是过万的订货，使大疆迅速垄断全球消费级无人机市场，独占 7 成左右的市场份额。各种赞誉也纷至沓来，大疆精灵系列被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评选为 “全球最具代表性机器人之一”。连比尔・盖茨都买了一台精灵，苹果联合创始人沃兹尼亚克也是粉丝之一。

霸榜之后的汪滔，并没有给对手喘息的机会。他不打算放过同行们，从 Phantom 2、Phantom 3、Phantom 4 到 Mavic Pro，几乎每年都会发布一款新产品，不断通过技术进步来拉升行业门槛。在短短几年内，大疆无人机便更新了好几代。自从 2013 年推出精灵起，此后几年，大疆的营收每年都会实现 300% 的增长，在全球无人机市场一骑绝尘。

回首这一历程，我们可以看见，汪滔的成功代表了一种新的技术创业逻辑，那就是在细分市场形成足够高耸的技术壁垒，并且快速实现商业化复制，最终吃下最甜最大的一块蛋糕。

随着大疆无人机领先全球，2015 年，汪滔以将近 228.6 亿的财富位居福布斯中国 40 岁以下富豪榜第二位。

留着山羊胡，一直以来低调、神秘、鲜少接受采访的汪滔，也开始出现在聚光灯下，他性格中的不同侧面也开始呈现在公众面前。

他常说：

这个世界太笨了。笨得不可思议。

工作以后发现，不靠谱的人和事太多了，这个社会原来是这么愚蠢，包括很多很出名的人，或者大家以前当成神、现在也当成神的人，其实 level 也不高嘛。

2015 年接受福布斯采访时，汪滔曾经说过，世上没有一个人让他真正佩服，伟大如乔布斯也一样。他不喜欢毕加索，认为 99% 的人不敢直说他的画丑，是因为皇帝的新衣的心态，并且曾在朋友圈炮轰孔子。遇到不利于大疆的言论，他会与媒体直接开撕。

他的语言风格犀利、鲜明、锋芒毕露、毫不掩饰，给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迅速成为许多年轻人的偶像，但同时，也引发了许多争议。

更惹人争议的，是他的管理风格。和任何卓越的完美主义者一样，汪滔很难信任下属，一度要求员工写时报，也就是说，每个小时都要向他汇报工作。

有时，他们开发产品过慢，我都不知道我是否应该批评他们。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正在做一些愚蠢的事情还是在偷懒。

他在办公室门上依然写着：只带脑子，不带情绪，容不得任何玻璃心。对于设计不好的东西，他直接骂 “这是什么垃圾”；对于绩效不达标的人员，毫不留情地替换。加班更是一种常态，网络上有许多大疆员工的吐槽：“我每天 9 点上班，基本没在晚上 11 点前离开过。”“凌晨两点研发部办公室的灯还亮着”“别想找到女朋友”。

员工们普遍觉得汪滔很孤傲，甚至会刻意和他保持距离：

最好离他远一点，说不定你离他近了看你不爽。

然而，伴随着企业的壮大，汪滔也迎来了 “巨头” 的烦恼。在过去几年中，大疆的员工数量持续攀升，2016 年校招之后，大疆的人数便狂飙到 6000 多，仅仅两年之后，这个数字又膨胀到 12000，远远超过了汪滔最初设想的一二十人。

身兼 CEO 和 CTO 两职的汪滔，被迫把更多的时间花在了管理上，已经无法像原来那样钻研喜欢的产品，只能依赖同事们去做具体的事情。

尽管他依然很难信任下属，强硬的管理风格也没有变，但他不再要求员工写 “时报” 了，对待员工也多了一些温情。

他曾反思过自身的局限，因为从来没有打过工，所以严重缺乏同理心。

我甚至想要用两年时间去打工，补上这一课。

每到年底，给员工的年终奖也越来越豪华，奔驰、宝马、特斯拉一度成为 “砸向” 员工的奖励，汪滔也因此成为了员工心中又怕又爱的老板。

对于网络上一些不利于大疆的媒体言论，汪滔也改变了之前的强硬方式。比如有位叫陈章的工程师，因为不满于大疆的售后服务，建立了 “SB - DJI 网站”（无人机炸机资讯站），光看名字就侮辱性极强，吸引了众多有类似经历的用户。

大疆起初直接发律师函，但根本没有效果。后来的汪滔反向思考，竟然安排员工到网站中搜集意见，然后改进产品，甚至邀请陈章出席大疆的新品发布会，与 “敌人” 成为了朋友。

这也许与他对善恶的看法有关，他曾说“人恶没有大智慧，心邪做事不靠谱。” 他称之为 “大疆猜想”，并认为 “最聪明的人一定不会选择做坏人”，他甚至希望有人能像证明哥德巴赫猜想一样，把 “大疆猜想” 证明出来。

在评价他眼中另一个聪明人任正非时，他还说过：

任正非从做销售起家，最后可以把技术做得那么牛逼，而且他的方法论、价值观又不是为了钱。现在这些为了钱和名的人，都是蛮 low 的。

记者问，如果不为钱和名，那大疆为的是什么呢？汪滔露出有些得意的笑容，像一个打架打赢了的孩子：

就是想好好玩一把。

转眼间，汪滔创办大疆已近二十年。

曾经那个迷恋航模的少年，如今已成长为无人机领域的领军人物。从小作坊到行业巨擘，他对技术的执着和对梦想的热情始终未变。他从不屑于当世界二流，一开始就瞄准全球领先的目标，并且真的做到了 —— 大疆成为中国近代以来第一个让全球同行都望尘莫及的企业。而追溯这一切的源头，竟只是一本少年时读到的图书，那架红色直升机深深植入他的心底，成为他一生的烙印。

16 岁时，第一次炸机的失落没有击倒他，反而让他忍着伤口的疼痛，决心亲手打造一台完美的飞行器。23 岁，为了让梦想飞翔，他不惜放弃安稳学业，重头再来。27 岁，创业公司濒临倒闭，他也从未放弃探索，而是用执拗与孤傲攀登技术的高峰。33 岁，他对无人机的每一颗螺丝、每一段代码依然精益求精，哪怕熬尽团队的力气，也要追求极致。

如今，45 岁的汪滔依然是那个不可救药、不愿妥协、不被束缚的完美主义者。在外界看来，他狂妄、苛刻，甚至不近人情，但他的内心始终炽热而天真。他说过：

从小喜欢一个东西，就是希望把它变成现实。

这份执着伴随他至今，他的身体早已成熟，但内心始终装着那个为梦想燃烧的少年，并用儿时心心念念的梦想改变了世界。

他证明了天真的执念可以点燃天空，也证明了偏执的追求终能改写时代。正是这份天真与偏执，造就了无人机的自由翱翔与大疆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