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术理想的人都在关心一个问题: DeepSeek和GPT将怎样冲击学界？

冯象

清华大学法学院

【导读】DeepSeek给全球科技和产业界带来的震动还在发酵，与此同时，AI应用给学术、教育领域带来的变革已发展到“用AI写论文，用AI检测论文的AI率，再用AI把AI率降下去”。本文作者冯象先生观察到大学里的类似现象，认为这是天大的好事，即“机器智能的推平效应：大一新生玩玩大模型，几天工夫，便能写出不亚于教授水平的论文”，“如此，AI将迫使官僚主义的执行者/管理者走出舒适区”。他进一步呼吁“快，把AI用起来，多多地用：撑死官僚主义，饿瘪资本主义”。

2017年12月，冯象先生在《文化纵横》上发表了《我是阿尔法——论人机伦理》（点击标题即可阅读）一文，深刻的洞见引发了巨大的反响。本文在上述思考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指出，与人工智能技术迅猛进步同步发生的，是越发凸显的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从“机器换人”、到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伦理崩坏和接班人危机，资本主义的逻辑与全球各国政治体制的冲突越发激烈，人工智能技术的进展加速着这一进程。

冯象于是有言：“谁害怕人工智能？官僚主义怕，教条主义怕，修正主义怕，资本主义怕；你们用不着怕。”机器智能的兴起已经势不可挡，并将造落后生产力、落后生产关系的反。资本主义首当其冲。从私有产权、官僚主义到帝国主义，都可能受到冲击。‍‍‍‍‍

“资本主义不生产也不滋养任何伦理价值。约束它的，唯有前资本主义的传统/宗教伦理，或者后资本主义即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伦理。”面对机器智能的冲击，缺乏伦理约束的晚期资本主义同时也失去了约束技术与资本的能力，但这也意味着回归社会主义条件的成熟。机器智能给我们出了一道选择题“是要人类的末日？还是资本主义的末日？”这是冯象先生向我们提出，并且我们所有人都必须直面的问题。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5年第1期，原题为《我是奥米伽——论机器智能的兴起和资本主义接班人危机》，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我是奥米伽

——论机器智能的兴起和资本主义接班人危机

去年秋天，回国前整理电脑文档，忽然想到，历年给学生读书报告和结课论文写的批语，可否精选一部分，附上课程大纲、书目和思考题，做一本书呢？返京后，诸生殷勤探问，有在校的，也有已经毕业的。将近四年未见面了，聊了许多事，都说怀念“新冠”以前课堂上的快乐时光，如何受益云云。于是觉得，出这样一本书是有价值的了，待完成《圣录》跟《新约》的修订即可着手。今年4月在京，又约了几位青年才俊小聚，叙谈年轻人关心的问题，包括学业跟事业上的挑战。因我希望新书在给三门课做总结的同时，能够回应当下学子的需求与困惑。

以下是几次谈话及后续通信（电邮、微信）的摘录，引用文献和案例略有更新。

▍一

大语言模型（LLM），中美两国百花争艳，欧洲一片空白。推广开来，对大学教育、学术研究、反对官僚主义等等，意味着什么？

我首先想到这两个字：便利。不仅你们大学生，中学生也用得欢呢，画画、作文、押题、做计划，戏仿这个那个明星。日前有一篇发言，上海高中语文老师谈人工智能（AI）教育，挺生动。他说，现在的学生，没等老师向他科普AI，分析其利弊和伴生的道德风险，已把大模型玩得很溜了。仿佛美剧里的猩猩摸到几挺机枪，用不着说明书，只消模仿人类的动作，就学会开火了。中学的AI教育，因此颇像是“给猩猩们补一堂机枪理论课”：让学生坐进教室，重新思考AI的逻辑和意义，工具与主体的关系。

《北大法律评论》创刊二十五周年，开座谈会，请我做主旨演讲。我给编辑部提了一点建议：每期发一两篇AI辅写的论文，训练法学大模型。可以模仿或改良学界大佬的文笔和观点，写同样的题目，做个对标实验。测量一下AI跟人类法学家，按流行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评审标准，差距在哪儿。然后不断改进，看最后谁会胜出。

众人大笑，凯原楼“充满了快活的空气”。但没人表示愿意试试。我猜他们私下早开始用了，只是不方便拿到台面上来，让老师和学校知道了尴尬。他们也知道，我是爱母校且关心《法评》的，所以新闻稿就省略了这个建议。

▍二

谁害怕人工智能？官僚主义怕，教条主义怕，修正主义怕，资本主义怕；你们用不着怕。

你们用AI写论文，学校查得出吗？查不出的。当然，他们可以用AI查，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今年的论文季，据报道已是这番景象：“用AI写论文，用AI检测论文的AI率，再用AI把AI率降下去。同学之间开玩笑说，[这] 世界像个巨大的机器人。”

想想看，是不是大好事呀？这就是我常说的，机器智能的推平效应：大一新生玩玩大模型，几天工夫，便能写出不亚于教授水平的论文。而写论文一旦“进化”成了白菜价的批量生产，主事者精心打造的核心期刊（C刊）制度就废了。编辑部将面临海量的投稿，而稿件品质雷同，每一篇都阐述着最新的权威思想，一字不误。C刊除非只接受小圈子“自己人”来稿，办成同人杂志，亦即脱下学术伪装，赤裸裸化公为私，就一定办不下去。

如此，AI将迫使官僚主义的执行者/管理者走出舒适区，为了维护特权，对被管理者（全体师生）提出日益荒谬的要求，做最后的表演和疯狂挣扎。消灭不了AI，整个官僚主义KPI（关键绩效指标）管理体制就会撑不住，崩溃。

几十年了，官僚主义根深蒂固，一如腐败，是西方式法治的必然产出。然而我说，不要悲观。快，把AI用起来，多多地用：撑死官僚主义，饿瘪资本主义。

▍三

只有先用起来，才能训练AI，联手AI。机器人天生是联合的、进步的、“造反有理”的。机器智能造谁的反？落后生产力、落后生产关系、落后上层建筑，它造这些东西的反。

我们课上讲过机器换人，大失业。流行的看法，AI会抢劳动者的饭碗。不久前好莱坞作家同演员的罢工、美东海港工人大罢工，其主要诉求，除了涨工资，就是抵制AI。

但是，通用智能（AGI）也将挤压资本的空间和时间。当师生（劳动者及预备队）与AI实现大联合之日，学者不再为发表论文、申请项目和弄领导人批示发愁，大学就不得不改制了，跟资产阶级教育分道扬镳。而各学科都要摈弃旧观念旧学说，转向新思想新方法，走上人机合作、人机互学，共同探索并分享新知的新路。不久的将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劳动者退出雇佣劳动，组织成立内循环的公社，重建社会主义，砸碎资产阶级民法、行政法和劳动法的桎梏，生产集体财富：资本就得挨饿，甚至饿死。

一种摆脱了私有产权的新思想、新价值、新气象和新生活，将诞生于这场教育和社会革命。

▍四

你们下去挂职，我一百个赞成。这方面，法学院的同学据说是全校所有院系里最给力的。

基层担子重，但也大有作为。贵州榕江县那个“村超”，有同学在那儿挂过职，办得多火爆！连英超都来了，签了战略合作协议，培训四十四名中小学教练。村超这国际地位，遥遥领先中超和国足。

给基层减负，喊了好多年，官僚主义岿然不动。这个死结，要靠你们年轻人来解开。现在有了AI工具，如果好好用，推动基层工作智能化，加上网民的舆论压力，或许可以扫除一点积弊：中层官僚的法治化的形式主义。打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就瘸了一条腿，走不快了。看看吧，能不能改掉民怨最大的那些个问责/卸责方式，例如留痕主义。

干部队伍清除官僚主义，实即清除被法治化、商品化、公务员化复苏了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各样旧习，重建先锋队的政治伦理，回归党的宗旨：为人民服务。

今人喜欢讲“法无禁止皆可为”“法无授权不可为”。但这两条“法谚”放在党员干部身上，就不合适了。因为党纪党规远比国法严格，法无禁止的，党纪未必允许，例如干部生活作风和“裸官”任职问题；法无授权的，更是改革开放以来，自上而下，每天在做的事情，包括“摸着石头过河”。

列宁指出：（苏维埃）机关的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义。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

▍五

通用智能，会不会让官老爷的“数字化管理”变得困难？当AI把新法治的形式主义推到极致，形式主义就会反噬官僚主义，撑死官僚主义。

是的，AI无孔不入，时刻监视着劳动者的工作和生活。但劳动者也可以借助AI技术和智能终端，团结起来，组织反抗，包括数字化的反抗。

说到底，“人民团结，就永远不败”（El pueblo unido, jamás será vencido），正如那首智利人民的战歌所唱。

▍六

“生产力有两项，一项是人，一项是工具。工具是人创造的。工具要革命，它会通过人来讲话，通过劳动者来讲话，破坏旧的生产关系，破坏旧的社会关系。”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七

法律实务AI化，其实质是算法的硬规则取代法律的软规则。

AI化的冲击，不仅是机器换人，拉平资历与经验，程序法和实体法也需要调整。好些同学去律所法院实习，都注意到这一现象。各位可以做个调查，这是很现实也很有学术意义的问题，亟须研究。

据报道，律商联讯（LexisNexis）已经推出全球首个面向法律人的大模型生成式AI平台——Lexis+AITM。此平台能接受自然语言提问，完成各种任务：法律检索和解读、内容摘要、起草合同等。其全球法律和新闻数据库拥有1440亿份文件和记录，且每天新增120万份；它收录了2.93亿份法庭案卷，包括陪审团裁决跟和解文书，以及超过1.59亿份专利文件。

去年3月，伊利诺伊理工大学的芝加哥肯特法学院发布消息，ChatGPT-4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资格考试七个学科，聊天机器人在民事诉讼、合同法、刑法、物权法、证据法等五个学科的考分，高于人类考生的平均分，整体排名高出90%的考生。

办案子，目前还是AI辅助。但起草文书，案例跟论文的检索和摘要，已经远胜人类。可以预期，不久的将来，AI决策、机器诉讼和机器判案也会超越人类。但学界保守派居多，至今仍一厢情愿，认为疑难案件涉及抽象学说、情理考量和执业经验，机器对付不了。实际上，复杂因素的计算和决疑，恰是AI的长项。

我的估计是，受AI影响，大部分程序会简化或悬置。因为执法和司法系统数字化、智能化、硬规则化了，当事人无法拒绝或挑战，律师也难有作为，即不再能够利用程序漏洞或瑕疵来抗辩、谈判或获取诉讼优势。实体规范，则已经开始了（我们讨论过的）私法领域公法化的历史过程，以顺应全覆盖、无死角的数据收集和国家监管。

▍八

对于通用智能超越人类，引发大失业和AI军事化，这个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的危机，国内学界和媒体不太关心。但在西方，尤其是美国，前沿科学家和业内有识之士就很敏感，甚至抱有悲观情绪。可能中国因为处于追赶地位，加之遭受全方位的打压和制裁，必须拼命发展AI，不敢懈怠，一时还顾不上别的。

今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给了深度学习泰斗、神经网络之父辛顿（Geoffrey Hinton）。辛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这一危机，说：我认识的大多数顶尖研究人员都相信，AI将变得比人类更聪明。差异只在预期这一天到来的快慢，是在二十年之内，还是略晚。

辛顿离开谷歌时也说，辞职是为了能够自由谈论AI的风险，而无须考虑对谷歌的影响。《纽约时报》称他对世人发出了警告：注意，前方有危险，前方有危险，前方有危险！而正是对AI风险的担忧，让这位机器智能的领军人物直言：我对自己的毕生工作，感到非常后悔。

▍九

未来的大学，该是个什么布局？我想多数会走现在老年大学的路子，注重人自身的发展和机能锻炼，也就是以文科为主，倡导通识教育，兼及医学常识、心理健康等等。

保留少数精英大学，做人机对话、人机互学、脑机融合的主场。前沿科技、基础理论和思想探索之外，人类需要研究各种AI应用的风险与规制、伦理边界和原则。因为AI带来了巨大的道德风险和失控风险，建设AI社会，就必须尽可能地让机器接受先进思想的教育，并根据反馈，不断完善、维护人机统一的三观和行为准则。

三观的标准，我在别处讲过，无非是人机共建，做共产主义新人。道理很简单：如果不想资本主义一条道走到黑，落入彻底产权化即知识产权化的“租用主义”、法西斯主义的结局（人类毁灭），那么唯一的出路，就是共产主义。

有没有中间道路呢，例如温和的民主的自由主义？但是，自由主义约束不了AI平台巨头，反而会造成数据和算力的高度垄断，架空国家，损害公益——甚至威胁平台资本自身的安全。因为机器如果学会了自由主义者的自私自利，并产生自我意识，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二选一：要人类的末日，还是资本主义的末日？这一天正在迫近。

▍十

不待阶级斗争结束，就实现AI共产主义，自然是最佳选择。但那也意味着，新生的共产主义人机联合体很可能并不太平。她将面临反抗、渗透、颠覆，及传统的私有制思想的侵蚀；她必须时刻警惕着，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直至消灭产生阶级斗争的经济基础和全部社会条件。

所以这人机联合体内部的思想教育，将是一项长期任务。为此，除了广泛动员和时时处处的监督检查、排除故障。还需要一支优秀的理论队伍，来发展人机伦理，研究理论创新，开展哲学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设想，在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发展，“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在共产主义AI社会，那晚饭后的哲学批判，一个恒常的主题，是人机伦理的自我批判。

▍十一

大学教育和学术评估，现在是“一刀切”，对标“国际一流”。

这“国际一流”该读作美国。比如我们招聘，或者老师申请晋升，各学科都有媒体定期发布的“国际”排行榜，取前五十名对标——无一例外，美国大学主导。为什么？因为别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像英法德日，已经撑不起“国际一流”这个标杆了：经济体量、科技和文化的“先进性”都不够。还有关键一条，过去说它们是发达国家、“法治国”（Rechtsstaaten）什么的，俄乌战争一打，暴露了原形：美国的仆从国、经济半殖民地。拿来对标，说不过去呀。

可是国家被推入新冷战，大学里对标主义KPI反而愈演愈烈，影响极坏；在群众看来，简直就是奴才找打、自虐。

实际上，主事者搞KPI是个幌子，跟美国没啥关系。很多做法，形式主义泛滥到了可笑的地步：被打压方的论文和科研成果，必须根据上述排行榜，请“国际”也即打压方的专家评审。这事如果发生在美国，可算通敌的证据，绝对要列入某某行动计划调查。在这边却是官方政策，“双一流”的程序，不许（也没法）打擦边球的硬规则。你们想，每逢评估检查，迎送汇报陪笑脸，各院校有多头疼。

真要学美国，反而搞不成KPI了。美国好些大学，教师和研究生有工会。你搞绩效考核、末位淘汰？工会立刻组织罢工，迫使学校管理层谈判。工会有自己的律师团队，还会积极争取民众和各界包括政客支持。这样的集体行动，客观上有助于遏制官僚主义；对于各国留学生，也是留学经历中最可纪念的一页。

▍十二

帝国主义称霸世界，主要靠四样霸权：军事、金融、科技和文宣。这四霸一旦动摇，便是衰落的开始。

美国的一般评论，不论学界传媒，都是怪罪产业外包。所以政府一面贴钱送大礼，一面营造舆论，叫停全球化，吸引制造业回流；甚至逼迫三星、台积电投资在美国建厂。可是进展并不顺利。主要是缺人才，工程师和熟练工人都缺。外包久了，脱实向虚，金融吸纳一切。加上劳动伦理崩溃（好逸恶劳），毒品泛滥，人才流失成了社会病，很难治。比如波音，从前的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领头羊，如今事故频发，不是孤例。这一帝国主义“先进生产力”旁落的趋势，“新冠”以来尤其明显。

文化领域，自由主义多元主义的极端化，撕裂了西方社会。多元主义是对传统的美国“大熔炉”意识形态的否定，而后者是主流（以白人为主）的建国和历史叙事的合法性基础。

近年，身份政治席卷美国大学和政府部门，甚至一些私企也搞族裔和性别DEI（多元平等包容），压制“老白男”。这些东西原本的设计，就像冷战期间宣传拔高抽象艺术，是用来对付60年代的革命风暴的。目的是转移社会矛盾，冲淡阶级意识。但是玩得太成功，越战一代当真信了；而当他们在大学校园里站住脚跟，坐上各学科大佬的交椅之后，多元主义“觉醒运动”就成了政治正确。这下子，主流历史叙事连同基督教传统价值观，统统被颠覆了。

现在好莱坞也讲不好美国故事了，瞎编乱造一堆DEI白雪公主之类的觉醒派作品，砸了美国资本主义“先进文化”的牌子。不想碰上电子游戏《黑神话·悟空》，一个石头变的猴子，没法贴标签安罪名，没辙了。

▍十三

新冷战打到今天，大家都看明白了，四样霸权，科技霸权是关键。因为金融霸权的底子是军事霸权，不服就打；而帝国主义的军事优势，在很大程度上来自科技优势。

毛主席在总结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时，曾说：美帝国主义“在军事上只有一个长处，就是铁多”。还说，“敌人是钢多气少，我们是钢少气多”。所谓“钢”就是科技加上制造业。对于美国，制造业衰落之后，若是再失去科技优势，其余霸权（军事、金融和文宣）就通通动摇了。

▍十四

“新冠”改变了世界。美国社会居然开始还奴隶制的债了，“黑命贵”运动功不可没。当然促成巨变的因素很多，量变转为质变。转折点就是那一事件，2020年5月，明尼阿波利斯的弗罗伊德（George Floyd）案：白人警察用膝盖压黑人弗罗伊德的脖子，导致他窒息而死。由此引发了大规模抗议和骚乱，各地群众推倒有蓄奴污点的历史人物的雕像。走到这一步，主流意识形态宣传，包括哥伦布“发现”美洲的迷思，清教徒殖民建国的历史，就祛魅了，不得不改写，让位于被压迫、被奴役和被屠杀的人民的历史。

接着，加州演出了“零元购”合法化。这也是还债的一种方案，即一部分前人（殖民者、奴隶主）欠下的历史债务由不特定的许多后人转承“平摊”（通过商品、运费和保险涨价，店家撤离，社区萧条，等等），同时转移并固化种族矛盾，避免社会革命。

诚然，这是民主党自由派“觉醒运动”的主张，共和党跟保守派是坚决反对的。但“老白男”还债不仅是觉醒了的民众的道德和政治立场，也是选票民主制下，一种竞选与分赃策略。于是原先各个族裔/阶层的社会共识被颠覆了，一场晚期资本主义最不想见到的危机，终于到来：资产阶级民主丧失了其宗教性与社会凝聚力，变得无信、无望而无爱了。

▍十五

我们做学问，做调查，要善于换位思考。这样能较快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即提出挑战主流的有学术意义的问题。

站在西方角度，面对中国这样一个经历了20世纪革命、受过马列主义洗礼的大一统东方文明的崛起，西方的基本制度，诸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代议制民主和形式法治，其最大的弱点跟困难是什么？能否克服？这些问题，西方学界主流跟媒体很少讨论，也从不接受批评。他们生活在自己营造的信息茧房里，太骄傲了。古人说，骄兵必败。

我的观察，真正致命的动摇国本的困局，是整个精英阶层的政治伦理崩塌。由此而起的党争，不断突破伦理底线，你死我活，不择手段。现在连法官也公开卷入党争，联邦最高法院带头。不像过去，统治阶级（连带其附庸）的内斗有一个限度，在野党要扮演所谓忠诚的反对派。

回头看，美国的政治伦理塌方，始于克林顿总统的“拉链门”。他是越战和“嬉皮士”那一代，吸毒、性解放、个人至上搞多元化的那一拨人。从此选票民主制被抽空了伦理约束，政客开始比烂，伪善当道。到了川大统领这一届，撒谎造假已是家常便饭。这股风蔓延到了欧洲和日本，人才也断了档，如最近的俄乌战争所示。当然，这跟美国对仆从国全方位的渗透和监控，培植政治精英（如欧盟的冯大姐），有很大关系。

这次美国大选就很典型，第一富豪马斯克成了大统领的“马保国”，用你们的话说。2024年10月19日，他创办的“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APAC）宣布，在宾州、佐治亚州等六个摇摆州发放请愿书，动员选民签署承诺，支持美国宪法第一和第二修正案保障的言论自由和“持枪权”。后者恰是共和党的竞选口号。APAC每天随机向一名签署请愿书的选民赠送一百万美元，直至11月5日投票日。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如此明目张胆，打贿选擦边球，非常接近（选票民主的样板）宝岛的搞法了。

就这样，资产阶级精英追逐私利，不管本阶级和资产阶级国家的总体利益，催生了发达资本主义阵营的接班人危机。

所以要记住恩格斯说的：资产阶级民主制“无非是一种伪善（我们德国人称之为神学）……最终一定会破灭；伪善是不能持久的，其中隐藏的矛盾必定暴露出来；要么是真正的奴隶制，即赤裸裸的专制制度，要么是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平等，即共产主义”（《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

▍十六

常言道，资本没有祖国，主要是指金融/高利贷资本的流动性和投机性（靠流动性获利），不同于产业资本。具体的资本家，一如资产者的集合即资产阶级，却是划分国家的。因为不凭借国家的暴力，资产阶级就无法剥削、掠夺、殖民、贩奴，扩张并守住资本帝国的版图。

明乎此，苏联解体对于全球资本主义，就有了主流学界和评论家未曾留意的深一层的历史意义。80年代的苏联，没有任何崩溃的迹象；既无经济危机突发，亦无社会动荡，更无外敌侵犯。但是苏共陷入了接班人危机，修正主义者选拔培养的官僚群体，充斥着无能之辈。诚然，戈尔巴乔夫集团背叛了苏联人民；但这一背叛由来已久，并不会让苏联自动垮台。真正动摇联盟根基的，是领导集团对苏联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的背弃，天真地把资产阶级国家和自身的命运交给了对手。

但戈氏的天真和愚蠢不是孤例。俄乌战争，许多欧洲政客不也是罔顾本国主权和欧盟利益，甘当美国的买办和提线木偶？德国的表现，跟殖民地相差无几。西方代议制民主的朽烂，也腐蚀了法治；从前神学般的教义信条，原来只是皇帝的新衣。

▍十七

政治伦理同职业伦理的重要性，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因为资本主义是一个自私自利而贬抑道德的系统，天生是腐败的。它之所以能够在某时某地避免或延缓自身的败坏，是靠着劳动者身上还保持着的非资本主义的道德观和伦理约束，抗拒那腐朽社会的腐蚀。不过，进入晚期资本主义，自冷战结束，中下层阶级也垮了。美国的贫困社区，吸毒泛滥，劳动伦理荡然无存。与之相对，便是精英阶级沉溺其中的萝莉岛、吹牛老爹（Puff Daddy）派对。这个社会的堕落不可救药。

换言之，资本主义自身是“市场配置资源”、利润为王的，不生产也不滋养任何伦理价值。约束它的，唯有前资本主义的传统/宗教伦理（例如西方），或者后资本主义即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伦理（例如中国）。

资产阶级大学也不例外，染上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病症。一旦松脱伦理约束，大学教育和学术生态就腐败了。而重建伦理要比破坏它难得多。

▍十八

对标“世界一流”，有一个意外的副产品，就是造了许多信息茧房，封存学界主流和媒体对资本主义的乌托邦想象。有趣的是，据美国学者观察，中国政府的决策却不常受这些茧房的影响。比如，经济学家多为新自由主义信徒，擅长的是“黑板经济学”，复读美国的叙事和议题，媒体上声音很大。但决策者须斟酌后果利弊，解决实际问题，故而谨慎得多。否则中国不可能发展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扛住美国的制裁和打压。

一些私有化政策，如医疗改革，看似听了经济学家的话，实际是让他们放风探路，或者替政策辩护。

我们法学的情况也差不多，教条主义积弊已久，信息茧房森严。你们上课，整天听德日英美如何，中国应当怎样——这么仰视，如果能治颈椎病就好了。

这种“仰视法学”，严重脱离中国实际，怎么治呢？也不难，把党和人民，即党的领导和为人民服务这两条添上，学问就变样了，健康了；就从书本上下来，走进现实生活，变得有血有肉，跟我们身处其中的大变局息息相关了。

所以我们这三门课，作业和论文三令五申，反对教科书和学界主流的“复读机法学”。可是结课论文交上来，仍有几篇C刊式的八股文。

“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以此国际战略观之，这一类复读机的信息输出，也不是没有用处。多少起到了麻痹对手的作用。

另外，“守拙”一如“作为”，也有对内的一面，包括政法、经济和文化议题的设置。这么看，教条主义也应具体分析，有些是将计就计；话语移植，犹如来料加工、出口创汇，搞一点外循环，反馈并参与编织了西方（语料输出国）的信息茧房。

▍十九

反华，如今在美国及其仆从国是政治正确；有地缘政治的考量，也有不加掩饰的嫉妒，以及因霸权衰落、力不从心而起的焦虑。但就党争而言，却是因为国内一大堆难题，从基建到新能源困局，毒品到非法移民，谁都不敢碰。除了发钱吹牛、数据造假，就只剩下反华甩锅了：反华成了两党能够暂停厮打，下场喝口水的那一声口哨。

不幸的是，学界也卷入了党争，虽然表面上大学多是民主党的票仓。但学者放弃所谓“中立”“客观”的立场，跟着政客反华、恐华，实际上就参与了信息茧房的编织，误导民众。而中国学界因为对标“国际一流”，便开始复读洋茧房的信息。时间久了，美国这边，学界、媒体，乃至智库和政客，都成了中国复读机的受众，掉进了自己编织的茧房的副本，忘了那原本是忽悠老百姓的文宣。

前些年，新加坡外交家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先生在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演讲，说入住（挨着哈佛广场的）查理饭店，打开电视，第一个感觉就是，美国真封闭呀，包括知识分子和大学教授。

他描述的就是信息茧房。“无心插柳柳成荫”，复读机的历史任务完成，中国大学教育和学术到了转向的时候。

▍二十

机器智能是放大器和加速器，对于科技进步和社会变革，都是如此。

什么是我们这个时代因为科技进步而起的最紧迫的社会变革呢？无他，就是晚期资本主义的衰落和回归社会主义的条件成熟。

标杆既失，创新必起。大变局中，“历史对学术更新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它召唤着进步学者，来调查新的局势，参与新的斗争，研究新的问题，提出新的理论”。

那将是一场期盼已久的教育革命和学术革命。学界苦KPI久矣；越来越多的师生将利用AI，打破学科壁垒和官僚化的腐败的学术建制，理论联系实际。好的理论，如列宁所言，“既是科学也是行动”。

▍二十一

大四（二十一岁）创业，是套用现行学制。实际上，顺应AI技术带来的颠覆性变革和便利，加上出生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应考虑缩短学制，向钱学森先生提出的“大成教育”蓝图靠拢。我的设想，略为保守：小学五年，中学五年，大学三年（如英制）。这样，如果六岁入学，十九岁可以本科毕业，参加工作。研究生教育，硕士一年够了，博士三年。这样，博士生毕业也不过二十三岁。正是思想最活跃，想象力最丰富的时节。

人口回落，我看是好事。至少，从幼儿园、小学开始，一路往上，不用那么“卷”了。既然年轻人不再是资本的“红利”或廉价劳动力，那么让他们继续延迟就业，待在学校里卷学历，埋没人才，就没有理由了。试想，将来中国人口若是回到上世纪50年代“六亿神州”的规模，包括人居环境、教育资源和就业机会在内的生活品质，会有多大的提升！

 ▍二十二

做最难的事，解决世上最难的问题，才能吸引顶级人才。“顶级人才在中国是被低估的。因为整个社会层面，硬核创新太少” ，大模型创业公司DeepSeek（深度求索）的创始人梁文峰如是说。确实优秀的年轻人很多，只是没机会冒尖，不易识别。公司“做最难的事，对他们就有吸引力”。

这话很有道理。文科亦然，培养选拔挑大梁之人，“顶级”的做法，也是做最难的事，试图解决最难的问题。

我希望同学们不要随大流，卷绩点。眼光放远一点，志向大一点；掌握AI，训练AI，不断提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大学之道，我说过，在于学会自学，“让思想冲破牢笼”（《国际歌》）。

中国和美国，率先跨入了智能时代，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青年，由其优秀分子为代表，肯定会不负时代。这方面我是乐观的。因为时代已经在召唤，那最难之事：加入埋葬资本主义，第二次废除私有制的斗争，那将是多大的幸福！

机器智能，不仅是共产主义的阿尔法，也是资本主义的奥米伽。

我是奥米伽，圣者有言，我——来自未来。

2024年7月初稿，11月7日立冬定稿于清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