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弃医从文，这位医学大家却做出了相反的决定

鲁迅先生的“弃医从文”故事，大家并不陌生。

据《呐喊·自序》，正在仙台医专学习的他，看到过这样一幅画面：“……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彩。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鲁迅深哀围观同胞之麻木，“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遂弃医从文，走上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而近代有一位力行改革、中西汇通的医学大家，则恰恰相反：舍文坛，入杏林。

他就是恽铁樵（1878—1935）。

有意思的是，从医之前，恽铁樵曾主持过《小说月报》一段时间，他兢兢业业，使得这份当时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刊物，为尚处成长期的文学作者们提供了初试啼声的舞台。他曾为鲁迅小说“处女作”《怀旧》作了多则批语，“接笔不测从庄子得来”，“用笔之活可作金针度人”，“转弯处俱见笔力”，“写得活现真绘声绘影”……不难看出对《怀旧》的欣赏之意。经他之手，《怀旧》得以发表。称恽铁樵为鲁迅的第一位伯乐，或许不算过分。

恽树钰，字铁樵，江苏武进人，出生于一个不太富裕的家庭，幼时因父亲工作上的需要，随父亲来到福建。命途多乖的他，还未及志学之年，就遭受双亲亡故的悲痛。福建对他来说是个伤心地，没人照顾的他只得回到武进老家，由族人托养。

幸好，故事有时是悲中有喜的，就在越过志学之年的头一春，他考中了秀才。可是他并没有继续走科举之路，毕竟，在这样的时代，科举已经不算是读书人唯一的出息了。就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盛宣怀筹款在上海的徐家汇创办了南洋公学，隶属招商、电报两局。公学设立师范院、外院、中院和上院四院，这就是今日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

1899年，公学先后设立译书院、东文学堂，培养翻译人才，译书院后来还发展为中国近代出版业的先驱———商务印书馆。

盛宣怀像

上海南洋公学当时就拥有响亮的名声，盛宣怀本身是富商出身，所以学校教育经费相当充足，师资力量、教学设备都是一流，毕业生的出路也很好。当时恽铁樵无依无靠，琢磨自己的前途，心想：反正科举出身也不再是镀金镀银了，干脆读个“实学”，在新时代中既有发展潜力，又能学得一技之长，不用再靠族人脸色吃饭！于是，他就于1903年进了南洋公学就读，又于1906年顺利毕业。他在英文的读与译方面功力大增，日后被目为编、译、著皆能的全才。

毕业以后，他曾经于上海、长沙的中学当过教员，生活还算过得去。业余时间，他还试着翻译西方小说。在人生的前半段，他是个不折不扣的文学家。正因为热爱文学，他对文字态度严谨，文笔也在岁月流逝中被磨得更精彩而深刻。很难想象，这位日后在中西医汇通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医者，曾经有着舞文弄墨的“不务正业”经历。

1911年，他进入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译员，次年就被聘为该馆发行之《小说月报》的主编，并主笔译述西方小说。如此经历数年的编辑生涯，虽没有让他在医学造诣上打下扎实的基础，但翻译所熟悉的西学知识，却促使他在日后著书立说、成一家之言。

开启中医生涯的缘起，可能是恽一生面临的最大悲痛。

1916年后，他的三个儿子相继感染了伤寒（一说为白喉）。恽铁樵幼时曾读过医书，但仅粗通医道的他，缺乏实际的临床经验，空有满腹经纶之资、下笔如神之能，此时却只能束手旁观，眼睁睁地看着三个儿子接连死去。

一般人对医理而言是完全的门外汉，当可悲叹命运弄人，然而，学过中医的他，这时的手足无措极可能更深刻地刺痛了他的心———浸淫文章的初衷与学医之不精仿佛是对他的讽刺。好在亡羊补牢，犹为未晚，相继而来的丧子之痛并没有击倒他，他开始重拾医书，在过往打过的一些基础上，深入研读《伤寒论》，从经典中汲取中医学的能量与精神，并请教伤寒名家汪莲石与名医丁甘仁等。

隔年，他的第四个儿子又罹患伤寒，发热恶寒、无汗而喘。请来的名医，虽读过《伤寒论》，却不敢用伤寒方，仅仅开出温病学派常用的豆豉、山栀、豆卷、桑叶、菊花、杏仁、连翘等药物，结果导致喘热更甚。恽铁樵踌躇徘徊，彻夜不寐直至天明，在逼不得已下，果断开了一剂麻黄汤，并对夫人说：三个儿子都死于伤寒，医生又无能为力，与其坐着等死，宁愿服药而亡。结果四子服过一剂后肌肤湿润，喘逆稍缓，二剂后汗出热退，喘平而愈。自此而后，恽更加信服伤寒经方，钻研中医经典。

要加以说明的是，恽绝非一位半路出家的中医，他曾言：“吾乡有特殊之风尚，凡子弟毕五经者，辄令读医书，故吾幼时曾读《医学三字经》，及《素问》与《温病条辨》。”所以他对中医基础理论早有一定认知，只是一直缺乏临症经验而已。后来，亲友偶遇疾病，都来请他开方治疗，而经其所治者亦多有良效。于是，他决定放弃编辑职务，挂牌行医。

1920年他业医于上海，这是恽离开商务印书馆而真正弃文行医之始。

对他来说，中医是他人生事业的最终抉择，也是他成为民初医史上重要人物的开端。

恽铁樵像

恽铁樵曾接触西方文化并兼通西医，倡导以中医学术为主体，适当引进西医学理来改进中医。他白天为人治病，夜则握笔著书，一生著作甚丰，许多医著都透露出当时中西医冲突与融合的时代氛围，这是他在中西医融合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原因。其书也多与仲景学说相关，他倡议研读古医书，是民初伤寒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只不过，喜欢用经方重剂，曾让他遭受打击和质疑。幸好，另一个让他赢得中医界好评的事件，是他曾著书反对余云岫的理论。

余在民初的医史上同样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但刚好与恽相反。余云岫早年留学日本，受明治维新时废止日本汉医思潮影响，于1916年发表《灵素商兑》，否定《内经》中所奠定的传统中医理论，为中医界所仇视，是民初反中医大将之一，更是当时废除中医派的总代表。恽于1922年著《群经见智录》，次年著《伤寒论研究》，针对时人对中医的误解和《灵素商兑》中的攻击文字提出中医界可行的改革与解释，是中医界率先挺身而出，回应余的挑战者之一。

恽铁樵著《伤寒论研究》、《临证演讲录》

若省思恽铁樵的言论，可知中西医并非仅处于论争状态。因为他对余云岫的言论并非完全嗤之以鼻，正是因为那份深刻的批判，他认为余云岫对《内经》所下的功夫不可谓不深。他说：“余君云岫，以西医著《灵素商兑》，其《内经》之知识，较之寻常中医，不止倍蓰，诚豪杰之士也。”

恽铁樵认为当日西医有“风起云涌之观”，然而，中医界能够参酌西医学说者，不过“一枝一叶”罢了，若干打着“保存国粹”旗号的人，也说不出什么令人折服的新道理。从他的例子来看，中医不能只是“反击”而已，能不能有更积极的改革与自省，是中医能不能继续发展的关键。况且，中医界的保守与退步，并非一朝一夕所累积的，中医在新时代被质疑，其来有自，若中医只有“崇古”“信古”这条路，那么整个中医学术的发展也势必沉沦。有时中医的问题不但是自身学术发展的问题，也是社会的问题，所以，当时中医界的状况已呈现江河日下、后继乏人之态，许多医生都无法将经典中的道理说出，即便老医生也对中医理论不甚明了。

另一方面，中医理论既没有人肯多讲，复又受社会普遍认知的冲击，便成了不符合时代潮流的“遗物”，几乎要被淘汰了。值此内外交逼之时，中医之衰弱状况及其面临的社会压力，可以想见。在新时代中，中医必须学习西医之长处，勇于面对西方。所以恽言：“中医与西医同化，应受影响而改良，而不应被征服。”恽将某些西医对中医的反对，视为促进中医改良的动力。他继续呼吁：“西医反对亦不足为患。

​凡学术之进步，都在逆境，不在顺境。所以孤孽多达，忧患多生。西医之反对适足玉成中医。惟自身败坏，却是膏肓痼疾，足以致命之点。”恽认为中国医学的价值在于处方，实际治疗上常能发挥显著功效，但是仅能称作治疗有效果的“验方”而已，却没有一个学理可以将标准定义清楚，所以才会受人指责，慨叹“虽有千万方，等于无方”了。故将病理与中医学学理研究清楚，是当前急务。

恽铁樵并不全如持中医本位主义者那样，认为西医完全不可取或是西医完全是站在“侵略者”的殖民医学角度来看待中西医会面。他认为，西医可以发挥解释、考订、纠正中医古籍的作用，在新时代中有新的意义，并言：“虽仲景复生，当亦倾耳听之矣。”

更进一步来谈，中西医融合与冲突虽然是当时医界的重要议题，但中医融合西医，并不是“采用一二种西药，与拾一二语西医唾余，可以了事”的。我们看待一个人的见解时，必须放在大时代的动态中来看，谈民初的中西医融合史，中医界也有许多不同切入角度的看法，并不是只有“中医—西医”这样的二元或对立角度而已。真正的重点应该是西医如何促使中医去思考自己、表达自己；而后，再去检视中医留下了或是改变了什么。

恽铁樵明显感受到当时中医界太过在意西医知识的内容，焦急在治疗方法上学习西医。他针对张锡纯在《医学衷中参西录》中的论述，认为：“彼中医而用热度表，用灌肠器，解释中风病谓是脑充血，解释惊风病为脑膜炎，嚣然自命谓能衷中参西，若此者可以壮门面，于改良无与也。”可见恽对参酌西说的要求甚高，甚至指向中医基础理论的改变与自我定义。

他曾两次创办中医函授学校，1925年首次创办“铁樵中医函授学校”，受业者计有600余人，但随后亦为守旧者所忌，于1928年停办。当时挂名“学校”的中医教育，必须经过政府批准，否则很容易被勒令停办。1933年再创建“铁樵函授医学事务所”，受业者从1933年的364人，增至1936年的753人。

为配合函授，他还于1934年兴办《铁樵医学月刊》，至1936年才停刊。他办学相当有成效，一位学员的家长是位老中医，读了他儿子在校内的教材《恽氏函授讲义》之后，主动写信给恽，说他是“理贯天人，学通中西”的医生，并言：“读医书垂二十年，结果疑难山积，无可自慰。今读讲义未久，恍如黑夜逢灯，渐能认识路径。”恽的许多著作都成了他的教科书，可见恽擅于将艰涩难懂的古典医理，在新时代中用听得懂的话语说出。

他真正的长处，就像他曾经是一位作家那样，不断著述，并持之来教育新中医。

（节选自《近代中西医的博弈——中医抗菌史》，有删节。标题为编辑所拟。部分资料来自范伯群《从鲁迅的弃医从文谈到恽铁樵的弃文从医——恽铁樵论》，《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