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音不减来时韵——纪念叶嘉莹教授
著名古典文学专家叶嘉莹教授于11月24日逝世了。
初识叶教授,是在20多年前的央视《百家讲坛》。那时候她在讲古典诗词,讲“兴发感动”,抑扬顿挫地引用陆机《文赋》里的“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
后来在图书馆借过她的《迦陵说诗》等著作,由于叶教授非常钦佩她的老师顾随,我还在网上下载了《顾随文集》。
然而,评点赏析古典诗词的文字,其实我更喜欢钱锺书《宋诗选注》、赵齐平《宋诗臆说》以及金性尧《唐诗三百首新注》这些书。因为我会被一种叫做“理趣”的东西所吸引,这些书有的行文很平实,然而淡中有味,平中见奇,故而理能生趣。而读叶教授的书,我诚然也很有收获,比如她对杜甫《秋兴八首》的分析,但那种打通性灵的“理趣”感却并不强烈。
其实,让我对叶教授刮目相看的,是她对新中国的态度。叶教授1948年随夫去台湾,后入加拿大籍,1974年回到祖国大陆参观访问,写下了长诗《祖国行》。我印象最深的是这四句:
“祖国新生廿五年,
比似儿童甫及肩。
已看头角峥嵘出,
更祝前程稳着鞭。”
历来把祖国是比作母亲的,然而叶教授可能是受了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的启发,把当时那个还并不富裕然而单纯明朗生机蓬勃的新中国比作一个可爱的孩子。
她还写过几万字的长文赏析浩然的长篇小说《艳阳天》。关于这些文字如今颇有争议,我不想多说,只讲一点,那就是叶教授在主人公萧长春与焦淑红的爱情中发现革命者志同道合的爱情与中国古典诗词中“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西北有高楼》)”的爱情描写是高度契合的。
有人批评《艳阳天》不写或回避爱情,叶教授回应说:
“可能是由于我们看惯了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作家所写的爱情故事。一般总是在男女主角一出场时,便光描写对方的容貌仪表如何彼此吸引,然后又安排一些花前月下的场面,用浪漫热情的笔调,写他们由谈请、接吻、拥抱甚至上床的进展过程。可是《艳阳天》中,却全没有我们所熟悉所预期的这些描写,这该是我们这些读者,认为浩然‘不写爱情’的主要缘故”。
“浩然对于长春与淑红的爱情叙写又往往多用曲折含蓄的笔法,而且常与当时的斗争事件相结合一起来进行,这很可能是使读者以为‘不写爱情’的另一缘故。就我们本身预期的落空而言,我觉得那是由于我们的预期,本来就可能是一种错误的成见。因为不同的思想性格,对于爱情的表达,自然有不同的方式。”
“萧长春和焦淑红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激烈斗争中生活的青年男女,他们对于农村有着共同的热爱,他们对于合作化有着共同的理想,他们在斗争的情势中,面对着共同的敌人,他们之间爱情的紧张和表达的方式,其不可能相同于小资产阶级有闲有钱的男女们之谈请说爱的方式,毋宁是一件极为自然的事。所以要想欣赏和了解浩然对于长春和淑红二人间爱情的叙写,也许我们应该对我们过去的成见先有一些反省。至于浩然之多用曲折含蓄的笔法,而且常把爱情的进展与当时的斗争相结合在一起来叙写,则主要是由于小说本身的需要,而并不是由于作者不肯或不会描写爱情。”
“这部小说的背景是中国的北方农村,一般说来,关于男女间的爱情,在国内,北方较南方表现得含蓄保守,农村又较城市表现得含蓄保守。”
“在中国旧文学里,明月与高楼常使人联想到曹子建的‘明月照高楼’的富贵人家,可是在新文学里,浩然在他写得成功的《艳阳天》的小说里,他描写的月亮就不再是照着高楼轻歌曼舞的月光,而是照着北国平原一片麦田的劳动人民眼中的月光。书中开头写主角萧长春从工作地点夜晚回到乡村一路见到到的月光,后来经过一次斗争以后,他去找乡村的一位党委王国忠谈话,然后同对他深有情谊的少女焦淑红一起走回来所见到的月光。他这两段完全不是继承旧文学的写法,而是根据他亲身经验描写农民心中的月光,写得很美”。
当年读过叶教授的这些论述,我曾想起列宁同志的话:
“要记住,工程师承认共产主义所经历的途径将不同于过去地下宣传员和著作家,他们将通过自己那门科学所达到的成果来承认共产主义,农艺师将循着自己的途径来承认共产主义,林学家也将循着自己的途径来承认共产主义,如此等等。”
叶教授从童年到青年不是在旧中国(包括台湾)就是在海外,并没有系统学习过马列主义理论,很可能还被大量灌输过相反的理论,但她为什么会一看到社会主义新中国就高度认同呢?从她自己的论述来看,这是因为她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和评论者,她能感受到折射在文学作品中的新中国和劳动人民身上的那种真实、丰富、健康、独特的美。用列宁同志的话说,叶嘉莹教授就是“循着自己的途径”即文学研究与评论的途径来“承认共产主义”的。
可以相信,叶嘉莹教授走过的这条道路,不会只有她的空谷足音。
咏得七绝一首以志:
“碧树西风黯旧家,
飘蓬万里终有涯。
清音不减来时韵,
爱与濂溪赋荷花。”
叶嘉莹教授的人品诗心永远垂范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