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跨国收养丑闻：许多孩子被绑架送出，亲生父母未得到真实告知

核心提示：

1、收养系统受害者：调查发现韩国收养系统的黑暗面，许多被收养者如罗伯特·卡拉布雷塔发现其收养文件是谎言，他们被从亲生父母身边夺走，而亲生父母被误导认为孩子已死或病重。卡拉布雷塔等人是不断壮大的受害者社区成员，他们指责收养机构为潜在父母而非弱势儿童寻找孩子。

2、跨国收养丑闻：调查发现韩国政府、西方国家和收养机构联手向海外输送约20万名韩国儿童，许多孩子被绑架或欺诈手段送出，亲生父母未得到真实告知。欧洲已停止国际收养，韩国成立实况调查委员会，数百人提交案件审查。

3、政府与企业合谋：韩国政府不仅默许欺诈行为，还制定法律加速不受欢迎儿童的出口，西方政府对此视而不见，甚至施压韩国继续输送儿童。收养机构创造儿童竞争市场，向医院付费以获取儿童，形成了“婴儿工厂”现象，严重侵害了儿童权益。

当飞机降落到首尔时，罗伯特·卡拉布雷塔用毯子裹着自己，膝盖像子宫里的婴儿一样塞进胸前。一滴泪水顺着他的脸颊流下。这位34岁的年轻人感觉自己就像一个新生儿，这是他3天大以来第一次见到他的父母。

在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认为他们抛弃了他，让他被收养到美国。当他最终找到他们时，他得知了真相：他的收养文件上的起源故事是一个谎言。他的父母在1986年被告知，他们的孩子病得很重，他们认为他已经死了。

卡拉布雷塔是一个不断壮大的收养系统受害者社区中的一员，他们指责他们为潜在的父母寻找孩子，而不是为弱势儿童寻找父母，有时其毁灭性的后果直到今天才浮出水面。

一项调查发现，韩国政府、西方国家和收养机构联手向海外父母供应了大约20万名韩国儿童。

欧洲国家已经启动了调查并停止了国际收养，韩国政府在被收养者的压力下接受了实况调查委员会，数百人已将案件提交审查。

针对数十起案件调查发现：这些儿童是被绑架出街并被送往国外，他们的父母声称，他们被告知他们的新生儿已经死亡或病得太重而无法存活，结果却被运走了。

文件显示，收养机构为儿童创造了一个竞争性市场，并付钱给医院来供应他们。韩国政府不仅知道欺诈行为，还制定了法律来加快其认为不受欢迎的儿童的出口。西方政府对此视而不见，有时甚至向韩国施压，要求他们为儿童提供帮助，同时宣扬他们正在拯救别无选择的孤儿的说法。

卡拉布雷塔不相信他得救了，他相信自己被偷了。在他的成年被收养者网络中，许多人认为他们也是。

美媒获得的政府数据显示，自2012年以来一直向韩国寻求帮助寻找家庭的15000名像卡拉布雷塔这样的被收养者中，只有不到五分之一能够与亲人团聚。

2019年，一家韩国政府机构告诉卡拉布雷塔，他们已经找到了他的父亲。他知道后，首先是喜悦，他被爱了。另一个是对他被夺走了什么深刻的东西感到愤怒。他说，“你一直在两个世界之间变化，一个你可以拥有而且应该进入的世界，另一个世界是你现在的世界。”

“婴儿工厂”

上世纪80年代，韩国领养儿童的数量达到顶峰，而卡拉布雷塔的养父母正是那时带着一条毯子去医院，准备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带回家。这一趋势得到了政府的推动。

领养行业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后的废墟之中，当时美国接纳了由韩国女性和西方士兵所生的不受欢迎的混血儿童。在摆脱战后贫困的过程中，韩国继续依赖私人领养机构作为其社会安全网，为经济带来了数百万美元的收益，并通过从未建立自己的儿童福利计划而节省了更多资金。

与此同时，在西方，由于避孕和堕胎的普及，可领养婴儿的数量急剧下降。两种文化的需求发生了碰撞：富裕国家的夫妇迫切想要孩子，而韩国则迫切希望摆脱需要养活的人口。

随着混血婴儿供应量的减少，韩国转而关注那些被视为不受欢迎的公民：贫困家庭和未婚母亲所生的纯韩国血统儿童。

韩国官员修改法律以符合美国的法律，以便将儿童提供给某些人所嘲笑的“婴儿外交”，以满足西方的需求。政府批准了“代理领养”，让家庭无需前往韩国即可迅速领养孩子，他们会在美国机场成批地迎接这些孩子。

1976年12月，韩国政府推动了一项新法律，扩大了可领养儿童的法律定义，取消了司法监督，并赋予了私人机构负责人广泛的权力。

政府授权四家机构处理大多数领养事务：霍尔特儿童服务机构，该机构率先将韩国儿童送往美国，以及其他三家机构：东方社会福利协会、韩国福利服务和韩国社会服务。1983年卫生部的一项审计引用了所有四家机构，并指责霍尔特向贫困的生母提供超出允许范围的付款。卫生部的回应是发出“警告”。

记录显示，官员们对该行业中的一系列可疑做法心知肚明：失踪儿童被记录为被遗弃；据称孤儿的身世没有得到核实；据卫生部记录显示，一些机构将儿童“伪装”成未婚母亲所生，以便让他们被领养。

卡拉布雷塔于1986年从大邱红十字会医院被带走。他的父亲李成秀表示，一名管理人员告诉他，他的儿子患有严重的肺部和心脏问题。他们家里并不富裕。管理人员说，唯一的选择就是进行高风险且非常昂贵的手术，但手术可能会导致婴儿死亡或严重残疾。

管理人员建议李成秀将孩子交给霍尔特机构，该机构会支付手术费用，并在孩子存活的情况下为其寻找收养家庭。李成秀表示，他签署了文件，认为这是拯救孩子的唯一方法，并流下了眼泪。

当时，大多数收养机构直接从医院和妇产医院获取婴儿，这些医院和妇产医院经常因提供婴儿而获得非法报酬。尽管收养的目的声称是为了让孩子免受孤儿院的苦难，但1988年他们从医院收集了4600多名婴儿，占其收养婴儿总数的60%。

“这一切真的都是为了孩子吗？”

有了政府的支持，收养机构开始争分夺秒地为孩子们奔波。两名匿名接受采访的前收养机构工作人员表示，他们被要求尽快处理这些孩子，因为韩国法律禁止他们公开机密信息。

“我听到的只有加快速度，再快一点，”其中一位从1979年到1984年在一家收养机构工作的人员说，“要越来越快。”即便到现在，这位女士在讲述时仍然紧握双手，抱着枕头，她说服自己相信他们是在拯救孤儿。但她还是忍不住暗自思忖：“这一切真的都是为了孩子吗？”

她说，收养机构的工作人员会前往韩国的每个地区寻找孩子，但他们“完全没有努力”去确认一个孩子是否真的是孤儿。

一些失踪的孩子最终流落海外。

1975年，劳瑞·班德在韩国的前院玩耍时，被一个陌生女人搭讪。她记得那个女人说班德的家人不再想要她了，因为她的母亲又生了一个孩子。她跟着那个女人走了，心里难过极了，觉得自己可能会死。

班德说她当时4岁，但韩国计算生日的方式不同，她的记录显示她当时6岁。每天，她的母亲韩泰顺都会去警察局、政府部门和收养机构。每晚，她都会抱着一张失踪女儿的照片入睡。

这张照片到处都贴满了，地铁站、路灯柱上、零食袋上，这些都是韩国版的“美国牛奶盒”，用于宣传失踪儿童的信息。但班德却在地球的另一边，她被霍尔特机构送到了一个美国家庭，这个家庭相信她是一个孤儿。

美国接收的孤儿数量远远超过其他国家，而为了获得签证，这些孤儿必须失去一个或两个父母，无论是死亡、失踪还是被遗弃。收养机构抓住了“遗弃”这个词，将其应用于他们获取的大多数孩子身上。

韩国安阳大学学者申菲尔锡表示，1980年至1987年的记录显示，被送往西方的韩国孩子中，超过90%很可能有已知的亲属。他发现，被送去收养的孩子数量往往是警方统计的遗弃儿童数量的10倍以上，1985年接近9000名。

将孩子列为被遗弃者可以使收养变得更加容易，因为收养机构无需核实孩子的出身或获得父母的放弃抚养权。海伦·诺表示，将孩子记录为被遗弃者“几乎是惯例”，她曾在1981年至1982年期间在霍尔特儿童服务机构为数百名孩子与美国父母进行匹配。

诺现在是首尔崇实大学的学者，她说霍尔特机构的工作人员知道机构向收养者收取每个孩子约3000美元的费用。

“我的工资是24万韩元，相当于每月不到200美元，”诺说。“如果你送走一个孩子，这笔钱可以支付至少一名工作人员一整年的工资。”

近年来，霍尔特韩国否认了渎职指控，并将领养人的投诉归因于误解和韩国的社会福利问题。东方儿童福利基金会会长金珍淑表示，该机构执行政府政策，为“被遗弃的孩子”寻找归宿。

但其他一些机构因道德问题开始关闭项目。

上世纪70年代，弗朗西斯·卡林经营着韩国天主教救济服务协会，该协会每月促成约30起领养，相比之下，大型机构的领养数量则高达数百。他说，西方的需求非常强烈，但没有足够合法的孤儿来满足需求，导致“出现了很多妥协和不当行为”。

他说，大型机构会参观孤儿院，抢走健康的婴儿，留下年纪较大和残疾的孩子。

天主教救济服务协会于1974年停止了领养项目。卡林记得在一次人道主义组织会议上站起来说：“我们开始滑入深渊。”

四十年后，劳瑞·本德做了DNA检测，因为她的女儿对自己的身世感到好奇。2019年，她接到一个电话：“你妈妈一直在找你”，本德挂了电话，“这就像你心中的一个洞被治愈了，你终于觉得自己是一个完整的人，”本德说，“这就像你一直在过着一种虚假的生活，你所知道的一切都不是真的。”

几周后，本德和她的女儿飞往韩国。她的母亲韩泰顺穿上了多年来第一次穿上的最好的衣服和口红。她在机场一眼就认出了女儿，朝她跑去，尖叫着、呻吟着，用手指穿过她的头发。

现年70多岁的韩泰顺在她的笔记本上狂热地用英语翻译记录着，这些记录是她无数次试图学习女儿语言时写下的。她客厅墙上挂着孩子们的照片，其中一张是黑白的小本德的照片，仿佛时间静止了一般。

韩泰顺计划起诉韩国政府和霍尔特，指责他们剥夺了自己与女儿建立真正关系的权利。

身份互换

这个系统将儿童变成了没有历史、没有父母、没有联系的人。

许多被收养的孩子永远不会知道自己生活的基本事实，他们的生日、亲生父母、是否有人想要他们或他们是否真的被遗弃，因为他们的文件是假的。

被收养到美国的罗宾·乔伊·帕克非常珍视她的文件，以至于她在背上纹上了自己的收养号码——82C-1320。这是她与祖国的唯一联系。

这些文件称她是一名叫朴珠英的女孩，1982年8月出生于釜山，她的未婚母亲无法抚养她。2007年，帕克前往韩国，会见了她的收养机构“东方”列出的她的“母亲”。

多年来，她们之间的纽带逐渐加深。她们拜访亲戚，手牵手，共住酒店房间，母亲还给她喂饭。为了与韩国兄弟姐妹的命名传统保持一致，这名女子的儿子改名为朴俊英，以共享“英”这个音节。

五年过去了。帕克请这名女子进行DNA测试，希望能找到她的父亲。

她们没有血缘关系。她并不是朴珠英，她是另一个身份未知的女孩。

“我真的非常伤心、震惊、崩溃和愤怒，”帕克说，“我只能想象她是什么感受。”

她虽然与这名女子失去了联系，但仍与她认为是弟弟的男子保持联系。

她的故事并不罕见。据前收养工作人员称，当被收养的孩子死亡、病得太重无法旅行或被亲生家庭找到时，收养机构通常会用其他孩子替换他们，而不是从头开始重新办理收养手续。

其中一位是在丹麦长大的米亚·桑·约尔诺，她与收养机构韩国社会服务列出的她“父亲”的家人建立了密切关系。2000年，她参加了他的葬礼，甚至在传统的三天哀悼过程中与亲戚们一起接待客人。

他给了她母亲的名字，她鼓起勇气与她联系。她们做了DNA测试。

她们没有血缘关系。该机构告诉她，她的文件有误，她甚至不是文件上写的那个女孩朴尚玉。她是金恩慧，她为一位不是她父亲的父亲哀悼过。

“我总是感到这种不安，”她说，“就是不知道我的那一部分，我的身份。”

帕克和约尔诺都没有找到她们的亲生父母。她们都经常想起被赋予她们身份的女孩，并想知道：她怎么样了？

“我们本应是一个幸福的家庭”

1988年奥运会将婴儿交易作为国家的耻辱公之于众后，韩国政府严厉打击了收养行业。

收养数量大幅下降，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每年约8000人降至90年代的每年约2000人。但包括卡拉布雷塔在内的数万名儿童已经身处海外。

医院工作人员告诉卡拉布雷塔的母亲，她的儿子已经死了。她三次前往寺庙为亡灵举行佛教仪式。

1986年，随他前往美国的文件将他描述为“一个健康的正常婴儿，可收养”，出生于一位未婚母亲，并未提及手术。

卡拉布雷塔于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返回韩国。他的父亲李成秀无法忍受两周的隔离期，第二天就出现在公寓外。

卡拉布雷塔打开窗户大喊：“爸爸”，“我的儿子”，李成秀回应道。

“我们本应是一个幸福的家庭，而不是分离，他是我珍贵的长子，”李成秀说，“三十多年来，他被迫生活在异国他乡，这让我心碎。”

卡拉布雷塔经常访问韩国，他们每隔几天就会通电话。他和母亲一样，耳朵上有一个奇怪的凹陷，和父亲一样爱笑，对鞋子、夹克和音乐有着相同的品味，也有同样的过敏症。

那些年里，卡拉布雷塔的母亲一直保留着她空着手从医院带出来的毯子，象征着她儿子本应存在的缺席。

他要求她重新给他起名，以重新接纳他，作为她的儿子和韩国的儿子。在韩国，有一种说法是，只有当你给它命名后，它才真正属于你，而且一旦命名，你就必须照顾它。

因此，他现在更喜欢他的新名字：韩立（Hanil）·李（Lee）。

卡拉布雷塔不仅指责韩国，还指责美国将他从父母身边夺走并收养到美国的一个家庭中。

“还有什么比夺走别人的孩子并将他们带走更能彰显统治的荣耀呢？”他问道，“真是胆大妄为，而且这一切都被包裹在‘你被收养真是太幸运了’的华丽外衣下。”

美媒的一项调查发现，西方政府对此类猖獗的欺诈行为视而不见，并施压韩国政府继续让儿童源源不断地被收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