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怎样突破“三万字长文”和辜朝明“被追赶的经济体”的魔咒

一、 他们的核心理论是什么

“三万字长文”都成梗了。

这篇文章能这么火，可能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为不少人提供了情绪价值：这几年受到的损失、憋屈好像找到一个嘴替了，还很学术、很高级的嘴替。

不过，这篇文章的思想史、学术史价值，应该在于对辜朝明的经济理论作了一次深度普及。

他的“资产负债表萎缩”理论最近一年左右在中国已经比较火了，不过这个理论只是对宏观现象的微观解释。这种解释可以有很多种，国内很多经济学家出来发声，说“资产负债表萎缩”只适合日本，不适用中国，我大体上是信了的。

他的“被追赶的经济体”理论，则是在前者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宏观的、动态的理论解释，不仅适用于日本，也适用于美国、韩国、台湾和中国大陆，甚至适用于19世纪欧洲的工业化和对殖民地的争夺。

他给后一个理论取的这个名字实在太平平无奇了，以至于大概多数人都没注意到。直到读到“三万字长文”，我才了解这个理论，并体会到这个理论的牛逼之处。

这个理论讲什么呢？讲的是各国的工业化过程中，制造业劳动力供给的变化，给工资水平、资本积累、收入分配、产业发展以至于整个经济发展态势带来的决定性影响。

在此引用一下“三万字长文”中对该理论的概述吧：

在辜朝明（2023）中，他拓展了刘易斯（William A. Lewis，1954）的“二元经济”发展理论，提出了“被追赶的经济体”（Pursued Economy）的概念，把工业化/城镇化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

1、刘易斯拐点前的“城镇化阶段”。在经济达到刘易斯拐点之前，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但工资基本不上涨。在这一阶段，厂商获得的报酬总额增速远高于劳动力获得的报酬总额增速。并且由于厂商的人数远远少于工人人数，因此厂商快速完成资本积累，工人则只能维持较低的收入水平，消费能力有限，贫富差距会扩大，收入不平等加剧。

2、跨越刘易斯拐点之后的“黄金时代”。当经济跨越刘易斯拐点之后，企业为了扩大再生产，不得不提高工资水平，于是居民收入上升，消费能力得到提升，贫富差距缩小。所有人都从经济增长中受益，甚至低学历、缺乏技能的人也很容易找到工作，投资和消费都比较强劲，人们对未来预期非常乐观。因此辜朝明将这一阶段称为“黄金时代”。在这一阶段，由于企业和居民对贷款需求旺盛，很容易推高货币乘数，因此货币政策非常有效，容易出现通货膨胀。而财政政策由于会挤出私人部门投资，因此效果有限。只有在发生资产负债表衰退时，财政政策才比货币政策有效。

3、“被追赶的阶段”。随着国内劳动力逐渐被吸纳，工资上升，导致企业生产成本上升，利润率下降。……相比之下，一些比本国经济起飞较晚、比较落后的经济体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工资和其他要素价格低，投资回报率高。因此企业开始“出海”，去后进国家投资。企业出海投资，一方面导致本国经济增速放缓，消费增速下降，只有那些具有创造力、能够通过学习提高自身能力的人才能获得高收入，而那些不能适应发展的人（尤其是被其他国家竞争对手替代的制造业的工人）将失业。于是贫富差距再度扩大。另一方面会带动落后国家经济开始起飞，追赶先进国家。因此辜朝明将这一阶段称为“被追赶的阶段”……经济体处于“被追赶阶段”时，国内缺乏投资机会，企业融资意愿低，居民消费意愿低。换言之，国内储蓄大于投资，利率下降，甚至利率降到很低都无法吸引投资，货币政策的效果大大下降。此时财政政策不会挤出私人部门投资，因此财政政策效果更好。如果恰好又发生资产负债表衰退，就更是如此。

这个理论具备了伟大理论的很多要素：依据的事实很简单很明确（想想中国东南沿海的工厂工人曾经20年没涨工资）；分析推理的过程也不复杂，稍微懂点经济学知识的都能理解并确认其合理性；但却解释了人类近80年乃至200年最主要的经济和社会变动。

二、辜氏所谓的“黄金时代”的本质，是生产力和消费力的同时释放

这个理论的力量是非常强的。显然中国现在也面临“黄金时代”逝去、“被追赶的阶段”来得太突然的问题。官方好些年前就讲“换挡期”，但恐怕没想到换的是这么大的挡。

不过，辜式理论伟大归伟大，却不意味着我们只能随波逐流，听天由命。

可能大部分人看了“三万字长文”或者辜氏理论，就直接接受结论了：我们是“被追赶阶段”了，下来只能出海，只能资产负债表萎缩了。

这就不是批判式学习，也没有追问到“底层逻辑”，没有遵循马斯克所讲的“第一原理”。

辜氏所讲的“黄金时代”的本质是什么？生产率提升和收入分配改善同时发生，生产力和消费力同时释放。生产率提升意味着财富快速增长，而收入大幅度改善则意味着大众有消费能力，能形成强劲的“国内大循环”，使消费和投资都兴旺，经济加速增长。

如果收入分配改善但生产率提升很慢，经济增长也不会快；如果生产率提升很快，但收入分配恶化，消费就起不来，国内投资也就没钱赚，生产率提升也会落空。

在经济的自然发展中，大概只有刘易斯拐点之后的工业化时期，二者才能同时发生且发生在同一群人，也就是产业工人身上。黄金时代难得就难得在这里。像1980年代之后的美国，随着计算机、互联网的普及，生产率提升也很快，但不像制造业发展时期是大众的贡献、带来大众的收入提升，相反却是对普通人工作的替代和收入的剥夺。

二者的重合可能在人类历史上只有这一段，但我们能不能人为制造二者的同时发生呢？

三、“黄金时代”如何人工维持

到目前为止的各国掉入“被追赶的经济体”阶段，是因为好的企业在国内找不到投资机会而选择“出海”，国内生产率提升停滞，大众的工作机会迅速减少，收入分配恶化。反过来，如果我们能在国内继续提高生产率、提供好的投资机会，同时显著改善收入分配、让大众有收入和购买力，那么“黄金时代”不就可以延续下去了吗？

我们一方面发展“新质生产力”，通过数字化和人工智能提高生产率，这是国家已经在大力推进的。

另一方面，需要让大众获得在数字和人工智能时代不易被替代的就业，并获得相对好的收入，这是改善收入分配最基础、最主要的层面，跟“黄金时代”制造业工人和其他劳动者通过提高工资（而不是再分配或三次分配）获得收入改善一样。

这样的就业是什么就业呢？

答案其实就是服务业，围绕着“人的再生产”的服务业，除了餐饮、洗浴、家政这些，更重要的是教育、医疗、养老、文体娱乐等“更有技术含量”和更体面、更高收入的服务业（至于优质的生产性服务业，可以归入上面讲的新质生产力范畴）。

这些服务业发展好了，就可以提供大量的、且不少相对不错收入的岗位，从而实现收入分配的显著改善。再跟“新质生产力”带来的生产率提升结合起来，辜式所谓的“黄金时代”就可以维持下去了。

只不过，现在提升生产率和维持消费力的不是同一群人了，这在“自然的”市场经济中不可能发生，但应该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合理追求的目标。

此外，我们还要想到，中国作为后发工业化国家的追赶，跟此前所有的“被追赶的经济体”有一个根本的不同，就是它的规模足够大，产能足够大，生产的规模效应也足够大，加上现在的生产智能化趋势，已经提供了全球近一半的工业产品，并把价格打成“白菜价”，以至于在中国之后追赶的工业化国家，即使劳动力价格更低，也很难跟中国竞争。中国企业的“出海”，并没有很大的“降成本”的诱惑（目前出海更多地是为了规避西方的关税制裁）。这也为我们追求国内持续提高生产率创造了客观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