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描述明朝穷人也穿丝绸

按晚明来华的葡萄牙传教士曾德昭对明代广州出口贸易情况的记载：“中国大部分最好的商品都由此处（引者注：这里指的是广州）运往各地，因为它是中国最开放和自由的交易地点。且不说6个邻国的土著和异邦人运走的各种货物，仅葡萄牙运往印度、日本和马尼拉的货物，每年约有5300箱各类丝绸，每箱装有100匹真丝，如天鹅绒花缎和缎子、轻料如半花缎、彩色单层线缎。还有250块金子，及每块重12盎司的2200块金锭” [5]按此记述，仅仅葡萄牙人每年从明代广州运出去就高达53万匹丝缎，即便按照平均每匹丝缎3两银子来计算，也高达159万两银子。明代朝廷官营丝织品产值仅相当于经由葡萄牙商人出口的丝绸贸易价值的五分之一不到，

而经由这个渠道出口的丝绸应该仅仅是当时明代民间丝绸出口的一小部分。

如《晚明史》所说“必须指出，澳门与马尼拉的贸易量，在中国与菲律宾贸易中所占比重是不大的。”[6]明代海商自己也大量把丝绸运往日本和马尼拉贩卖。“从智利到巴拿马到处出售和穿着中国绸缎。中国丝绸不仅泛滥美洲市场，夺取了西班牙丝绸在美洲的销路，甚至绕过大半个地球，远销到西班牙本土，在那里直接破坏西班牙的丝绸生产。”（晚明史上册 导论，第53页 ）“尤其受欢迎的大宗货物是丝织品。中国精美的生丝、丝绸极受西班牙人喜爱，往往以高价向中国商人收购，中国商人因此获利甚厚。随着贸易的发展，福建商人逐渐移居菲律宾，专门从事商业中介职业，与西班牙人约定价格，回国代为采办。”（晚明史上卷 导论，第57页当时福建海澄（月港）也是明代出口贸易的一个大港口，其出口货物数量应该不比广州少。曾德昭说：“（福建省）这个省滨海，是中国输出大量商品又一个优良港口，当地的勤劳百姓，把货物运往马尼拉、日本等地区”[7]按最保守的估计，葡萄牙人经由广州出口的中国丝绸占据当时中国整体丝绸出口量的四分之一（实际上不可能占据这么高的比例）

那当时一年中国丝绸出口量至少也是200万匹，价值600万两银子以上。明代中国本土的丝绸产量和消费量至少是出口量的十倍以上，按此估算，晚明时期民间每年丝绸的产值至少是6000万两银子以上。

明代官营织造的丝绸（把民间领织）都计算进去，每年价值也只相当于25万两白银，只是民间丝织业产值的0.4%多一点，也就是千分之四。

以上是从出口量来推国内产量。我们还可以直接从明代国内消费的角度来分析明代民营丝织业的产量究竟大到了什么程度。没有足够的产量，就不可能有足够的消费量。

从明代丝绸的消费水平，可以反推明代丝绸产量。明代各阶层丝绸的消费普遍到了什么程度呢？

按照来华传教士的记载明代连穷人都穿丝绸。“我也毫不怀疑，这是被称为丝绸之国的过度，因为在远东，除了中国外，没有任何地方那么富饶丝绸，以致不仅那个国度的居民，不论贫富都穿丝着绸，而且还大量地出口到世界最遥远的地方。葡萄牙人，最乐于装船的大宗商品莫过于中国丝绸了：他们把丝绸运到日本和印度，发现那里是现成的市场。住在菲律宾群岛的西班牙人也把中国丝绸装上他们的商船，出口到新西班牙和世界其他地方。”（利玛窦中国札记第一卷 第二章）

“而在中国，人们虽俭于消费，但穿绸缎很是普遍的”，“农夫皆备有一两件好看的衣服”，“一般老百姓与贵族的服饰又不一样，但外观都很好看。”（利玛窦书信集第四七页，第五十页）

比利玛窦更早的西班牙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也有类似描述：“中国人男男女女都很严格地遵行他们的礼节，穿着十分整洁，因国内有大量丝绸，他们一般穿得很好”（绪论）“那里生产的绒、绸、缎及别的织品，价钱是那样贱，说来令人惊异，特别跟已知的西班牙和意大利的价钱相比”（第一卷第三章）“达官贵人的服装是用不同颜色的丝绸制成的，他们有上等和极佳的丝绸，普通穷人穿的是另一种粗糙的丝绸和亚麻布、哔叽和棉布，这些都很丰富”（第一卷，第十章）

传教士的记载是否夸张呢？和明朝本土的记载对照，并不夸张

“今帷裳大袖，不丝帛不衣，不金线不巾，不云头不履。”《名山藏，货殖记 马一龙》

“即贫乏者，强饰华丽，扬扬矜诩，为富贵容”（松窗梦语）“不衣文采而赴乡人之会，则乡人窃笑之，不置之上座”（万历《通州志》）

又俗尚日奢，妇女尤甚。家才儋石，已贸绮罗；积未锱铢，先营珠翠。”（客座赘语）

“女饰衣锦绮，被珠翠，黄金横带，动如命妇夫人”（嘉靖建宁县志）

“靡丽奢华彼此相尚，借贷费用，习以为常，居室则一概雕画，首饰则滥用金宝，市井光棍以锦绣缘袜，工匠技艺之人任意制造，殊不畏惮”（周玺《垂光集》 论治化疏）

“里中子弟谓罗绮不足珍，及求远方吴绸、宋锦、云廉，驼褐价高而美丽者以为衣，下逮绔袜亦皆纯采。向所谓羊肠葛，本色布者久不鬻于市，以其无人服之也。至于庸流贱品，亦带方头巾，莫知厉禁。其俳优隶卒、穷居负贩之徒，蹑云头履行上道者锺相接，而人不以为异（万历通州志）

“雁门关外野人家，不养蚕桑不种麻；说与江南人不信，早穿棉袄午穿纱”（天下水陆路程[8]）

这些中外独立的记载，都可以看出一个事实，明代当时无论南北，不管穷富，都普遍穿着丝绸。这和满清乾隆时期相比，英国使者马尔噶尼沿途所见

（实际上马尔噶尼一路经过路程都是满清奴才提前布置美化走的还是满清的精华地带，而明代的记载是西方传教士自由观察数十年的阅历记载）百姓都衣着粗陋寒酸，都是粗布衣服，是截然不同的。

只有极其巨大的民营丝绸生产力才能支撑晚明如此普遍的丝绸消费。民间丝织业有工人起家而成资产百万的巨富者。

“潘氏起机房织手，至名守谦者，始大富至百万”。（万历野获编 卷二十八）可见明代民间丝织业的暴利程度。这里的百万应该是百万两白银，把白银价值算成现代的，就是资产过亿的富豪了。

从一些记载来看，明代晚期仅苏州城内的丝织业规模从业者就接近半个城市的人口。明晚期朱国祯说苏州人“多以丝织为生，东北半城，大约机户所居”（朱国祯:《皇明大事记》卷四四，矿税，《四库禁毁丛刊》史部第29册第118页）

《镇吴录》有相似的记载：“东半城，贫民专靠织机为业，日往富家佣工，抵暮方回。”[9]（转引自《明代城市研究》第80页）苏州城当时人口至少百万以上，即便半城的说法夸张，那估计十万人口以上从事丝织业也是合理的。

蒋以化说;“我吴市民，罔藉田业，大户张机为生，小户趁织为活。”（西台漫纪，卷四纪葛贤，续修四库全书第1172册，第53页）这仅仅是苏州城内（并不包括苏州城郊更不包括苏州府）

晚明时期还有大量专业从事丝织业生产和贸易的市镇，其繁荣程度不下于大城市，如苏州府的盛泽镇，嘉兴的濮院镇,王江泾镇,湖州的双林镇,菱湖镇。不一一详说了。

以对晚明人口保守估计两亿来算（其实远不止），即便算当时人口五分之一穿丝绸，每年平均一人消费一匹丝绸，那也就是四千万匹丝绸，以每匹丝绸平均3两银子计算，那就是一亿两千万两银子。

按此计算，明代官营丝绸每年价值25万两银，只是民营丝绸业产值的千分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