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少鹏：两会时间，看中国面临的十大战略问题

中国面临的十大战略问题

作者  |  董少鹏

2024年两会将举行，该如何看待当前形势呢？挑战在于，全球经济恢复仍有困难，一些国家可能遭遇经济风险；一些国家将举行大选，其国内治理效应可能外溢；大国关系和地区利益博弈将出现新变数。机遇在于，积极因素也在增长，人文交流和商业力量继续发挥增交流、促合作的作用；科技革命推动生产力融合发展的势头不可阻挡，客观上弥合少数国家以“小院高墙”手段制造的产业链供应链裂隙；乌克兰危机和巴以冲突可能迎来和解窗口。

一方面， “二战”后形成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遭遇不小的挑战；另一方面，和平稳定和反霸权力量在增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合作依然可以维系。

中国作为全球重要国家，应当抓住时机加快自身发展，同时为维护人类共同价值、促进全球安全、推动团结合作、实现融合发展发挥更大作用，做出更大贡献。以下十大战略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一、 中美关系问题

发展中美关系， 维护双边关系稳定健康发展，需要加强对国与国关系基本理念的认识，即国家不分大小、强弱一律平等， 应在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基础上发展双边关系。中美两国应当遵循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处理所有双边问题， 不应当选择性使用这一原则。

改革开放以来， 中美通过扩大沟通合作， 加深了相互了解，促进了两国在经济、文化、政治等各领域的利益交融， 总体上有利于双方, 有利于世界经济大循环和人类文明大融合， 但不容否认的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美方始终没有放弃霸权思维，对中国采取既合作又遏制、合作中有遏制、时而合作时而遏制的做法。国内一些人对发展健康的中美关系缺乏全面完整的认知， 出现了一些错误认识， 比如在 2018 年中美贸易冲突加剧时，有人提出“美国对中国施压是因为中国主动挑战了美国”, 还有人称 “中国与美国脱钩就没办法独立发展下去”。这种认识是错误的， 是违背辩证法的，也是违背国与国之间相处正确之道的。

从近20年美国对中国的遏制策略来看，力度是非常大的，范围是非常广的，手段是非常立体的。美国对华政策根据其战略需要而改变, 我们必须积极应对。

新中国成立之初，美苏争霸，我们面对着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在很长时间里封锁中国，威胁中国。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后，双方开展了一系列合作，这是双方出于战略利益和市场利益需要做出的抉择，但并不意味着美国霸权主义消失了。其实，即使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美国里根政府也出台了对台六项保证，破坏中国统一进程，遏制中国发展。

我们既要看到中美双方在诸多领域开展合作的一面，也要看到美国从未放弃对华霸权的一面。

长期以来，美国一些政客在政治上支持台独势力，军队向台湾岛内输送武器，提供军事培训，还频繁派出军机、舰船在中国南海搞所谓 “自由航行”，威胁中国主权和领土安全，为 “台独”分子撑腰打气。美国政府签署一系列所谓的涉台、涉港、涉藏、涉疆 “法案”，利用其国内法干涉中国内政，配合少数分裂分子行动， 破坏中国稳定。

美国还协调其盟友加强对华施压和遏制，主要体现在：利用美日同盟、美韩同盟关系，在日本、韩国驻扎军队，部署攻击性武器，威胁中国周边安全；利用 “五眼联盟” 情报机制损害中国安全利益，极力拉拢日本入伙 (注释：五眼联盟，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合作，对外国政府、企业和人员实施大规模、有组织、无差别的网络窃听、监听、监控的机制)；2021年11 月建立所谓的美、英、澳三国机制 ( AUKUS)， 强化军事合作，已签署 “海军核动力信息交换协议”。2022 年 5 月英国和日本签署互惠准入军事协定。AUKUS 加上英日协定， 相当与美、英、日、澳形成军事同盟。

2021 年，美国强化所谓美、日、印、澳四方安全机制, 加强政治协调和军事演习, 2022 年韩国提出要加入其中。美国试图建立所谓的 “亚洲版北约”，成员为日、韩、澳、新。美国推动这四国加入北约， 韩国已经加入 “北约网络防御卓越中心”。美国甚至想把台湾当局拉入北约网络防御中心。美国推动美、欧、日、韩和中国台湾组建所谓 “高端芯片联盟”，并计划将其扩展为高科技和高端制造业联盟。美国还单方面向东盟提出一系列让东盟与中国对抗的要求。

美国打压遏制中国的行动不断加码，我们必须坚持原则，守住底线，积极应对，开展必要斗争。

美国霸权路径通常有两个轨道: 一是国际组织和地区组织轨道。美国无论对联合国，还是对七国集团、世界银行、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卫组织，还是对北约组织，都经常实施超越 “成员国” 权限的干预，为所欲为，扩大 “美国的超国家权益”。二是扩大其国内法使用范围，把国内法强行运用到其他国家。通过单边制裁、长臂管辖甚至军事行动, 对他国进行各种干预。为了实现这些霸权，美国不顾及政策前后矛盾，也不在意谎话连篇。

对美国这一独特的 “国家权力+超国家权力” 的国家模式，要加强认识，不应把美国作为一个普通的民族国家看待，而应当区分其 “国家权力” 和 “超国家权力”。对其依据联合国宪章享有的国家权力，予以尊重和保护；对其所谓 “超国家权力” 则不予承认，并应当采取措施加以遏制，直至将其消除。应促使美国与其他国家建立本源意义上的国与国关系，使其在国际组织中还原为本源意义上的成员国地位。这是维护国际正义所必需的。

二、 东亚和南海问题

纯粹按地理学概念来划分，东亚地区包括中、蒙、朝、韩、日五国, 但五国的影响力远不限于东亚， 甚至不限于亚洲。五国处于太平洋西岸中心地带，人口占世界人口的 22%， 中日韩三国的 GDP 总量加在一起超过了美国。东亚稳定对于全球稳定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中国历来坚持与邻为善、与邻为伴，与其他东亚国家建立和发展睦邻友好关系。中国与日本、朝鲜、蒙古的关系总体上趋于稳定，经济联系紧密，各方面合作不断加强。同时，面对区域内的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矛盾，中国也承担着大国责任。

东亚存在中日矛盾、朝韩矛盾，而美国与日本、韩国具有军事同盟关系，对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形成干扰，增加了东亚局势的复杂性。由于俄罗斯远东地区也毗邻东亚，且与日本有领土争端，俄日关系对地区局势也有影响。东亚国家应立足区域共同安全，增强维护自身安全的能力，增进政治互信合作，减少域外力量的干扰。

中日经济天然具有互补性，双方深化互利合作有助于稳定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增强区域经济增长后劲，也有助于全球稳定繁荣。中日应排除外界干扰，通过谈判，就东海海域和岛屿争议达成共识，管控分歧，增强互信。中日关系稳定，对东亚区域稳定有事半功倍之效。中国与朝鲜、韩国都保持友好关系。如果朝韩和解，朝鲜半岛实现无核化，将给地区形势带来积极影响，中方乐见其成。中方将继续推动朝鲜半岛南北双方谈判，同时与美国加强沟通，促其在半岛问题上采取理性务实态度，反对其火上浇油激化矛盾。鼓励美朝就安全等问题展开直接谈判。

对东亚安全机制，应由中、俄、日、韩、朝、蒙共同协商，构建新型机制。可以吸收东南亚国家联盟参与协调，回应其相应关切。亚洲事务亚洲人决定， 美国作为域外国家，可以作为对话国，但不应成为东亚安全机制成员。日本强化美日军事同盟，寻求军事力量出海，并推动修改宪法、取消对自卫队的限制，这一系列做法充满危险，应当加以遏制。

东亚地区与东南亚地区毗连，在经济、交通、安全领域联系十分紧密，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占全球比例都很大，是重要的增长极，共同构成了全球安全战略的要地。

中国和东盟国家有广泛的经济文化联系，同时与一些国家存在岛礁归属和海域划分争议。20 年多来，美国纠集少数国家不断炒作南海争端，并出动舰机进行滋扰，增加了南海的不稳定性。

中国和东盟国家应进一步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提高合作的含金量，排除域外力量干扰和破坏。应抓紧签署 “南海行为准则”，提升区域自主性以维护集体安全。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东盟签署的《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已生效，要用好这一机制，实现更高水平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用共同发展的纽带增进政治互信和地区凝聚力。

三、中俄、中印、中伊关系问题

中俄、中印、中伊关系对亚洲地区稳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俄罗斯位于中国北面，印度位于中国西南；伊朗在中国西面，中间隔着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总体看，这一区域的安全局势可控，抗域外力量影响、 独立维护安全的能力较强，但域外力量挥之不去，经常来袭扰。

中俄两国建立了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俄关系对于中国—中亚国家关系具有基石作用，中国—伊朗关系对于中国—中亚、中国—中东关系具有重要推动作用。中印关系在南亚有重要地位，对巴基斯坦、阿富汗、孟加拉、尼泊尔等国家局势形成连带作用。

中俄关系处于历史上最高水平，双方在地区安全、重大国际事务等方面紧密配合，相互支持。当前应在经贸、科技领域向深、实、广拓展，扩大合作规模，同时加强金融协作，夯实全面战略合作基础。双方还应加强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加强文明互鉴。

乌克兰危机是对中俄战略协作关系的重大考验。在北约不断东扩，严重恶化俄罗斯安全环境的情况下，俄罗斯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形势发生巨大变化。美国主导的西方国家阵营对俄罗斯发起立体化、无死角制裁，并且向中国发出威胁，还向中国栽赃，试图迫使中国跟随其制裁俄罗斯。俄罗斯面对北约30国和美西方阵营40国的压力, 坚定捍卫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呼吁建立更加公正、照顾各方安全关切的国际秩序。

需要指出的是, 美国带头搞的单边制裁、长臂管辖不符合国际法基本原则，不是化解危机的良药，只会火上浇油，无助于危机的解决。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始终站在和平一边，站在对话的一边，坚持劝和促谈。中国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但同时主张尊重各国的合理安全关切，推动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为此, 中方专门安排了特使加强斡旋，推动恢复和平秩序。

中印同属人口大国、发展中大国，近代历史上也有过相似的命运，这是两国发展友好关系的重要基础；但同时，近代历史上也形成一个难解的结，即领土纠纷，但中方主张，这不应该妨碍两国关系深入发展。

近20年来，中印都致力于发展经济，但两国经贸关系并不紧密。2021 年，中印双边贸易额达到1256. 6亿美元，同比增长43%，这一增幅比以往历年都大。但对比中国与越南等国家的贸易增长势头，中印之间的贸易空间仍然很大。中方主张，中印在边界纠纷上采取与邻为善的立场，遵循 2005年签署的《中印关于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的协定》，展开平等谈判。在不能取得突破成果之前，管控好分歧，防止边界纠纷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大局。印度政界有识之士应当有所作为, 多做有利于两国改善关系的事。

美国为扩张霸权，拉拢印度，推进所谓的 “印太战略”，试图以此围堵中国。2021 年，在美国驱动下，美、日、印、澳四国安全机制展开了一系列军事动作，对中国安全造成现实压力。中国应采取必要反制措施，同时加强政治协调，将域外煽动、施压与区域内部矛盾区别开来，争取周边国家更多理解和支持。从长远计, 应进一步加强区域内共同安全机制建设，坚持亚洲安全亚洲人掌握，排除域外干涉。

中国与伊朗经济关系紧密，在现实中没有根本矛盾，两国关系有良好的政治基础。2016年1月, 习近平主席访问伊朗，双方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21年3月，双方签订了《中伊全面合作计划》, 涵盖政治、战略及经济等范畴，聚焦能源、基础设施、制造、技术等领域的合作, 为中伊未来 25 年合作构建了宏观框架。中国支持伊朗在中东稳定、独立、发展进程中发挥建设性作用，支持伊朗与其他海湾国家搭建海湾地区多边对话平台，以集体协商方式管控危机，逐步形成海湾集体安全机制。中国和伊朗加强战略合作，共同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滥用制裁手段，反对在地缘政治中动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四、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但也与国际政治、大国博弈有错综复杂的联系。近年来， 台湾当局倚美谋 “独”、 美国政客以台制华迹象明显，动作频频。在美国推动下， 个别西方国家也有干预台湾事务的倾向。2022年，美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相继在台湾问题上发出威胁，声称一旦中国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他们就会实施制裁甚至进行军事干预。近年来，还出现了美国鼓动个别小国为“台独” 分裂势力摇旗的现象，比如立陶宛。这是美国制造国际舆论、干扰两岸和平统一的新迹象。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不容碰触的底线、红线。对任何破坏两岸统一的行径， 都要及时予以揭露，开展进行必要的反制，对相关主体予以惩罚。要进一步加大舆论宣介工作力度， 讲清楚台湾问题法理和事实, 争取全球正义力量的更多支持。

2022年8月4日起，为了反制美台勾连谋 “独”, 解放军在台湾竹苗外海、台北基隆外海两处，高雄外海、花莲外海与屏东外海等六处海空域举行联合军演， 并组织实弹射击，有力震慑了外部干涉势力和台独分裂势力。2023年4月5日, 由台湾海峡大型巡航救助船 “海巡 06” 轮领衔的海事执法船艇编队开启台湾海峡中北部联合巡航巡查专项行动。4月8日至10日, 解放军东部战区在台湾海峡和台岛北部、 南部、 台岛以东海空域组织了环台岛战备警巡和 “联合利剑” 演习。这些行动是反制分裂势力和外部干预势力, 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必要举措。

美国是干扰破坏两岸统一的最大外部势力。台湾问题之所以产生， 美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中方要求美方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 “以台制华”，回归“一个中国”原则的本源本义，恪守对中国作出的政治承诺，明确反对和制止 “台独”。

2024年2月17日，王毅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再次重申：台湾历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1943年，中美英三国政府联合发表《开罗宣言》，明确规定将日本窃取的台湾归还中国。1945年旨在结束二战的《波茨坦公告》第八条规定，“《开罗宣言》之条款必将实施”。联合国文件更明确把台湾定位于中国的一个省。这些都充分表明，台湾问题百分百是中国的内政。台湾从来不是，今后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这是基本历史事实和国际社会共识。作为中国内战遗留的问题，台湾终将回到祖国的怀抱，两岸必将实现统一。这是14亿中国人民的坚定意志，也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台海稳定符合各方利益，而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恰恰是岛内的“台独”势力。“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就应该支持中国和平统一；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就必须坚决反对“台独”。

五、中欧关系问题

中国欢迎一个稳定而团结的欧洲，希望欧洲成为一支独立的整体力量， 在世界舞台中发挥重要作用。如果把欧洲作为一个整体，中国和欧洲堪称两大文明、两大政治力量， 并且拥有两个大市场， 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两大引擎。2023年中欧双边贸易额达5.5万亿元，中欧班列开行17000多列。中欧经济互补性强, 仍具有广阔的合作空间。

但是， 欧洲又是一个政治经济矛盾叠加的重要地区，东、中、西欧之间，南、北欧之间，欧洲大陆和岛国之间，欧盟国家和非欧盟国家之间，既有深厚的共同利益，也有不同程度的矛盾。欧洲各国在经济发展、难民、气候、对外关系等方面难以形成完全统一的意志，利益诉求不平衡，必然难以形成政策协同。

并且，因美国长期介入欧洲安全和经济金融事务，加入私货，在相当程度上加剧了欧洲内部纷争，加大了欧洲一体化进程的阻力。

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引爆，是美国破坏欧洲稳定的又一个典型后果。究竟是欧洲各国共同塑造和维护欧洲安全， 还是由美国主导欧洲的安全， 是一个应当认真回答的问题。

乌克兰危机中, 欧洲一些国家跟随美国，出台一系列对俄制裁措施， 涉及金融、能源、运输等领域， 招致俄方反制。由于欧洲高度依赖俄罗斯的天然气， 制裁与反制裁导致欧洲能源价格高企， 通胀严重。而将部分俄罗斯银行排除在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 (SWIFT) 支付系统之外， 不仅伤害欧洲企业利益， 还导致部分欧洲国家能源断供。而乌克兰作为美国和北约的代理人打仗，这笔费用也要欧洲国家承担。欧洲许多国家两头吃亏， 还不得不绑在美国霸权的战车上，令人遗憾。

面对欧洲的处境， 中国加强与各欧洲国家的协调， 推动政治谈判， 防止出现更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中国支持欧盟和欧洲谋求战略自主， 主张欧洲的安全掌握在欧洲人手中， 呼吁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框架， 相关各国应共同构建欧洲和亚欧大陆持久和平机制。

中国继续加强与欧盟和德、法、英等国的沟通协调， 为维护欧洲稳定繁荣提供支持。同时, 中方反对欧盟和欧洲任何国家危害中国安全和发展利益。

六、科技竞争问题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这个生产力是应当为人类服务的，是用来提高生活和生产水平的。但是， 在少数西方国家政客的语境里，科学技术是维护其霸权利益和特殊地位的工具， 必须垄断在他们自己手里， 必须对 “非我族类” 实施封锁。

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实行技术封锁， 已有较长历史了：1949 年 11 月，在美国提议下，由 17 个西方国家作为成员国组了 “巴黎统筹委员会”，又叫 “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该组织的宗旨就是限制成员国向 30 个左右社会主义国家 (也是发展中国家) 出口战略物资和高新技术。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 西方国家迫切需要开拓新市场， 于是推动 “关贸总协定” 扩围， 把新兴国家吸收进去， 直至 1995 年组建世界贸易组织 (WTO)。在这种情况下， 沿用那些过度的技术限制显得不合时宜，“ 巴统” 于1994 年 4 月解散了。但是， 那些头脑里渗透着霸权思维的人， 是不可能真的取消技术封锁的， 所以， 在 1996 年 7 月， 美国又带领 33 个西方国家签署 《瓦森纳协定》(又称瓦森纳安排机制)， 用来替代 “ 巴统”， 继续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实施技术封锁。可见， 对非西方国家进行技术封锁， 是美西方阵营的 “大政方针”。

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 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确向中国转让了一些技术，中国也学到了一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但本质上， 美英等国在 “维护自身竞争力” 和 “与贸易伙伴分享利益” 之间是有红线的，并没有真正放开高精尖技术转让，未来也很难放开。

进入新世纪以来， 美国加大对中国高科技的打压，2018 年达到一个小高峰。为了打压华为， 除了拉拢其盟国合力封锁市场，还动用不法手段扣押孟晚舟。2021 年， 美国又与欧盟、日本、韩国建立 “芯片高科技联盟”，目的是在技术上封锁中国。美国计划将这个高科技联盟进一步扩张为 “高端制造业联盟”。更令人不齿的是， 美国还将中国的台湾省拉入这个联盟， 在打压中国技术的同时， 破坏中国统一。美国并采取一系列措施打压中国在美上市公司。

美国试图独家掌控太空技术优势，在太空领域向中国施加压力、发出威胁。2021年7月1日中国神舟 12 号载人飞船驻守空间站期间，10月21日神州 13 号载人飞船驻守空间站期间， 美国星链卫星两次主动调整轨道高度， 接近我空间站。我空间站不得不调整轨道高度， 进行避让。2021 年 12 月， 美国在其 “反卫星武器” 试验成功并列装军队后， 却无理地要求中、俄不得开展同样的试验。2023年1月， 美日宣布将扩大在太空领域的军事技术合作， 借口居然是抗衡中国和俄罗斯在外层空间的日益增长威胁。其中一个重要项目是，美日共同开发卫星星座， 以确保在必要时能够探测跟踪中国、俄罗斯、朝鲜研发的高超声速武器。可见， 美国维护技术优势的背后， 是独霸太空的图谋。

科技和制造业是相互促进的： 科技引领制造业进步， 制造业反过来推动科技更进一步。当初美西方向发展中国家 “有限转让技术”， 是让发展中国家只当 “苦力” 不当 “大脑”。但 “苦力”和 “大脑” 不是不可以转换的， 何况是中国这样的大国。所以，当中国提出 “中国制造 2025” 计划后， 美国一些人立即暴跳如雷， 因为他们意识到， 一旦中国的高科技、 高端制造业发展起来， 不仅可以提高衣食住行水平， 而且可以为发展安全和战略安全提供支持。未来战争既需要远程打击能力， 也需要基于信息技术、大数据分析的情报能力， 这都需要提高科技实力。中国要继续加强高精尖技术研发，加快突破卡脖子技术， 挫败技术讹诈和打压遏制。

与美国相比， 中国科技研发还有不小差距， 但并非不可追赶。特别是， 科技成果必须 “用起来” 才能不断提升， “锁起来”没有出路。从大市场和大人口基数来说，中国的科技应用场景比美国有优势。同时， 不管先进的核心技术掌握在哪个国家手里， 都离不开其他国家的配套技术和工艺， 都需要其他国家的市场， 长期“自拉自唱”是不可能的。封锁可以限制中国一时， 限制不了长远。

外部压力越大，中国越能发挥国家体制优势， 奋力突破和超越。这是被反复证明了的。“十四五” 规划进一步明确了科技创新的重要任务，提出把创新放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 针对量子信息、光子与微纳电子、网络通信、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现代能源系统等领域作出了规划。

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指的是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生产和消费场景中去，形成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我们要坚持不懈向科技前沿挺进, 向高端制造业挺进，加快塑造新质生产力优势。

七、 能源资源问题

能源资源保障是经济社会正常运行的基础。乌克兰危机推高了国际油价、 粮价， 再次印证了拥有资源和能源就可以占据主动地位的道理。俄罗斯和伊朗凭借其庞大的石油天然气储备， 敢于向美国等霸权势力叫板； 而缺乏足够的资源储备、且缺乏其他交易筹码的国家， 在美式霸权面前往往处于被动地位。对大国来讲， 初级产品的安全保障极为重要。煤炭、天然气、石油、电力供应要做到以我为主，做好基础性保障、底线保障， 同时要有战略储备安排。即使依靠外部输入， 也要有稳定和多元化的来源，防止因战争等突发元素导致巨大缺口。

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炼油国和石油消费国， 第三大天然气消费国， 原油对外依存度超过 70%， 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超过 40%。中国应立足已有能源资源保障格局， 加强内部生产能力建设， 加强储备保障能力。在能源资源保障通道方面， 要坚持海陆并进、 海陆并重的思路， 既要加强海上通道的建设和保障能力， 也要加强陆上通道的建设和保障能力。应建立战略物资专项基金， 完善储备机制， 加强能源资源战略物资的储备能力。

我国是煤炭大国，须立足 “以煤为主” 的基本国情， 加强煤炭低碳使用的科技研发和模式转型。在定价权方面， 要培育以我为主的交易中心和定价机制， 积极推进本币结算。更为重要的，要运用新技术， 主动推进能源革命， 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

能源资源安全还和海上通道的安全紧密相连。目前，美国控制着世界上绝大部分海上运输通道， 不排除在非常事态下， 其破坏我国的海上运输。事实上， 美西方已经开始在矿产资源获取、技术引进等方面， 加强了对我国的遏制。因此， 加强远洋航行护卫能力建设， 维护海上通道安全，已是重要战略问题。

海洋是油气资源富集地区， 是保障能源安全的重要渠道。在我国沿海， 一些国家加紧抢占我国传统海域的岛礁和能源资源富集海域。美国推动所谓的 “自由航行” 等措施， 经常出动军舰航母在交通要道游弋， 严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 严重破坏区域内国家通过友好协商解决纠纷的政治氛围。我们一方面要加强与域内国家的团结合作， 一方面要加强本国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 加强洋资源保护。要在和平友好旗帜下， 与南海周边国家共建和平稳定机制。在此基础， 增强海洋安全能力和海洋经济能力， 实现战略地缘定位由 “陆上大国” 向 “海洋大国” 转变。

还要加强资源能源合作的舆论建设， 中国要向世界表明， 我们使用资源能源， 是服务于生存和发展需要； 并且努力控制单位经济增长的资源能源消耗， 依靠技术和工艺进步减少消耗。同时， 中国企业 “走出去” 参与全球矿产资源开发， 是对国际矿产资源市场的 “增量贡献”， 而不是抢谁的地盘。要在国际上倡导“全球资源能源共同安全” 理念， 推动建立由资源国、 消费国、过境国共同组成的新型多边资源能源合作机制， 推动建立全球资源能源价格协调、 利益平衡的新机制。

粮食安全是 “国之大者”。我国有 14 亿多人口， 每天要消耗70 万吨粮、9.8万吨油、192万吨菜和 23万吨肉。必须保障粮食和基本副食品供应安全。从基本谷物粮食供给来看， 十多年来连年丰收、库存充裕、供应充足、市场稳定，是有充足保障的。但也要注意， 虽然人均口粮消费将稳中略降， 但饲料和工业转化用粮消费继续增加， 粮食消费总量呈刚性增长。要进一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加大科技投入、资金投入， 确保口粮绝对安全、谷物基本自给， 同时要提高油料、大豆产能和自给率。还要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 向森林、江河湖海等资源环境要食物， 用大食物观统筹粮食和副食供给问题； 要弘扬勤俭节约的好风尚，把节约粮食、节约食物作为生活时尚。

八、新型安全威胁问题

“新型安全威胁” 不同于传统的军事、政治、舆论等安全威胁范畴，但也不等同于 “非传统安全” 概念。冷战之后特别是“9•11 事件” 之后， 许多国家把非军事性质的安全威胁统称为“非传统安全”，本文不使用这个概念，而使用 “新型安全威胁”概念。“新型安全威胁” 关键词是 “新型”，是以新技术、新方式、新领域为特征的， 既包括军事安全内容， 也包括非军事安全内容。

与 “非传统安全” 将 “无主” 或 “多主” 的安全威胁纳入旗下不同， “新型安全威胁” 都是 “有主” 的， 不包括纯粹的自然灾害威胁。“新型安全威胁” 的来源和解决问题得到立足点仍是主权国家这个基础， 同时， 要注重国家之间的协作和国际组织的作用。

新型军事安全威胁包括： (1) 新型武器研发威胁。一是距离和精准度的新型，如远程、精准打击武器。二是“物种”的新型。如美国在全球多地从事生化实验， 如果其中一些成果转化为武器，就会造成重大风险。

(2) 核扩散威胁。

(3) 太空军备竞赛威胁。有的国家将卫星、飞船等空间装备武器化， 谋取特殊优势， 追求 “一家独大”， 甚至损害其他国家太空权益。

(4)互联网军事化威胁。有的国家在互联网领域采取军事化措施， 侵犯他国网络安全利益，非法获取其他国家涉安全信息， 破坏其他国家网络安全， 封堵其他国家的正常信息流， 塑造互联网舆论优势。

比如乌克兰危机中， 美国切断俄罗斯媒体在国际互联网的信息传播， 同时， 大量发布有利于美国、北约的战争信息， 其中包括一些虚假信息。

非军事安全威胁包括： (1) 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这类风险并非完全由一国的宏观政策差错或经济运行危机所引发, 而是与境外对手干扰和渗透有关, 有时后者甚至是主导者。境外势力可以通过跨国金融操作、寻找和使用代理人，实施立体渗透、针对性渗透， 干扰对象国的汇率和股市； 境外势力可以通过情报机制或双边谈判机制干扰一国的金融决策， 促使对象国决策错误、进而发生金融市场震荡； 境外势力可以收买并教唆一国的金融高管进行冒险操作， 或通过技术手段干扰市场操作， 制造局部金融危机等等。

(2) 疫情风险和疫情应对。威胁人们生命健康的病毒快速传播， 给经济社会带来巨大压力， 可能带来医疗保障挤兑危险。这就需要在国家层面加强重大公共危机应对体系建设， 还要形成强大的全社会动员能力。在这方面， 中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已经形成了鲜明对比。

(3) 舆情和民心之争。在国际舆论场上， 美西方国家和相关主体利用各种平台和工具进行舆情生产和放大传播， 已是常态。他们放大有利于己方利益的声音， 甚至不惜编造信息、 占领流量， 同时限制与其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的信息流传播， 并加大对对象国的意识形态攻击。

(4) 核污染和核废料问题。和平利用核能导致的核废料消纳问题， 核电站事故形成的废料、废水排放危机。

(5) 传统安全因素导致的新型安全危险， 如战争导致的难民危机和环境危机，有时会形成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

(6) 国际规则之争。无论是贸易规则、金融规则、气候规则、生态保护规则， 还是反恐规则、移民规则、跨国执法规则等， 都存在有利于所有国家还是有利于个别国家的问题。

九、全球合作问题

全球合作才能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是各国经过残酷的现实后所形成的一个重要共识。但在实践中， 全球合作主要体现为大国合作——如果大国之间有严重分歧， 则全球合作就不可能实现。可以说， 全球所有热点问题都与大国博弈有关， 都需要大国之间达成妥协。并且， 逆全球化、单边主义、霸凌主义有重新抬头之势。

美国曾经是全球合作的倡导者， 早期全球合作运动的重要发起者， 但近年来已经成为全球合作的最大破坏者。上一届美国政府执政期间， 美国相继退出多个国际组织， 目的是收缩 “全球治理” 战线， 减少财政压力。美国这样做， 带了一个坏头， 损害多边合作体系。拜登上台后， 重新加入了一些国际组织， 但其目的是利用它们行使霸权， 比如拉台湾加入世卫组织、利用北约给俄罗斯战略施压等等。可见， 国际合作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 而是合作与博弈相互交织的。

中国是联合国创始成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坚定支持联合国体系在全球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坚持在联合国宪章原则和国际法基础上， 与各国开展双边、 多边合作。中国积极参与世界贸易组织改革， 积极参与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机制合作， 已经签署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积极推动达成中欧投资协定， 申请加入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 等。中国还根据形势需要， 主动发起建立了多个多边合作机制， 包括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组织、金砖国家开发银行、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机制、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常态化机制。

中国主张在自主、公平、互惠基础上与各方就相关领域问题达成协议， 并认真落实协议。中国也希望其他各方按照这样的原则达成协议和落实协议。如果在协议执行过程中出现失衡， 也可以终止执行或重新谈判。

当前国际合作的主要问题是， 美西方国家搞 “小圈子”“假民主” “新冷战”， 排斥与自己意识形态不同、政治制度不同、文化传统 “异己” 的国家，在圈子里搞民主， 对圈外人搞遏制、欺压甚至掠夺。一些资源型国家被国际霸权所笼罩， 不能独立自主发展经济和维护自身权益。在世贸组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一些国际组织中， 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代表性不足， 不能反映其利益诉求。中国应当高举和平正义旗帜， 为促进国际秩序良性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十、文明交流问题

由于各区域自然环境特征、人民文化传承以及生物进化等原因，全球各地的文明形态各不相同； 伴随人们自然迁徙、战争、贸易、旅行等活动， 文明相互交融， 形成了近现代文明的多个板块。不同文明与不同地域相互叠加， 形成万紫千红、生机盎然的人类世界。每一种文明都应当受到尊重， 都有沿着自身轨道和全球文明大潮继续发展的权利， 各种文明应当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 而不应该相互隔膜、相互排斥、相互取代。

在人类历史上，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的争斗此起彼伏， 导致了不尽灾难。进入现代社会， 民族文化冲突、地缘文化冲突、国家文化冲突、宗教文化冲突、意识形态文化冲突依然存在， 有时还十分激烈。

1648年形成的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体系”， 确立了以国家主权平等独立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准则， 为解决各国之间的矛盾和争端、建立相对合理的世界秩序奠定了基础。今天的以联合国体系为基础的国际关系秩序， 也是基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体系建立起来的。这一体系在很大程度上确立了文明交流的原则， 但并没有根本性解决文明冲突问题。

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相重合区域的文明，最初是有地域性的，现在虽然辐射和渗透到全球更大范围了，但其最初没有包容其他区域文明的特点得到延续。这是其局限性。任何一个视本文明之外的文明为异质性文明的人或人的集体，无论是从一般意义上的文明概念而言，还是从政治制度文明的概念而言，还是从宗教文明的概念而言，都是将其他文明视为 “异类”。这是不符合当代文明融合发展的潮流的，是有危险性的。

在 “一战”、 “二战”、 冷战期间， 地球上各种文明经历了又一轮大交流、 大碰撞、大融合， 期间也发生过不少冲突。欧洲人至上、 白人至上等极端狭隘主义在国际事务中是存在的。只不过， 这一问题有时显性存在，有时隐性存在。联合国成立以来， 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从未停止， 世界一些地区的种族不平等现象也有所改变， 但并未根除， 这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体系固有的种族主义根源是有关的。

今天世界上发生的主要冲突， 要么直接、要么间接地与西方少数国家的霸权、霸道、霸凌有关。所以， 解决世界文明交流中的痼疾， 就需要破除少数西方国家这个 “小圈子”， 真正走向各国、 各文明板块平等相处的新境界。

对任何形式的、任何地方的、附着于任何主体上的， 与和平、 发展、 公平、 正义、 民主、 自由这些全人类共同价值相悖的“人类之恶”， 各国有识之士应当给予揭露。应加强各文明间的协调， 充实全球治理体系的内涵， 补上文明平等相处这块内容， 从机制上遏制 “人类之恶”。

从全球文明板块而言， 欧亚大陆是500 年以来人类社会文明的主要承载地，西部是古老而现代的欧洲文明， 北部是俄罗斯文明， 东部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以儒家文化为底色的东亚文明， 中部和南部是覆盖广大中东国家和部分南亚国家的伊斯兰文明、 印度文明、波斯文明。可以说, 欧亚大陆载了全球主要文明板块的内容。而美洲、非洲、大洋洲是欧亚文明的延伸。美洲文明是欧洲文明和传统美洲文明相互交织的。大洋洲同样是欧洲文明的分支。而非洲有独特的人文传承， 其文明特征也是欧洲文明和传统非洲文明相互交织的。

从 1917 年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算起，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为一种与资本主义不同的意识形态， 并且与国家实体相结合， 已经存在 100 多年了。几经磨砺， 这一政治理念和制度在中华大地实现蓬勃发展， 这本身就证明了她的旺盛生命力和发展力。并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不仅给当代中国带来了繁荣， 也以独特的 “中国模式” 证明了世界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多样性， 为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中国经验。应当说, 社会主义不是属于哪一个国家的和哪一群人的， 而是属于全世界、全人类的。

各国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差异自古就存在， 这也是人类文明的内在属性。人类文明多样性赋予这个世界姹紫嫣红的色彩， 多样带来交流， 交流孕育融合， 融合产生进步。各国应摒弃文明冲突，坚持开放包容、互学互鉴， 为人类社会进步不断注入强大动力。（本文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