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精读-6

马克思把前面的论述用一个问题作出了总结，那就是“德国解放的实际可能性在哪里”，然后在下一段，他自己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回答，就是“在于形成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形成一个由于自己遭受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的不公正的阶级，这个阶级是社会解体的结果，也就是无产阶级这个特殊的阶级”。由于无产阶级并非由贵族、教士、银行家等特殊人群构成，而是由农奴、劳工和流浪汉、乞丐等构成的最广大群体，所以针对无产者的压迫实际上并非贵族对资产者的压迫，也并非地主对自耕农的压迫，不具有生产资料持有上的特殊性，而具有不持有生产资料所以被迫付出更多剩余劳动换取更少，甚至仅仅只有不让灵魂离开身体的温饱的报酬。所以说，这种压迫是普遍性的，不能以诸如“历史的权利”作为托辞去忽略这个阶级的诉求，而是要以“人的根本是人本身”的人权来正视这个阶级的诉求无产阶级自古有之，但能被意识到身为一个阶级，则是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后。而无产阶级能够被组织起来则更是在工业革命之后，组织他们的还是资产阶级——没错，无产阶级并非自然形成，而是人为造成的。农业社会当然也不乏地主和封建领主剥削自耕农，把自耕农剥削到一无所有然后被迫成为农奴甚至出卖全家的例子，但农业社会的信息交流极少，社会各阶级之间的鸿沟一开始就摆在那里，只要上层统治阶级不做特别出格的事情，即使有战争和起义等动荡，也不会改变真正的社会结构——在一个农业国里，被剥削为农奴的自耕农如果是多数，那就说明这个社会形态并不成熟。成熟的农业文明国家都有一套宗族和宗法社会的系统，而这始终是农业社会的基层管控系统，任何一个文明阶段内部形成的自组织形式都不可能通过内部串联打垮由其本身构成的社会制度和文明本身，因为他们的局限性无法脱离这个框架，即使打垮了领主，也不可能重构基层。而他们能做到的不过是在文明内部腾挪给自己节约下足够的身前身后办事的空间。比如历朝历代的中国农民起义，起义者的目标永远都是当皇帝，虽然靠分田分地起家，但在依靠分田分地招募到足够的兵员，并且拥有足够大的组织和足够长的维持时间之后，这个分田分地带来的合法性就必然会转化为维持自身组织的稳定性，从而再次集中土地进行分封又变成了主要需求。这不过是一次社会阶级的打乱再分配，并没有涉及到社会和整个农业文明的解体。但超越农业文明的资本家视角则并不相同，社会急剧解体甚至动乱，只要不波及他们，就一定能给他们更大的收益。所以说工业社会早期的动乱实际上是很频繁的，市场上没有“垄断”和“商业道德”这种东西，原始积累期的每一个资本家都像喂不饱的小孩子，表面彬彬有礼，背后拉帮结派，互相诋毁，黑历史满天飞。在资本引起的动乱玩脱了导致社会解体之后甚至还会有内斗亡国的例子。所以说在社会急剧解体，特别是中产阶级急剧解体的时候产生的群众，他们无论是贫民、失业的工人、教会的契约奴以及农场主庄园里的扛包民工，乃至一些因为社会动荡而收不回投资破产的中小产业的生产资料手持者，都会逐步跨入无产阶级的行列，而直到19世纪工业革命之前，这种社会结构的崩坏还是贵族们根本无法想象的东西，而对于崛起的无产阶级来说，这不过是他们揭示自己本身存在和产生的秘密，进而争取同情者和同路人的一个重要途径早期工业社会和农业社会虽然在稳定性和生产力发展层面都有决定性的不一致，但在其主要构成的中坚力量和统治阶级的分裂上却又有共通点。前面马克思提到从资产阶级革命带来了一个市民阶级，这个市民阶级构成的市民社会在19世纪中叶的德国实际上是存在分裂的，这个分裂就来自于改革的不彻底。前面说到农业文明的农民起义的过程中有一步是“维持自身组织的稳定性”，在早期工业社会实际上也是如此。资本家即使会通过操纵金融和投资军队引发国家级别的金融恐慌乃至军事动乱，但资本家联盟体系内部的金字塔是稳定的。二流金融家可以进入政府作为金融顾问，但绝对进入不了资本家的一流圈子决定资本对国家的影响。这点实际上并不止于马克思时代，事实上直到本世纪初的美国，这种阶级分化依然是资本圈子里的主流观点。各种权利运动看似是自由民主的主张，但其背后几乎都有资本和国家政策博弈的影子。比如女性和少数族裔的权利解放运动就是资本家对女工的需求与国家希望女性生育更多适龄兵员的需求的冲突的外在表现，难民问题实质上是美国在输出意识形态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和欧洲资本家对廉价劳工需求的一拍即合与欧洲政府及欧盟政治家们乃至部分民意代表的诉求之间矛盾的一个冲突点，以上等等，其实都是在“不触犯大厦支柱”的前提下的改良中产生的必然矛盾，也就是说白左诉求的一个核心，也就是“每个人都能处于白左所在的阶级地位，或者可以随意获得这种阶级地位产生的衍生权利”。实际上才是马克思所说的“局部的纯政治革命”的真实基础，而在这个基础上，这个阶级当然能够解放整个社会，因为这个诉求本身就是要到生产力大发展的前提下才能实现的——而在那个时候，私有财产都不一定有需要存在了，阶级估计也差不多该自然消亡了，革命当然就会变的无须代价那么马克思所提到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的不一致”乃至“市民社会与其自身的不一致”和大厦的支柱是否有关？答案是肯定的。每个国家自身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市民阶级和资本主义在世界上普遍被认可的这个“资产阶级”概念之间必然会有不一致的点，比如前面讨论到的“被压抑的利己主义”，德国“旧制度在主角已死状态下衍生的‘丑角’部分”，等等。但“市民社会与其自身的不一致”就比较难以理解。我们猜度马克思的意思，从外部输入的角度的话，很难拨开这部分迷雾，那我们就来看看马克思自己的文本是怎么说的。“在市民社会，任何一个阶级要能够扮演‘从自己的特殊地位出发，从事社会的普遍解放’这个角色，就必须为了社会的普遍权利去要求，而光凭革命精力和精神上的自信是不够的，要使得人民革命同市民社会特殊阶级的解放完全一致，那就必须将另一个阶级推出来承受社会的一切缺陷，将这个阶级的‘普遍障碍’和被看做为‘昭彰的罪恶’的特殊社会领域的解放作为普遍的自我解放的一个标准”。马克思还将德国和法国的不同情况作了区分，认为在法国的这种解放必须“由逐步解放的现实性产生”，而在德国则必须“由逐步解放的不可能性产生”。这段话的意思依然很晦涩，但至少通过对比德法之间的不同，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认为德国资本主义社会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区别，已经使得德国资产阶级不可能完成自身的解放，也就更无须谈论普遍解放的使命了在上面这段话里，马克思认为法国的革命是需要在一个“实现社会自由时，已不再以在人之外但仍然由人类社会造成的一定条件为前提，而是从社会自由这一前提出发去创造人类存在的一切条件”的阶级去发挥革命的主观能动性，但德国的革命则必须要根据“直接地位”、“物质需要”乃至“锁链本身的强迫”去被动的在“叙事”中实现革命的意义。那么我们回头来看德国解放的实际可能性“在于形成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这句话，就能理解为什么承担德国的现实趋向思想的使命，即实现人是人本身的这一普遍解放的最高原则的历史任务为什么必须由无产阶级去担任的原因了。没错，这也就是对“大厦的支柱”的一次彻底的颠覆，是“不摧毁当代政治的一般障碍，就无法摧毁德国的特殊障碍”的一种直观且特殊的表现。因为德国“不得不把现代政治领域（它的长处我们不具备）的文明缺陷同旧制度（这种制度我们完整保存着）的野蛮缺陷结合在一起”这里反映出的方法论意义在于通过批判资产阶级最先进水平而对一般意义上的资本主义进行破而后立，从而确立相应的革命原则，也就是将已经被压迫（作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而又意识到自己有在被压迫的现实中的群众组织起来，才能从世界历史意义上的普遍解放中吸取本国家或地区的解放心得，进而给自己国家对马克思所指出的解放的必要条件进行符合自己国家特殊性的本土化做出一个指导。列宁就是先确立了这一点，才能从沙俄和德国，和英法的底层压迫的普遍性中找出沙俄自身的特殊性，并以这个特殊性作为指导去带领俄国人民进行俄国人民独有的革命，并最终获得了成功。中共早期全盘接受苏俄的城市革命指导原则来进行自己的工人阶级队伍指导遭受了惨重的失败也是因为北洋、果党和沙俄的情况完全不同。果党甚至还在孙中山提议下进行联俄和扶助农工，即使其左派里也有很多人本质上依然还是那套资本主义的思路。所以说在毛泽东真正确立了“不仅是工人，农民、小工商业主等被国民党反动阶级压迫的所有地区的有生力量都是共产党天然的盟友”，让全党决策层都接受了“谁才是我们的朋友”的分析，在遵义会议后这种本土化取得了决定性的路线指挥权的时候，通过南昌起义和三湾改编改造，通过长征磨练出来的共产党基层军队组织才真正开始发挥其应有的战斗力。而之前的路线错误和对苏联研究的越是深入越是把基层指战员往沟里带的做法，毛泽东在晚年发动文革以后对文革造成的不可控反思的时候也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路线错了，知识越多越反动”马克思从德国的现实情况出发，从革命对象和革命主体角度探讨普遍解放对革命和解放的意义，指出政治上的温和改良在德国是不可能的。而列宁和毛泽东则分别通过对沙俄和中国的阶级分析，指出这点对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不可调和的根本矛盾也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因为资产阶级“只要缺乏和人民魂魄等同的，哪怕是瞬间相同的那种开阔胸怀，缺乏鼓舞物质力量去实行政治暴力的天赋，缺乏革命的大无畏精神，缺乏对敌人宣称‘我没有任何地位，但我必须成为一切’的底气”，那么这种改良就必然会遭遇到“世界制度实际解体的秘密”，也就是无产阶级本身最终的否定。因为无产阶级的根本诉求之一就是否定私有财产，而这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只不过“是把社会已经提升为无产阶级原则的东西，把未经无产阶级协助就已经作为社会的否定结果而体现在它身上的东西提升为社会的原则”罢了。这个诉求正是无产阶级希望“实现对正在生成的世界所有享有的权利同德国国王对已经生成的世界所享有的权利一样”的表现，而这个表现，不过是无产阶级要求的“解放全人类”的路途上的一个小小的“全民平等”的目标站台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