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禹东:90年代,“中国崩溃论”如何崩溃?
1.
1978年,改革的春天,即将到来。
而就在此前的一场全国计划会议上有这样几个目标,被提上了议程。
它们分别为:
1,至20世纪末,中国工业的主要产品量,将分别接近、赶上和超过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2,工业生产主要部分,实现自动化。交通运输大量高速化。
主要产品生产工艺现代化。
3,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分别接近、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而就在这一计划的指引下,1978年,中国便于是针对外国——尤其是,美、日、德等国家,迅速引进了一批包括钢铁、化纤、石油化工、化肥在内的,多达22个成套工业项目。
其目的非常明确。
简单来说,就是要在外国技术的支持下,提升我国自身的工业实力。
然而,也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场危机,却跃然纸上。
什么样的危机呢?
2.
事实上,据资料显示,在1978年所引进的上述22个大项中,有一半,都是在当年年底——即,12月20日~30日间,所抢签的项目。它们超出了此前的计划。
而与此同时,为引进这些项目,中国却又不得不花费其自身,高达130亿美元的外汇。
然而,与进口相比,一个问题是,在当时,中国的对外出口额,却仅仅只有97.5亿美元。
这就造成了外贸的赤字。
并且,为承接这些项目,在国内,政府还不得不投资200多亿人民币,以建设其配套工程。
然而,对外花钱,对内也花钱。可当时,中国的财政,却并不宽裕。而久而久之,当资金不断流出时,可以预见的是,一场财政危机,便必将引爆。
那么,对于这一危机,中国又将如何应对呢?
对此,在1979年后的一系列会议上,国家便提出了如下几种方案来。
首先,是“价格双轨制”。
说到“双轨制”,在这儿,我们要首先得提到一件往事——就是,在九十年代初,方才解体的俄罗斯,曾一度受西方忽悠。他们引进了一套骚操作,而这个操作呢?就叫做,“休克疗法”。
所谓休克疗法,简单来说,就是要以国家牵头,在经济领域内,一夜间,取消所有计划经济。
他们开放物价,并且,在包括市场化、私有化、货币兑换自由化等一系列改革中,将经济,快速转轨到所谓自由体系中。
然而,对于这么一套操作,它的效果如何,就不必我来描述了吧?
它再度证明了一件事,那就是——
步子迈得太大,必然扯着蛋。
3.
而相比之下,1979年,在中国的开放中,“双轨制”,则显得更为稳健。
所谓双轨制,说白了,就是将体制一分为二:
一,为计划的。这一部分,由国家定价。而不在计划分配内的,则以市场进行调节。二者相辅相成,这,就避免了经济的失控。
而这其中,由于在市场上,国家还允许农民和粮食部门共同协商制定价格,于是,生产积极性,便大幅提升了。
积极性提升,那么,更多农产品便由此投入了市场——而当其超出国内需求时,为换取外汇,国家便又可进而鼓励其,将商品出口海外。
不仅如此,面对外贸超支,同一年,国家还明确提出,将以紧缩政策,压缩政府企业的固定投资额。这其中,比如,在当年,国家就宣布停建或缓建了多达295个项目。而到了1980年,则又有283项,遭到最终削减。
那么,投资减少了,当然,外贸的支出,就相应减少了。
但这还没完。
到了1982年,经过长期讨论,一项改革,也随之孕育出炉。
这项改革,叫做,“大包干”。
那么,什么是大包干呢?
众所周知,在当时,中国的资产,几乎全部属于国家。而所谓大包干,就是要甩掉这其中,亏损严重的部分,令其自谋生路。
那么,如此一来,试想,政府是不是就可以节省一笔开销了?
而与此同时呢?当其在市场中自我优化时,相应的,它们则又可反过来,成为一个税收的贡献者。
当然了,任何一种改革,其过程,从来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这要提到一个概念:
就是——在当时,当国家决心推动这场改革时,一个组织,便成为了首要的目标。
这个组织,叫做生产大队。
所谓生产大队,简单来说,就是在人民公社的体系下,国家的基层单位。而在它旗下,还有个更小的组织,即:生产队。
生产队中,其成员,均服从集体安排。劳动所得呢,也以相对平均的方式,予以分配。
当然了,这样一种组织,它本身,也是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一次必要的尝试。它很好地组织了群众,并且,在成员的相互交流中,也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的素质。
然而,对此,也毋庸讳言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组织的弊病,也必然随之浮现。首先,因高度的服从性,其干部的权力,便由此受到了滥用。而与此同时呢,随着其平均主义的长期存在,其生产积极性,便也随之大打折扣了。
但,打折归打折,可一个问题是,谁愿意丢掉铁饭碗呢?
因此,当国家提出,要将其组织予以撤销时,在当时,甚至很多地方领导,都坚决表示拒绝。
对此,1984年,中央便再次重申:必须坚决解放生产力。而正是在其强力的推进下——那一年,随着各地的纷纷退让,一时间,在全国,70万个农业生产大队、以及480万个生产队,便最终得到转型。
取而代之的,则是一个个包产到户、且自负盈亏的自耕农。
由双轨制,而放开市场。由大包干,而解放生产力。由紧缩措施,而节省开支——就这样,一番操作后,一时间,外汇解决了。并且,内需,也同时得以拉动。
财政的危机由此走向缓解。
那么,这时的中国经济,她能够走上正轨吗?
4.
对此,历史的答案,却又是否定的。
我们来试想一个问题——正如前文所述,“双轨制”的特点,就是在同一个经济体系中,拥有包括计划、和市场两种机制。
而通常情况下,计划的价格,又往往低于市场——这就造成了一种现象,即:
一些有关系的人,就可利用其关系,以低价,在体制内,购买产品,进而,再送到市场上,用高价出售。
而一颠一倒间,你看,一场生意,是不是就跃然纸上了?
而对于这些、能够用关系、牟取私利的人,在当时,人们称之为,“官倒”。
事实上,“官倒”的出现,本身,就代表一种政治的腐败。而在80年代后,他们越发离谱。
比如,在南京,就曾有一批木材,在原封未动的情况下,被倒卖了整整129次。
所造成的结果呢?
据统计,在1985、1986、1987这三年之间,中国的物价分别上涨了约8.8%、6%,以及7.3%。
其通胀愈加飙升。
而对此,中国又将如何应对呢?
而也就在这样的背景下,1988年,在一场重要的内部会议上,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份决议。
其内容大致如下,即:
在定价层面,要做到“少数重点商品和劳务价格继续由国家管理。
而绝大多数商品则将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以转换价格形成机制,从而逐步实现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要求。”(注:引自《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
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从这时起,计划经济,已正式走向了终结!
5.
然而,就在这样的计划中,大约是经验的匮乏吧!我们却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对于这个决议,在当时,国家并未予以保密。
而消息一出呢,一时间,大批的“官倒公司”,则于是坐不住了。
试想,如果物价放开,那用不了多久,其原本计划中的产品,就会与市场同价。届时,“倒爷”的特权,又将何去何从呢?
而既然无法享受特权,那么,于他们来说,一种思想,就成为了主流。
倒不如,我干脆提前囤货,接着,痛赚最后一笔吧!
然而,这么一来,随着货物的越发囤积,市场上,物价的膨胀,便随之加剧了。
不仅如此,在另一面,因市场动荡,百姓便大量抢购商品。
结果,你抢、他也抢——那么,一场疯狂的大通胀,便必将随之而来。
有多么疯狂呢?
据统计,在消息传出的仅仅一个月内,其肉类的价格,就突然上涨了70%。
此外,其零售商品,也上涨了约30~50%。
而为应对这一情形,当年末,政府便不得不再度以紧缩的政策,重整经济。可紧缩的结果呢?
随着利率的迅速升高,可以想象的是,在当时,正在投资的项目,便被迫强行中止了。
继而,企业大量亏损——这便又造成上游产品的滞销。
那么,产品滞销了,企业亏损了,于是,各种资金间,便形成了相互拖欠的局面。一种复杂的“三角债”,由此而生。就比如,一家制造企业,向销售企业采购了一批产品,然而,因缺少资金,他们却无法按时支付费用。而无法支付费用,那么,在发货后,销售企业便也于是无法支付其物流费——
结果,甲拖欠乙、乙拖欠丙。
接着,投入——产出——滞销——再投入——再产出——再滞销,一时间,一个恶性循环,便愈演愈烈。
而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夜过后,中国的经济,便迅速陷入了一场大萧条。其私营企业,从原本的20万,迅速降到9万。
随之而来的,则是一场疯狂的大失业。
那么,失业加剧了,当然,社会的矛盾便也随之爆发。
什么样的矛盾呢?
大家推估一下时间。在这儿,咱们就按下不表了。
而祸不单行的是,那一年,在一些境外势力的作妖下,一场制裁,也随之而来。
中国的外资,由此纷纷撤退。甚至,还曾一度缩减到0!
所造成的呢,则是其本就动荡的经济,愈加的萎缩、和凋敝。
再加上——别忘了,那一年的国际政治中,东欧的格局,也正在突发剧变。强大的苏联风雨飘摇。而当其阵中,什么波兰啦、什么东德啦、什么捷克啦、什么匈牙利、什么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全都纷纷转向时,突然间,一位日裔美国人,便写下了这样一部著作。
著作,名为《历史的终结》。
而也就在其理论的指导下,一时间,一种论调,便甚嚣尘上。
这个论调,正是,“中国崩溃论”。
而就在这“崩溃”的寒冬中,中国,又将如何应对呢?
6.
对此,在这儿,我想给大家介绍这么几件事:
首先,为应对危机,1990年4月,在上海,一座浦东开发区被建设了起来。
它有这么一个特点,就是:在对待外资时,凡符合条件的,均予以优惠。
优惠到什么程度呢?
对此,以当时的一个政策,即所谓“五免五减半”为例——其规定,除国家禁止和限制的产业外、所有入驻该区的新办企业,自取得生产经营第一笔收入年度起,所得税中、地方分享40%的部分,前5年免征、后5年减半征收。
这就降低了投资的成本。
而不仅如此,1992年,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我党还明确了一个方向,即,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明确写入党章。
这就解决了一场纷争——要知道,在传统认知中,“公有制+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而当中国开始推动市场经济时,那么,请问,我们到底还姓不姓“社”呢?
而在中央的指导下,当市场经济,也成为社会主义了,那么,所有的顾虑,便全都烟消云散了。一股全新的风潮,迅速席卷南北。而紧接着,在党政机关中,一场惊人的、10万干部的下海潮,便随之拉开大幕。
据载,自那一年起,在地方政府的全力配合下,更多的开发区,也随之纷纷建立。
有多少开发区呢?
这个数字,在1991年时,还仅仅只有117个。
而到了1993年,它则直线飙升,最终,达到了惊人的8700个。
但这就够了么?并没有。
事实上,1992年,针对市场,中国还干了这么一件事:
就是,在建国后,为应对供给不足,我们曾发行过这样一批票证——比如,买粮时,你光有钱不行,还需要取得“粮票”。买布时呢,你也需要“布票”。
而在这一年,所有这些票据,则全都遭到废止。
那票证废止了,人们该如何购买产品呢?
对此,国家的办法是,大量增发货币。
据数据显示,自1993~1995年间,国家的货币增发量,分别达到,1528.7亿元(1993),1423.9亿元(1994),以及596.8亿元(1995),而支撑这些货币的,则是在当时,一批向全民出售的国债。
那么——向全民借钱,为民众投资。
而随着投资的增加,经济扩张了,接着,更多的企业,便孕育而生。
而当越来越多的企业由此拔地而起时——另一面,在国家的明文要求下,民众的工资,便水涨船高了。
工资得以提升,那么,进而,其消费,便迅速跟进。
收入支持消费,消费扩大市场。而当中国的市场,由此越扩越大时,请问,面对这庞大的人口,有哪一个资本家,不会感到动心呢?
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就这样,一夜间,在极度的诱惑中,所有的敌意,全都灰飞烟灭。西方的列强纷纷放弃了制裁。
接着,大批的外资回来了。而当其庞大的资金由此重新注入中国时,一时间,萧条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则是一段长达40年、被称之为“奇迹”的岁月。
(注:自1978年~2016年,中国经济平均增长率高达9.7%,至2019年,吸引外资共2.1万亿美元,被世界经济学界称作“中国奇迹”。)
7.
不过,在这一派的繁荣中,视频最后,我还想提到这么两件事。
首先,90年代初,随外资涌入,中国的制造业,也由此快速崛起。
这其中,一方面原因,当然是国人自身的勤勉。但除此之外,另一面,却还要感谢美帝的骚操作。
众所周知,在七八十年代,有两场石油危机,曾一度席卷西方。而为获取石油呢,美国则不断加印钞票。
结果,钞票越印越多,随即,其国内的通胀率,便由此越加高涨了。
而为应对其通胀,他们便又不得不减发钞票,从而,促其升值。
可是,这么一升值不要紧,一升值,其工业出口成本,便随之飙涨了。而与此同时呢,随着日元的相对贬值,日本的产品在大量进入美国时,却更为低廉。
进口的产品,低于本土的产品。对此,试问,如果你是消费者,你会选择谁呢?
而当产品销售疲软时,其本土的工业资本家,则又将何去何从呢?
而正因如此,在美国的历史中,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场景:
自80年代起,美国的工业,便大量开始外流了。
而到了90年代,当其最终流入中国时,在那场席卷华夏的改革春风中,它们便最终,成为了“春天”的一部分。
其次,这还有一件事。
众所周知,1997年~1998年间,在华尔街大鳄索罗斯的狙击下,一场亚洲金融危机,便随之爆发。
不过,这并不是重点。重点是,当东南亚各国由此崩盘时,一个矛盾出现了:
一方面,随着货币贬值,在这些国家的出口工业中,其成本的价格,却远远低于中国了。然而,此刻的它们,已极度虚弱,若这时,中国也调低汇率,那么,可以想象,这些凋敝的国家中,其经济,便必将再次受创。
那么,对于这样的情形,那时的中国,又将如何应对呢?
对此,我们的回答振聋发聩。
中国绝不主动贬值货币。
但是,然后呢?
随着出口的锐减,那一年,在中国,一场破产潮便滚滚涌来。
对此,国家提出,要重点保护国有企业。以此维持国家的经济命脉。
然而,该怎样保护呢?
还记得80年代时,我们“甩包袱”的那个手法吗?
事实上,早在1996年,我国便逐渐明确了一个思路。就是,在涉及国家安全的上游产业中,由国企全面垄断。而至于下游消费市场呢,则可以交由民企来运营。
换言之,抓大,而放小。
同时,国企大幅度退出。民企大幅度崛起。
如此一来,国家的负担,是不是就随之减轻了?
然而,负担减轻了,但还是那句话——改革的进程,从不一帆风顺。其付出的代价呢?
则是一个高达3000万人口的、恐怖的下岗潮。
因保邻国,而拒绝贬值。
因汇率过高,而出现下岗潮。
对此,一定有人会问,这不就是专门坑自己人么?
然而,也就在这一片的骂声中,一个铁一般的事实是,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转而投入创业时,在中国,一场结构的大调整,便随之推进。
这,才有了往后中国经济发展中,起飞的动力。
哦,对了,这还有一件事。
多年后,当东南亚各国逐渐走出危机时,在国际经济版图中,一种全新的格局,便逐渐成型了。而基于对中国的信任,2000年5月,在泰国,一份旨在共同应对危机的倡议,即,《清迈倡议》,便新鲜出炉。
至于这份倡议,值得一提的是,它正是如今,中国与东盟10国间,密切往来的起点。
而也就在这样的基础上,此时此刻,当风云再度突变时,转身望去,中国已不再孤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