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威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星战吗？

文章首发于公众号：北方公园NorthPark

作者：熊韧凯 王小笨

本文包含复联4部分情节剧透，请酌情考虑后阅读。

没有彩蛋，在美队与佩姬的最后一舞里，故事结束了。

这是《美国队长》片尾就留下的一个遗憾，独自驾驶着飞机，冲向大海的美队对佩姬说，“佩姬，我在这里，我要迟些才能与你共舞了。”佩姬哭着说，“好吧，下星期六，在斯托克俱乐部，八点整，你不能迟到。”遗憾持续了8年，好在这一次，美队没有食言，他没有迟到。

8年前那部《美国队长》完整的名字应该叫《美国队长：第一个复仇者》，故事由他而起，也由他结束。

的确就像在韩国宣传复联4时漫威总裁凯文·费吉确认的那样，终局之战将是初代复仇者的最后一次完整集结。2010年圣迭戈漫展上，复仇者联盟的紫色 logo 出现，初代复仇者在塞缪尔·杰克逊的介绍下依次上台，那至今都被人看作是圣迭戈漫展历史上最伟大的时刻。

复联4目前的豆瓣评分达到9.0，对于超级英雄电影来说，这是一个绝对意义上的高分。点赞数最高的评论是这样说的，“我是一个90后，我曾经很羡慕上一代人，40年前的观众有星球大战，20年前的观众有指环王三部曲。影迷们的悲欢并不相通，但现在我们也有了共同的记忆：漫威电影宇宙。”

一句谢谢你是每个人都想说的，一句 I love you 3000 是每个人都会记住的，我们当然可以把漫威的成功简单地归结为情怀的胜利，那条评论似乎就是最好的例子，但一切真的只有这么简单吗？

从整个漫威电影宇宙（MCU）的角度理解，开启它的是11年前的《钢铁侠》。

复联4的结尾完美呼应了小罗伯特·唐尼在《钢铁侠》结尾那句著名的“我是钢铁侠”，不过那句台词其实是 RDJ 现场即兴发挥的。

《钢铁侠》的剧本由两套编剧班底分别创作，直到开拍都还没有完整剧本，RDJ 和各位演员临场发挥的不止这一句。比如那个经典的芝士汉堡梗，那是 RDJ 真实的人生经历，他因为发现自己无法再品尝出汉堡的味道，下定决心戒毒，这才有了后来的浪子回头。

拍《钢铁侠》的时候，漫威也没有钱，他们向美林证券借了5.25亿美元，据说还是因为美林证券内部有一个原来漫威的老同事，这笔借款才谈成，后来美林证券还一度反悔，想只出投资的三分之二，凯文·费吉提前卖出了《钢铁侠》的海外发行权才筹到了剩下的三分之一。

那时候漫威赌上了手里剩下的几乎所有知名超级英雄的改编权，比如美国队长、黑豹、鹰眼、蚁人等等，在更早之前他们已经卖出了蜘蛛侠、X 战警这些超级英雄的改编权，也就是说如果失败他们将一无所有。

从哪个角度来看，《钢铁侠》都不像能成功的样子。

导演乔恩·费儒连一部 A 级大片都没拍过，最有名的作品是《圣诞精灵》和《勇敢者的游戏2》，他对片场也谈不上什么掌控力，把演员随意改台词说成是“追求自然”，连片中反派的扮演者杰夫·布里吉斯都说，“这是花2亿美元在搞学生习作。”

很多人在等着看漫威的笑话，但《钢铁侠》最终拿到了5.85亿美元的全球票房。

这个成绩直接把漫威从求爷爷告奶奶拽上了新巨头的宝座，如果只论特效或者故事，《钢铁侠》都算不上石破天惊的存在，但 RDJ 个人的命运和钢铁侠是如此的契合，让观众与这个超级英雄角色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共情。

到了复仇者联盟，这种命运的复杂转变变成了一个集体。这是一项漫威在向美林证券借钱的时候就已经展示过的宏大计划，不同的超级英雄相互连接，最终出现在同一部电影里。

虽然超级英雄的集结在漫画里司空见惯，环球在上世纪50年代就已经推出了怪物宇宙，但直到《复仇者联盟》第一部，观众才第一次算是有机会在大银幕上看到一群超级英雄如何相处并且并肩作战。

电影中多达2200个特效镜头固然是卖点，但真正留住观众，让他们为接下来的庞大宇宙，一次一次掏腰包的是英雄角色。这些英雄是强大的，但他们并非无所不能，他们都是有缺陷的，在写剧本的时候，导演乔斯·韦登就设计好了，“这些超级英雄只属于自己，但他们越是单打独斗，就越没有用。”

就拿钢铁侠来说，过去他是夸张、自大、爱炫耀、少担当、追求个人英雄主义的典范，但在多次的集结和战斗中，他成长为了一个充满责任感的超级英雄，并且在终局之战里，以肉身陨灭的方式拯救了全宇宙。

“这就是英雄的担当，辉煌过后总有落幕”，试问这样悲情又庄严的故事，有几个观众能抵挡。

在整个电影宇宙里，漫威始终都在向观众传达着一个理念：超级英雄也是普通人，他们有着普通人的一切优点和缺点，但最终他们能够承担起普通人难以想象的责任。

抖森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过，“超级英雄可以是孤独的、无助的、自负的、骄傲的，他们常常为了更美好的事物而克服人性中的弱点。救赎的希望就存在于某个角落，而我们要做的，是努力争取。”

打造 IP、构建宇宙不过是表面玩法，让观众爱上角色才是关键。于是到了11年之后， MCU 已经成为商业电影世界里无敌的存在，过去的21部电影，他们卷走了超过180亿美元的全球票房，24日《终局之战》的中国零点首映场，有325万人在同一时刻奔赴电影院。

在 MCU 打出名气之前，最成功的超级英雄电影是诺兰的蝙蝠侠系列。

2001 年之前，美国人还沉浸在苏联解体、“新经济”蓬勃发展的克林顿时代里，认为他们只要意志坚定，就能取得最终胜利。这种喷薄而出的美式英雄主义情绪，在 1998 年的《拯救大兵瑞恩》里达到了高潮。

但 911 事件突然爆发，美国陷入到了德国社会学家贝克所描绘的“风险社会”之中——简单来说，就是人们一方面沉浸在现代化带来的巨大便利中变得懒惰，另一方面又时刻恐惧无法预测的外部风险。

在这种状态下，个人很容易受到整个系统的摆布。911 后的美国人就是如此，他们既对恐怖主义担惊受怕，又不情愿地卷入政府主导的“爱国者法案”（居民让渡部分隐私权给政府，以便政府对可能存在的恐怖主义进行监控）和阿富汗、伊拉克战争中。

民众对体制的不信任感由此滋生。诺兰的蝙蝠侠三部曲就敏锐地观察到这点：导演设置了一个无法信赖危机四伏的外部环境的哥谭市，还穿插了道德堕落的“光明骑士”检察官；蝙蝠侠除了要面对敌人，更要在道德困境和能力带来的巨大责任下重重突围。

而等到 08 年奥巴马上台，自由主义又抬起头来；再加上经济危机之后，美国社会“携手共渡难关”的情绪战胜了对恐怖主义和政府控制的担忧，那种暗黑叙事就变得不合时宜，也渐渐失去了生长的土壤。

在《迈向无限之战》系列视频中，制作者“超粒方”认为《美国队长》是此前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最为“黑白分明”的超级英雄电影，而这种转变就与美国社会的情绪转向乐观有关。事实上，刚得知奥巴马胜选时，凯文·费吉就决定修改《美国队长》的剧本：

“我们在发展会议上谈到了时代精神在过去两个礼拜的改变，我们的故事正在因此调整。”

2006 年 DC 把手里的热门 IP “守望者”交给了导演扎克·施奈德，当时施奈德就担心故事过于阴暗的基调对观众不友好，但 2008 年《蝙蝠侠：黑暗骑士》的成功让他看到了希望。结果投资 1.3 亿美元的《守望者》拖到 2009 年上映，北美票房只有惨淡的 1.07 亿。

而顺应了时代潮流的漫威，则开启了一路狂奔的模式：《钢铁侠 2》《雷神》《美国队长》都在取得不错票房的同时为 MCU 积累了人气，到了 2012 年的《复仇者联盟》一举拿下 15 亿美元票房成为史上最卖座超级英雄片。

好莱坞曾经总结出一个卖座电影的米达斯公式：改编自童话、漫画或小说；没有裸露或交欢场景；有适合做成玩具的角色；有大的动作场面，但不血腥；大团圆结局；系列电影；采用身价未到一线的演员等。

这种现象大概从世纪之交开始，《哈利·波特》《指环王》《加勒比海盗》等系列的成功就是其最好的证明。而这个阶段，恰好也遇上了新兴市场崛起、好莱坞疯狂全球化扩张的过程。在 2000 年，“好莱坞六大”的海外票房比例在 40%出头；到了 2016 年，这个数字达到近 70%。

毒眸在《好莱坞为什么不敢做原创了？》中指出，跨地域、跨文化观众的增加意味着好莱坞电影文化和价值观雷区越来越多，为了最大化海外市场，电影能够呈现的内容自然也愈发单一，既然不能横向发展多样内容，那就纵向深耕 IP。

所以漫威主动构建宇宙的方法论，其实也是顺应了美国电影工业的一次整体转向，只不过他们利用精妙的时间线、恰到时机的“联盟”电影和彩蛋做到了极致，甚至还在社交媒体时代收到了奇效：互联网帮助观众对原作不断再创作，这些内容强化了粉丝对 MCU 的忠诚度。

而漫威也乐见其成，甚至还自己做起了 meme 和“腐”向营销，比如小蜘蛛和钢铁侠的情感关系。在这种努力下，MCU 在 Z 世代年轻人的消费序列里始终占有一席之地，而且没有滑向过于粉丝向或过于直男化的叙事套路中。

扎实的内功、恰当把握外部环境再加上一点运气，成就了作为商业片标杆的 MCU。但也有不少声音从文化角度对 MCU 进行批判，认为他们对超级英雄的塑造过于类型化、爆米花化，很难在影史或者一代人的灵魂深处留下印记。

其实漫威人物塑造的这套手段不是独创的。1949 年，美国神话学家约瑟夫·坎贝尔出版了他的成名作《千面英雄》，认为尽管虚构作品里的英雄故事多种多样，但其本质都符合一个四步套路，坎贝尔称其为“英雄之旅”：

启程：放弃当前的处境，进入历险的领域；启蒙：获得某种以象征性方式表达出来的领悟；考验：陷入险境，与命运搏斗；归来：最后再度回到正常生活的场域。

后来好莱坞留意到这个理论，尝试将其运用到剧本写作之中。70 年代，一个年轻的电影人还亲自拜访了坎贝尔，经过几次深入交流，坎贝尔称这个年轻人为“我最好的学生”，而这个名叫乔治·卢卡斯的学生也没有辜负坎贝尔，把这套理论写进了《星球大战》。

左一为乔治·卢卡斯，右一为约瑟夫·坎贝尔

那时美国刚从越战的泥潭中抽出身子，“水门事件”后白宫的班子换了一茬又一茬，而接连两次石油危机带来的滞胀，第一次让战后的美国尝到了经济危机的滋味。全国上下对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不信任和消极情绪弥漫在社会之中。

在这种背景下，1977 年《星球大战：新希望》一上映，就刷新了美国的票房纪录。除了技术上的突破之外，对英雄成长的刻画，“帝国——义军”这种两极对立的政治表达，都让美国观众从中得到了新的力量和世界观。

除了卢克·天行者这个“个人成长型角色”，带些幽默狂傲的走私犯汉·索罗更能代表冷战格局之下，美国人民崇尚并渴望借此取得胜利的自由主义价值观。靠饰演索罗一战成名的哈里森·福特之后接到的角色，也都是《夺宝奇兵》里印第安纳·琼斯这样的西部牛仔式英雄。

显然，《星球大战》超越了单纯的流行文化快消品，也不是有意搞什么“价值观对外输出”，而是一个真实可寄托的美国梦。

到了八十年代，里根入主白宫。最初里根被视为类似今日特朗普的存在，中上阶层把他的上台当作民粹主义和保守主义的产物，还嘲笑里根演员出身没文化。当里根提出战略防御计划（SDI）时，媒体纷纷说这是“星球大战”计划，暗讽计划不切实际以及里根的好莱坞背景。

一开始里根气坏了，但国防部的人告诉他“这个名字不坏。”“为什么呢？”

“首先，这是部好电影；其次，好人在电影里赢了。”

后来“星球大战计划”引起的军备竞赛加剧了苏联经济颓势，里根任内经济外交全面好转，民众支持率节节攀升。里根自己都开始用星战的哏，把苏联比成“邪恶（银河）帝国”。

叶郎更是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时至今日，各方政治人物仍会把自己的政治理念套用在《星球大战》上。特朗普的前顾问班农就说过：“黑暗有什么不好，Darth Vader 这些人物都是一种力量。他们（左派）越搞不清楚这件事，对我们就越有利。”

这种幻想世界反作用于现实社会的状况，可能并不会发生在 MCU 身上。

但换个角度看，作为这十年最为成功的流行文化产品，MCU 又何尝不是这个时代的注脚：它顺应全球化浪潮，在这个世界去中心化、个体去政治化的时代里选择放弃强烈政治表达，拥抱精准制导的爽感与幽默；它在个性塑造上不再着重强调“美式”，而是用更为普世的价值观说故事，照顾正在崛起的新兴市场；它还用《黑豹》《惊奇队长》记录下这个社会对于政治正确和多样性的追求。

《星球大战 9》也要在今年底上映，作为后传三部曲的最终章，受到的期待不比《复仇者联盟 4》小。虽然种种原因使中国人对《星战》的关注度远小于 MCU，但在他们的老家美国，好事的影评人都爱问一句：MCU 能成为这个时代的星战吗？

在这个卢卡斯影业和漫威影业都被迪士尼收购的今天，我们只能说一句：这时代或许是莉亚公主和汉·索罗的，或许是美国队长和钢铁侠的，但归根结底，还是那个最商业化也最娱乐化的米老鼠乐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