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迟退休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国家不断放风要实行延迟退休，遭到民间的强烈反对；不断有专家支持延迟退休，也遭到一片痛斥。但延迟退休还真是势在必行。

老龄化是很大的因素。随着平均寿命的延长，领取退休金（养老金、退休金在技术上有一点差异，但差别对于本文讨论的问题无关紧要，因此不加区分）的时长相对于工作时长大大增加，使得退休金的支付压力大大增加。另一方面，医学和普遍健康水平的极大提高使得过去认为开始失去工作能力的年龄大大推迟了。实际上，不断提高的教育程度也使得开始工作的年龄大大推迟了，加大了问题。

退休应该是因为年迈而失去工作能力后的状态。为了维持退休人口的生活，一定的退休金是必要的。不过现在退休有点异化了，成为工作满一定年限后“合理躺平”的状态。退休大妈的广场舞跳得惊天地动鬼神，退休大爷举着长枪短炮追得月见月闭花见花羞。一方面，他们有这样的闲暇和精力是他们的福气，另一方面，这也说明了很多还处于“退休早期”的人是有工作能力的。

农民没有退休，城市里也有一些人没有退休，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在很多时候，退休年龄并不是不能工作的问题，只是是否有必要继续工作的问题。

早早实现财务自由是好事，有条件早早退休是受人羡慕的。但要是这是基于退休金而不是个人积蓄，这就是工作人口的负担。在现行模式下，个人支付的社保是不足以支付退休金的，缺口永远是工作人口的纳税来负担的。因此，还有工作能力的时候就退休、领退休金，加重了工作人口的负担，或者说加重了子女一代人的负担。

只要可能，按劳分配、自负生计是最理想的。在贫困时代，这也是很多家庭的必须。孩子还没有长大，就要干活挣钱；老人只要还干得动，也要帮一把手，分担负担。

现在，社会进步了，人们富裕了。童工是不可能的，退休年龄到平均寿命的间隔越来越长。如果18岁进大学、读到博士毕业（4+3+3），该28了。假定工作到60岁退休，那是32年工作时间。假定退休金一直领到90岁去世，那领取退休金的时间倒和工作时间差不多了。

这样算来，一个人活到90岁的话，20%的时间被18岁以前的时光占用了，11%用来读大学到博士（4+3+3），36%的时间工作、贡献，33%的时间退休、养老。也就是说，36%的时间用来供养其余64%的时间。如果延迟到65岁退休的话，就是41%的工作时间用来供养59%的非工作时间；如果延迟到70岁退休的话，就是47%的工作时间用来供养53%的非工作时间。如果定义供养比为工作时间占一生的比例，假定相同死亡年龄的话，延迟退休显然大大改善了供养比。

死亡年龄降低到80岁，22.5%的时光在18岁以前，12.5%的时间用来读大学到博士毕业，40%的时间用来工作，25%的时间在退休后。也就是说，40%的工作时间用来供养60%的非工作时间，供养比有所改善，代价是死亡年龄提前。

如果不费那么多事，大学毕业就工作，同样80岁去世，22.5%的时光在18岁以前，5%的时间用来读大学，47.5%的时间用来工作，25%的时间在退休后。也就是说，47.5%的工作时间用来供养52.5%的非工作时间，供养比更加有利。

比照一个虚拟的“过去”，假定18岁就开始养家、养自己，不读大学，60岁退休，80岁去世。那22.5%的时间在18岁以前，工作时间52.5%，退休后时间25%。与博士毕业相比，供养比比70岁退休还要有利。实际上，“过去”到70岁就是古来稀了，那样，一辈子60%的时间都在工作，只有40%的时间需要供养，其中26%在18岁以前，14%在60岁以后。这是供养比最有利的情况。

这里只是在时间上分摊，假定所有时段的供养是相同费用。简单化一点，工作前和退休后费用减半，实际供养比也是改善的。都以80岁退休为例，博士、本科、不读大学的供养比分别为63%、70%、75%。

供养比越高，工作人口的养老负担越低。

三个因素可以改善供养比：

1.     降低死亡年龄

2.     降低非工作时间的供养成本（18岁以前的抚养和退休后的养老）

3.     推迟退休年龄

“1”显然是不可接受的，“2”也不好，那就只有推迟退休年龄了。

没错，前面提到退休金需要靠工作人口的贡献补足，这里转为以个人的时间上错位的收入再分配了。在出生率和死亡年龄固定的情况下，这两者最终是通过击鼓传花达到等价的。但说到底，以个人的时间上错位的收入再分配是更加可比较、可持续的计算方法，更少受到出生率、死亡年龄、教育时间等的影响。

很多中国人（尤其是城市人口）现在的退休金比当年的工资还高很多，这在世界上是罕见的。加拿大养老金分政府和企业两部分。政府养老金没有几个钱，水电煤气费用缴纳后，就没剩多少了。企业退休金在基本工资加“固定奖金”的30-40%，各家有不同。但绝少出现退休金超过最终工资的，哪怕加入通胀和通胀调整的因素。

中国退休金现状的部分原因是政策和通胀调整，部分原因是劳动生产率比当年高得多，善待退休人士“负担得起”了。通胀调整是必须的；政策性调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在财政负担越来越重的时候也是越来越稀少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幅度也不会一直像过去几十年一样大。因此未来养老金不会像现在这么优裕，这是肯定的。养老金成为啃老金，这本来就是不合理的。

“我为国家做贡献，国家为我养老”，嘿嘿，只能说你天真可爱。国家不是摇钱树，国家用于给你养老的养老金最终还是出自于你。羊毛不出在羊身上，你还指望出在兔子身上？也不要指望富人多做贡献，为你养老。这个话题牵涉到整个政治经济学，根本不可能是一篇文章、一本书说得清楚的。

不要指望年轻人多生孩子为自己养老。首先生育率是随着生活水平提高而降低的，这在全世界都一样。其次寿命在越来越长，生育率有所提高也赶不上寿命延长的速度。最终还是归结到个人供养比，只有这才是可持续的基础。

但是延迟退休也是注定遭人骂的。好不容易等到退休年龄了，还要继续工作，很多人会觉得应享受的权利被剥夺了。但如前所述，这不是权利问题，而是经济上的可负担性问题。在本质上说，自己养自己是义务。如果要固定退休年龄，由于学习时间加长和其他原因，加上寿命延长，工作时长对退休时长的比例大大降低了，就必须提高工作时间的退休金预存比，降低工作期间的实际到手收入。这肯定也是要遭到反对的。

退休金是一个没有两全其美解决方案的问题，能做的就是增加推迟退休的吸引力。

比如说，以60岁退休为基数，假定60岁到死亡年龄为N个月（这是由人口平均寿命等因素确定的），可以60岁开始支取退休金，但推迟到70岁开始支取退休金的话，每月领取的退休金就提高到N/(N-120)。因此，晚开始支取退休金“不吃亏”，还能到时候“多拿”退休金，与推迟退休期间的工作收入衔接更好，退休后的生活水平落差减小。当然，前提是要活到设定的死亡年龄。如果能活到超过设定的死亡年龄，其实还是“赚了”的。

在加拿大，有不少人主动推迟领取退休金，就是因为：

1.     眼下还在工作，不需要领取退休金

2.     如果开始领取，工薪加退休金将达到下一个税率台阶，要多缴税

3.     推迟领取反正不吃亏，不会因为推迟领取而少领一分钱，假定能活得足够长的话

延迟退休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老年人就业的问题。要是35岁现象盛行，延迟退休是空谈。同时，延迟退休挤占年轻人的就业。在年轻人失业率居高不下的现在，这也是不便推动延迟退休的一大因素。

顺便说一句，提前退休带来的问题不比解决的年轻人就业问题小。一方面提前退休给年轻人腾出工作岗位，另一方面提前支取退休金，就收支平衡来说，实际上要付年轻人的工薪和退休人的退休金两份，支出更大。最后的结果是年轻人不仅因为新入职而收入低，还要为更大的退休金开支额外贡献自己的份额。

这方面，政府公务员或许是一个好的切入点。

一段时间以来，考公成为大热门。一大堆名校硕博扎堆考公，严重扭曲了就业市场，也造成大量的人才浪费。

公务员不是体力活，也不是太大的技术活，入职门槛低，需要的是恪尽职守，心态平和。中老年人其实很合适，年轻人未必有利，更不需要名校硕博。如果反其道而行之，优先录取45岁以上人员，不仅避开了年轻人扎堆，也为中老年人就业开辟新路。

还有几个暗戳戳的好处：

1、退休金是按照工作年限计算的，从中老年开始入职，节约企业或者机构的退休金开支

2、为了尽量增加工作年限，变相鼓励延迟退休

3、再延迟退休，中年入职也只有有限的工作年限，增加岗位周转，增加就业

4、入职晚，晋升压力小，人事管理也容易

5、有人要离开原有岗位，改入公务员，大概率本来就是低门槛岗位，正好给需要的年轻人腾位子

都中老年入职的话，政府高级官员从哪里来？这可能需要政务官、事务官分开来解决了。事务官搞日常行政，大量中老年低阶事务官不是多大的问题。但担任地方或者部门主官的政务官需要另外考虑。在西方，事务官是职业的，政务官是民选或者由民选领导委任的。中国怎么办，这个要想一想。

在国家控制的烟、银、电、信等行业，也可在事务性岗位推行类似制度，还变相打破了坐收渔利的烟二代、银二代、电二代、信二代陋习。技术性岗位按照常规办法，鼓励年轻人竞争入职。

这当然挤占了年轻人进入这些岗位，但迫使年轻人把求职的劲头用到“硬职业”上，未必不是好事。别老琢磨可以“带薪躺平”的肥差。

至于为中老年人提供再就业的培训，这可能只能说说而已。中老年人善于学习的，早就是行业大拿，是他们培训别人，根本不是需要再就业培训的料。

需要再培训的，基本上都有某种程度的学习困难，转型艰难。要扩大这一群体的再就业，只能从降低入职门槛着手，需要的是如何不损害年轻人的利益。让他们自食其力，降低年轻人的供养负担，而“霸占”年轻人本不该趋之若鹜的岗位，或许是一个思路。

延迟退休不仅必要，实际上也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