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英雄京东方的故事（18）

171.在这个理论框架下，企业也是消费者，按照利润最大化的行为规则运行。它可以免费获得技术，并且毫无障碍地（既无信息限制又无不确定性）与其他企业自由竞争。上述理论就是主流经济学家力图让公众相信自由市场能够自动导致经济发展和创新的理由。但如果把窗户纸捅破了，那就会让经济学家大为尴尬----在这个美妙的、理想的自由市场模型中，既不可能出现经济发展，也不可能存在创新企业。这种所谓的“最优企业”，其实只是一个被市场力量所决定的被动的实体，它只能“被周围世界中的变化拖着走”。然而，创新----无论怎么定义，其含义都必然包括经济主体改变给定的技术和市场条件，而这种改变才是经济发展的实质内容。熊彼特在1911年就指出，“发展’是经济生活内部自行发生的变化，而被他形容为”循环流转“的均衡状态不会产生发展，因为发展不是因循守旧，而是一种”革命性“的变化。在这个被熊彼特称之为”创造性毁灭“的过程中，基本推动力来自于新的消费品、新的生产或运输方法、新的市场和新的工业组织方式。因此，只有出现打破经济活动”循环流转“的创新，才会产生改变现有技术和市场条件的经济发展。以打破”均衡“来定义创新和经济发展，是熊彼特对经济学思想的一个杰出贡献。

172.从这个思想中，我们立即可以看出，经济主体的决策和能力对于创新和经济发展具有关键的作用。教科书经济学将市场竞争的实质看作是价格竞争，所以把”决策“等同于跟随价格边际变动的”理性选择“，实际上抹杀了决策的作用。熊彼特认为实质性的市场竞争不是价格竞争，而是创新竞争。这种竞争冲击的不是现有企业的利润边际和产出，而是它们的根基和它们自身的生命。在这样的竞争中，创新的行动不会来自跟随价格边际变动的理性选择，而必须来自在充满不确定性条件下具有预见和判断性质的战略性决策。在本书的例子中，CRT显像管工业中依靠扩大规模和降低成本进行的竞争，就是典型的价格竞争；而新兴的平板电视对显像管电视工业的竞争，就是熊彼特式的竞争，也就是创新竞争。另外，如果我们承认现代经济增长的最终源泉是有用知识的增长或对知识的有效利用，那么能力就是决定创新和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创新和经济发展需要经济主体的能力，1911年熊彼特把创新的职能归于企业家个人，而后来却越来越把这种企业家职能看作是集体性的和组织性的，他把内设研发机构的大企业看作是打破均衡的主要创新力量。

173.把熊彼特作为主要思想来源之一，以企业为分析中心的后代学者逐渐发展出一个共识：组织能力决定经济绩效。他们认为，企业的增长源泉是内部资源和知识的积累，从而揭示出知识增长对于经济发展的中心作用。而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由知识、技能和经验所构成的能力在企业之间的分布是不平均的，也因此决定了其经济绩效的差异。组织的差异，特别是在产生创新和从中获益的能力上的差异，才是持久的、难以模仿的企业间差异的来源。此外，创新发动机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其构成除了竞争性企业，还包括以大学为主的通用知识生产系统以及政府以各种形式的参与，从而形成了不同国家之间差异巨大的”国家技术能力“。总之，如果没有由战略性决策所开启的能力成长过程，创新和经济发展就不会发生。总之，在创新理论看来，经济主体的战略性决策和能力成长决定了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市场机制可以衡量或裁定决策和能力的效果，但并不自动产生这些决策和能力。下面我们将通过考察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来检验这一理论。二战后，美国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提出：一个国家越落后，就越可能在进入工业化过程后以更快的速度增长。这就是至今仍然被一些中国经济学家津津乐道的”后发优势“。

174.不过，格申克龙并没有解释一个国家在什么条件下或如何才能发动工业化。事实上，一个落后国家”为什么要“或”怎样才能“走上发展的道路，是一个比表面上看上去要复杂得多的问题。由于落后或停滞的经济也是处于”市场均衡“状态，所以经济发展不是一个凭借市场的自发力量就能够产生的过程。从全球视角看，世界各国之间的基本经济关系是市场竞争关系；但同时按照收入水平划分，今天的世界经济”共同体“实际上又是一个等级结构（例如高、中、低等收入国家）。也就是说，在今天的世界经济中，遍及全球的横向市场关系和按收入水平划分的纵向等级结构同时并存。什么原因决定了每个国家在这个等级结构中的地位？直观地看，主要由这个国家的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所决定；而进一步分析，决定一个国家产业结构的根本力量是技术能力。市场机制对于消除各国之间的产业结构差异却无能为力，它所能做的仅仅是在现存结构条件下的供需均衡。也就是说，市场机制不会自动改变一个国家的技术能力！而不发达或发展不足现象的长期持续说明，落后国家吸收和利用先进国家的技术不是一个能够自然发生的过程。1980年代，经济学家们发现，技术转移是非常困难的，甚至连模仿都是非常昂贵的。

175.经济学家达成共识：经济发展的实质不是一个简单地提高资本积累率的过程，而是一个获得技术能力并在技术不断变化的条件下，把这些能力转化为产品和工艺创新的过程。同时，还需要引入”社会能力“的变量：一个国家，只有当它在技术上落后但在社会上先进的时候，其高速经济增长的潜力才可能是强的。在现代世界经济发展史中，最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是---为什么少数国家能够从落后状态赶了上来，而其他落后国家却做不到？为什么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东亚经济体能够后来居上，而阿根廷、菲律宾这些曾经在发展程度上远在东亚之上的国家，却在后来的岁月中落伍甚至倒退？事实上，在二战后的70年中，从低收入起步最后接近或跻身高收入行列的国家和地区屈指可数：韩国、新加坡、以色列、中国台湾和香港等，它们后来被西方学术界称为”新实现工业化的经济体“。从世界历史看，经济发展是一个发展主体通过发展起能力而改变现有经济结构的过程。这个定义既可以说明为什么”发展“是一件”奢侈“的事，但也说明发展是可能的。上述赶上发达国家的经济体，都具有不受社会利益集团所左右的强政府，它们直接介入经济活动，通过政府与企业界的合作来促进国民经济的变革和增长。学者们把它们定义为”发展型国家“。

176.发展型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有很多，如控制金融系统以动员社会资金投向工业化；实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投资支持重点部门和工业的建立和发展，等等。与这些干预政策并肩的是对技术学习的支持：政府鼓励、保护本国企业的产品开发和技术发展；更愿意对教育和基础研究进行投资。政府对知识基础的投资是”发展型国家“的实质，目的是促进该国技术、能力的发展。总之，一个落后国家果断走上发展道路是来自政治决策，而不是经济决策，其动力来源是政治性的、历史性的，而绝非来自市场机制的自发力量。”新实现工业化的经济体“区别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较多地出现了”创新型企业“。一般来说，后进国家的技术进步是从远远落后于知识前沿的状态下开始的，因此在早期只能引进技术。所以，后进国家的”创新型企业"指的是这样的企业，虽然它们的技术进步主要是一个获取和改进技术能力而非在知识前沿进行创新的过程，但其根本特征是坚持自主掌握技术----这是最终能够创新的充分必要条件！因此，它们不会是跨国公司的分支，不会是外资主导技术的合资企业，也不会是依赖外国技术安于“比较优势”的企业（这种企业就是教科书经济学中的“最优企业”）。

177.因为起点低，后进国家的“创新型企业”往往需要经过引进技术和模仿的阶段。模仿的主要形式是通过对外国产品的“逆向工程”来设计出自己的产品。一旦积累起经验，它们就会对外国产品的技术进行适应性改造或创新，并加大自主研发的力度，其结果往往是能够提供比被模仿的产品更好的性能和更低的生产成本。由于发达国家的创新在主要内容上也是对现有产品的改进，所以创造性模仿与创新之间的界限本来就是模糊的。因此，后进企业的创造性模仿是通向创新的桥梁----日本、韩国企业都走过这样的路。把这样的企业定义为“创新型企业”，是因为它们是后进国家技术学习的主力，它们在技术阶梯上爬升的每一步，，都在打破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国际分工的“均衡”状态。创新型企业的关键作用，尤其表现在后进国家的产业升级上。研究发展的学者把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区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产业结构变化，即从传统的农业和初级产品生产扩展到工业和服务业，提高专业化水平。第二个阶段是产业结构的升级，即生产活动转移到较高附加值的产品和服务上。许多国家通过第一阶段的发展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但能够进入第二阶段的后进国家寥寥无几。

178.原因就在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第一阶段进行的是“没有技术的工业化”----这是依赖跨国公司的必然结果，于是没有能力进入第二阶段。显而易见的一个推论是，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几乎没有创新型企业。因此，创新型企业掌握着后进国家产业升级的钥匙。而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这样一类创新型企业，即那些在发展过程中进入本国原来没有的工业尤其是高技术工业的企业。韩国、新加坡、以色列和中国台湾都出现了能够生产高技术产品的企业群体，而且这些企业能够与发达国家的企业在市场上进行有效的竞争----这是它们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能够趋近发达国家的主要原因。因此，出现和成长起创新型企业，尤其是敢于进入高技术工业的企业，是新工业化国家区别于中等收入国家的主要因素。现在，我们特别需要讨论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后进国家的企业要进入本国原来没有的高技术工业？市场机制并不必然导致后进企业能够或敢于进入本国原来没有的高技术工业，因为进入者面临的风险远远超过利润动机所能解释的程度。由于高技术工业的性质，新进入者将面临几个来源的不确定性：一是进入高技术工业需要巨额投资，而且需要不断投资才能持续地参与竞争，但财务回报却是不确定的。

179.二是在技术能力上，后进企业并不拥有在这种工业进行竞争所必需的能力，而“市场”也不提供这些技能、知识和经验，进入后的企业能否发展出这种能力是高度不确定的。三是在市场上，后进企业在进入后将面临该工业领先者和竞争对手的反击和压制，能否经受住竞争的考验是高度不确定的。面临如此巨大的风险，如果仅凭利润动机，后进企业就没有经济合理的理由进入高技术工业。市场机制不支持如此不符合“理性”的选择。一些学者强调政府的作用，不过问题在于：政府的支持与这种企业的出现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最多只能是概率事件。政府的任何作用都不能帮助克服一个最大的不确定性：企业进入的结果---成功或失败---最终取决于企业是否能够发展出足够的能力，使自己能够在竞争中成长起来。这个过程无法依靠任何外力的帮助，只能凭借企业自己的努力。总之，进入新工业需要企业层次上的决策和行动，而只有存在市场动机和政府支持之外的激励因素，后进企业才会冒更大的风险去进入充满不确定性的领域。坚定走上发展道路的国家，往往在全社会范围内弥漫起一种与发展有关的“精神气质”，它植根于一个国家的历史以及该国在国际政治中的特定命运，并在该国走上发展道路的过程中显现出来。

180.重要的是，这种“精神气质”及其与政治过程的互动会塑造出“发展的意识形态”----体现在例如“富国强兵”、“产业报国”之类的说法上，能够明显地影响到政府、社会群体和企业的行为。就后进企业进入高技术工业的动力来说，发展的“精神气质”及其意识形态就是影响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们为长期的经济合理性提供价值观，使冒险的决策和行动与国家命运联系起来，赋予企业家以使命感，并为相应的组织行动提供激励。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模型一般把利益看作是决定结果的唯一因素，但这个逻辑是有缺陷的，无法解释在真实世界发生的许多事件。事实上，企业家的利益动机和战略选择，是由他们的价值观所塑造和驱使的。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决策者面临的不确定性越大，他们的理念对于决策的作用就越大。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