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并不等于自轻自贱——再谈“张雪峰现象”中的某种声音

   上一篇谈张雪峰老师的文章，似乎让不少读者以为我是个特别“理想主义”，特别不喜欢谈金钱和物质利益的人。

   其实我不是这样的。

   上西方哲学史课时我曾讲到智者派是西方历史上第一批收费的教师，对交得起学费者有教无类。

   然后我又说：

   “智者之前的早期希腊哲学家收徒是不要钱的，而是主要看你有没有天分，愿不愿意好好学。但他们搞的是纯学术，学生学了也没什么名利可图。而智者不同，他们教辩论术、修辞术，学生学了之后，辩才无碍、口齿伶俐，有很强的沟通与说服能力，可以从政、经商等等，总之都能在社会上出人头地，得到很实际的利益，所以智者就要收钱了。我国的孔子教学生也收费，“束脩以上未尝无诲焉”，不过他收学费，并不像智者那样斤斤计较，一定要多少钱一节课，更多地似乎是让学生借此表示一下对老师与学问的尊重。所以比较一下，孔子不像智者那么“俗”，他是比较脱俗的，但又不像智者之前的希腊哲学家那样脱俗脱到了给人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感觉。他比较中庸，他不否认自己想要一些利益，所谓“富贵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这些话让我们不仅感到可敬，而且还可亲。”

   讲这些的时候，我想起一位好友（也是中学同学）曾对我说：

   “你读了这么多书，怎么没想过把知识变现呢？”

    我说：

    “我现在教书，国家是给我发工资的。这就是变现啊。至于你说的其他的变现方式，我恐怕玩不转。”

   话虽这么说，后来我还是尝试了一把“变现”的。

   有一次，一位以前的学生说她现在某中学任教，受学校指派要指导学生参加市里的辩论赛，但她没搞过辩论，不知道那个辩题该怎么立论，所以向我请教。

   我说：

  “这是要付费的。你应该告诉你们学校领导，请我做校外指导，然后付我相应的报酬。”

   这位同学惊讶得半天没回话——大概是在想：

   “一向不讲回报的驱逐舰老师，怎么变得这么贪财了？！”

    －直到晚上，她才回复我：

   “我不知道您是收费的。当然，收费是应该的。抱歉，打扰您了。”

    于是我的这次“变现”即告失败——不但失败了，我还感到自己好像说错了什么话：

    怎么跟以前的学生，也不念一点师生之谊，只剩下马克思所批评的“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了呢？

   其实，不管是对在校的还是已毕业的学生的提问、求助，我往往都会给出远超她们期望的详尽解答——大家看我的QQ空间就能明白一二了。

   而我所得到的回报呢？

   往往就是：

   “嗯嗯。谢谢老师。”

   这一次，我如果像自己一直习惯的那样，详细提出了建议，她的回应大概率还是这六个字：

   “嗯嗯。谢谢老师。”

   平心而论，大家认为这样的求助与回应，算不算得上珍惜“师生之谊”呢？

   更有甚者，还有一些同学提问时完全没有自己的思考，而好像是准备躺平来吃老师的瓜，甚至连问题本身也不陈述清楚。其实这些只要有心，都不难做到，你做不到，那是你态度不认真，也是对老师的劳动不尊重，因为这会增加老师的很多无效劳动，甚至会让老师的回答变得毫无意义，因为一个不愿意开动脑筋思考的人，一个打定主意双手一摊只管要现成答案的人，你即使把答案给他，他大概率也是听不懂的，而且也不大可能搞清自己是哪里不懂。

   这些同学自己当老师好些年了，面对难题的时候，第一反应不是先自己尝试解决并提出自己的想法与人探讨，却还是只会张开嘴要人喂饭——这种姿态，我看了不高兴，而且我相信即使换上收了“束脩”的孔子，他也不会高兴，因为这位老夫子说：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说明一下：

   对这位求助的同学，我说完那些话之后，还是写了一份一千多字的立论纲要发给她，也没有再提“收费”的事。道理很简单：虽然这是她们学校的事情，但她是毕竟以私人身份来找我帮忙的。她们学校大概并没有想到要去请校外老师指导，更没想到付费，只是她个人很想把这件事做好，所以才来找我。我想不出理由给这样的孩子泼冷水，更不可能让她私人为学校的事情向我付费。

   然而我内心还是希望有些已经走上工作岗位的同学明白：

   老师是不会变的，总是希望你们走得更高、更远，也总是会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但你们拿到那些老师费了心力给出的东西的时候，是不是也要考虑一下怎样让他感觉更好一些呢？

    比如，跟你们学校说一下你请了自己的大学老师写了东西，建议你的学校不要让你的老师吃亏，这很难吗？

   总之你看，我是一个很懂得要回报，很喜欢要物质利益，而且得不到还会很不高兴的人。

   所以我从没有也从来不觉得我有资格去鄙视那些选专业时有较多现实利益考虑的人。我更不鄙视张雪峰老师——事实上我认为张雪峰老师帮助起别人来，肯定会比我更慷慨，更不计回报。读研时学校发动为汶川地震灾区捐款，我曾很吃惊地对几位同学说：“你们捐这么多啊？”因为我没打算捐那么多，但作为党支部的组织委员，捐得还不如普通同学多，这报上去我又有点儿不好意思，所以脱口就说出了这句话。我相信张雪峰老师一定不会这样想，这样说，因为很多看过他视频的人都告诉我张雪峰老师人很好。

   但饶是如此，我却从来不觉得因为我需要物质利益，需要养家糊口，还需要努力挣钱来让自己及家人的生活更好些，甚至需要为了多挣点钱多攒点钱而锱铢必较精打细算乃至小里小气，所以我就不配当一名共产党员，就不配信仰马克思主义，就不配谈论“一切人的自由发展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前提”的共产主义理想，就不配有挣钱之外的其他更有意思的想法。

   恰恰相反，正因为我们是凡夫俗子，我们离不开物质利益，尤其因为我们身处社会的平民阶层，作为单个的人，在物质利益的各种博弈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所以我们就更需要先进的思想让我们心明眼亮，帮助我们发现自己，保护自己，引领自己。

    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为了我们这些平民百姓而诞生的。

    自从人类迈入阶级分化的所谓文明时代以来，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就处于被剥削和压迫的地位，不得不汗流浃背胼手胝足地谋衣谋食，操劳生计与家计，还要遭到各种压抑、扭曲、作践、玩弄、鄙夷。自古以来的哲学历史著作也好，文艺作品也好，都是帝王将相、豪门巨族的论坛与舞台。我们则是被忽略、被轻视，至多被居高临下地怜悯的对象。樊迟想向孔子学种田种菜，孔子就骂他是“小人”。不错，孔子有“苛政猛于虎”的警告；孟子有“民贵君轻”的教诲；杜甫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沉痛；张俞有“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的悲叹；梅尧臣有“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的愤慨，但他们都不喜欢老百姓自己起来，闯进朱门，享用酒肉，夺回“大厦”与“罗绮”。

    孟子一方面说“民贵君轻”，另一方面又振振有词地说：

   “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

   他和古希腊的柏拉图一样，认为正如头脑控制肢体，用头脑劳动的“精英”也理应支配用肢体劳动的“庶民”，二者同样天经地义。

    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这一套言之凿凿的论证是颇具说服力的。

    然而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孟子这个论证的问题在于没有看到或者不愿意承认：

    确实有不劳力的劳心或者说不动手的脑力劳动（即荷篠丈人批评孔子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但决没有不劳心的劳力，决没有不动脑的体力劳动。广大劳动人民的劳动决不是牛马般或机械般的单纯“劳力”，而是身心一体的，他们这种身心一体的劳动是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共同源泉。

    孟子等剥削阶级的思想家把劳动人民说成只会“劳力”，是想把科学文化艺术等精神财富的创造以及对国家与社会的管理活动与物质生产劳动完全割裂开来，将前者完全归功于剥削阶级，而将后者以及从事后者的劳动人民贬低到一个牛马般令人不齿的非人地位。这样一来，他们就能推出：

    1.劳动人民在社会、政治、文化事务上不配有什么发言权，这些领域是精英们的禁脔，应该一任剥削阶级说了算；

     2.劳动人民也不该奢望劳动条件与物质生活的改善，而只能等待统治者的垂怜与恩赐；

     3.不听话而有自己想法乃至还想反抗的劳动者，例如那位怒斥孔子“不织而衣，不耕而食”只会搬弄是非的“盗跖”，则可以被视为不服主人的牛马甚至妖异，予以鞭笞乃至扼杀。

    马克思主义则将这个千年铁案翻了过来，指出劳动人民那些被统治者贬低为自私渺小卑微与牛马无异的谋衣谋食的活动（因为被剥削，因为恶劣的工作与生活环境，这些活动及其主体往往也真的被扭曲成了非人的状态），不但创造了人类社会的物质基础，也凝结与发展着（哪怕这种发展不是很自觉而且受到全力打压）美好的情操与高度的智慧，因此他们对社会的贡献最伟大也最全面，也理应成为国家与社会的主人，社会也没有任何一个领域是他们不能涉足不能发声的禁区。

    在我们社会主义新中国，想公然把这个已经翻过来的案又翻回去，赤裸裸地宣扬劳动人民只配当牛做马而不应该有别的想法，不应该进入某些领域，是决不会被允许的，但内心里想这样做的人也是决不会没有的。

     那他们会怎么办呢？

     他们很可能会利用现在的种种很不尽如人意的现实，以一种貌似同情你、理解你，替你解除精神负担，帮你拒绝道德绑架的姿态和口吻，来悄悄置换掉你的主体性，让你产生自轻自贱的意识，让你像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引用《旧约》中雅各的典故所批评的那样，主动地“为一碗红豆汤而出卖长子权”，心甘情愿甚至神往不已痛快淋漓地回到旧社会那种“食人”“治于人”的地位与状态，

     的确，从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之前，因为工业化初期高积累低消费的客观需要，因为人民翻身做主人所激起的巨大政治热情，因为基本上单一的公有制所形成的较为均等化的分配格局，也因为家底子薄而不可能用物质刺激让少数人暴富，我们曾经着重宣传劳动人民应该有主人翁精神，有高度的思想政治觉悟，大公无私，忘我劳动，只讲奉献，不讲回报。然而我们那时多少忽略了在社会主义时期，劳动首先还是一种谋生手段，个人与个人、个人与集体与社会的利益关系也还不可能像共产主义社会那样高度协调，大多数人对无私奉献的承受能力还不可能有太高的峰值，“六亿神州尽舜尧”毕竟还是一个美好的期待。比如我开头说的别人向我求助，如果可能的话，我也想当雷锋不去计较回报，可是我也有自己的利益，而且大家要都这么零成本地来找我（因为现在不是共产主义社会，能让他们零成本得到帮助的人恐怕并不很多），我的精力与时间也经不起那么大消耗，所以必然还是会形成某种价格机制，一方面让我得到补偿，另一方面也让我可以休息休息。

    于是在那个年代的后期，就逐渐出现了这样一种矛盾的状况：一边是冲天的干劲，一边是疲劳与乏味；一边是高度的自信，一边是敏感与忧虑；一边是对自我牺牲的真诚崇尚，一边是对个人利益的隐秘向往……

    所以才会有之后的改革开放新时期。而在这个新的时期，建国初期的那四个条件（高积累低消费的客观需要、巨大的政治热情、均等化的分配格局、物质菲薄对贫富差距的客观限制）都有了很大改变，加上国门大开之后西方高度发达的物质技术水平的强烈刺激与五花八门的思想观念的猛烈冲击，我们在反思和奋起之余，在寻找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新的、更好的结合方式（这是完全正确的，也是历史进步的表现）之余，很多人也学会了一件事情：

    把过去那些让我们爱过也痛过的崇高的“理想主义”的东西，都当作脱离现实的乃至虚伪的东西来疏离、嘲笑和解构。

    毋庸讳言，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发现：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在原先刚刚从劳动和战斗岗位上走下来，风尘仆仆、征衣未洗的雷锋、王进喜、焦裕禄他们发出春雷一般又洪亮又亲切的声音的话筒后面，今天坐上了一些和旧社会的“精英”一样油头粉面、衣冠楚楚，但心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的人。

    然而，无论如何，这种情绪是可以被某些人利用的。

    每个普通的劳动者对个人发展和正当利益的追求，不但不是什么低人一等的不光彩的事情，而且正是一个阶级、一个国家发展进步的活力所在。我们为此不但付出个人的努力，而且正是由此而互相需要，互相尊重，互相交往，互相帮助，互相理解，互相信任，创造出了包括最崇高的奉献精神在内的人世间一切美好的、有价值的东西。

   因此，当我们说到我想要自食其力，想要满意的工作，想要好的生活，想要更充分的发展的时候，我们应该感到很自豪，因为我们配得上这些，而且应该知道这意味着我们要站直了身子去进行斗争。

    可是，如果我们因为自己需要谋衣谋食挣钱养家，就认为自己只能跪倒在地膝行而前，不谈任何精神追求，这看起来是拒绝了某些道德绑架，但其实并不算是直面现实，反而可能更接近于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那种“老子是天下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的“精神胜利法”，是在逃避人在谋衣谋食的同时（而不是非得谋到以后）就有精神追求的事实（刘备的义子刘封对关羽见死不救致使关羽败亡，刘备处死他之前曾切齿骂道：“汝须衣人衣，食人食！”——人要穿衣而不能像禽兽一样裸体，人要吃饭而不是吃猪牛的饲料，这本身就包含了精神追求），也是在逃避你越是自轻自贱，就越会被践踏得草芥不如的事实。新中国建立前的几千年历史上，劳动人民不都是自称“小人”“草民”，毫无其它奢望，只求一口安安稳稳的饱饭吗？然而求到了吗？我们今天能够吃饱饭，而且能够建设一个无限美好的未来，正是因为我们的前辈有“其它奢望”，并且跟着我们伟大的党，真的不但将生产资料，而且将政治和文化领导权夺到了人民自己的手里。现在面对着不同于建国初期的新的更复杂的形势，我们要做的，是要团结起来，在党的领导下继续捍卫它、巩固它，而决不能像一群撒娇任性、中二逆反的孩子，去做“倒持太阿，授人以柄”的事情，那并不体现劳动人民的坦诚直率，而只是渴求“向上爬，当人上人”而不得的小资产阶级虚荣心的另类发作而已。

    我们决不应该自我贱民化、自我侏儒化，而应该理直气壮地以我们认为合适的方式谋衣谋食，挣钱养家，正因为如此，我们也应该理直气壮地去学习和讨论哲学、历史，政治、文学、艺术等等——我们要将这一切都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变成劳动人民维护自己、发展自己、完善自己的手段。

    结尾还是得说，我不是志愿填报和就业指导专家——有些同学竟然问我这方面问题，但我是回答不了的，大家应该自己多了解信息，多听张雪峰老师和其他懂行的老师或学长姐的建议。我学的专业是哲学，教的专业是思想政治教育，而且讲的全是理论课，所以我的特长就是滔滔不绝大言不惭地讲空话。我上课也好，打辩论也好，写文章也好，总是因为时间有限篇幅有限，学生、读者、听众的耐心更有限，不容我把想讲的空话讲完为苦恼。不过我也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好，这至少显示了我这位工人阶级子弟旺盛的表达欲——这会让那些想让工人阶级闭嘴的人不舒服，而每当想到这一点，我说起这些空话来，就更加兴致勃勃了。

    举个例子：

   几年前我在微博上碰到过一个这样的人，在我写的一篇讲共产主义理论的文章之后跟评说：

    “马克思理论能当钱花买房还是买车？看病背马克思抵医疗费？？啥也不能有什么用？马克思画个大饼你就当宇宙真理？画饼充饥忽悠你这种不会独立思考的文盲？马克思一家之言说啥都是对的？也只有无脑子的才把马克思当真理！”

    然后还说了一堆“你就是不务正业，天天画大饼。有这个时间你为什么不为老婆孩子买好车买大房子？”之类的“娘”（因为她微博显示是女的）味儿十足的话，以及其它一些形同骂街的话。

   我知道这人特别仇视我说的那些话，也没有删她的评论，就将她晒在那里。

   刺痛了这样的人，我特别高兴。然后我连续发了几篇大谈马克思主义和红色历史、红色文化的文章，希望她继续来展现自己至真至纯的愚蠢。

   结果她反而不来骂了，大概是看我发文太多，她只好选择“眼不见为净”。我提示她我又发“不务正业画大饼”之文了，万望她继续撒泼打滚以供大家娱乐，她也不理，只是把我的留言删掉。

   真没劲。于是我发微博的兴趣有些下降，过了差不多半个月才接着发。

   我这也算是一种斗争精神吧。

   希望同志们都有一点这样的斗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