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篇（二六） 政治视野（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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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化，不只是翻译、理解，还是在中国的思想体系中找到它的位置，使它成为中国的精神。佛教的中国化让佛教“说了汉语”，与儒道并存，成为了中华文化（精神）的组成部分。如学者的总结：儒家让我们拿得起，道家让我们放得下，佛家让我们看得开。佛家教人如何面对虚无，道家教人如何面对自然，儒家教人如何面对社会。科学为自然之地洒下了阳光，但人类社会所在的云中之城仍有黑暗和迷雾，中国哲学的主体则始终是城中的灯火。

某种思想中国化的前提是，“视野”的扩充导致中华文化在内部出现了空位，而这种思想恰好可以填补（关于佛教中国化的意义，有诸多著作和说法，但‘互补’是确定的）。佛教文化融入中华用了一千多年时间，其间经历了依附、渗透、变形、冲突、交流、辩论等由浅入深的各个阶段，至唐宋终于完成融合，佛教文化不再是中华文化的一个“挂件”或“副本”。融合是变通和取舍的过程，可以联想“拼图”，但绝非只是切削以适应，其中的斗争与启发是全方位的。

数百年西学东渐，随着视野的展开，今天的中华文化又到了“进化”的时机：面对现代性。“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包含了当时天朝上国的可悲的尊严，但洋务运动的失败，并不是这一原则的失败，而是未能做到的失败！中学为体，此体应当包含全面的科学精神；西学为用，其用应当是“拿来主义”的取舍。全面审视中华文化的主体和空位，找到所需的营养，拿来并吸收融合，才是“进化”的正路。

弱水三千，只取一瓢：属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民本之锚

佛教的中国化，体现着中华文化的包容心态。包容源于自信，时刻担心人民觉醒的文化不可能是先进文化。包容还是胸怀，承认外来的文化也是文化，可以用来滋养和丰富自己。自信是“以我为主”，也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拿来主义”。胸怀是海纳百川，也就是对他者的尊重：不因差异而视为异端或野蛮。中华文化的这种包容心态，源于中国人历来的天下观：居天下之中方为中国！

佛教中国化的形式，体现着中华文化的牢固根基。民本思想一脉相承数千年，这是中华文化最可靠的锚地。无论外来文化如何博大精深，无论它怎样自洽雄辩，在民本之锚面前必然相形见小、见虚！无论中华文化怎样吸取和包容，都还是锚定民本主义的中华文化，外来文化只能是它的补充和滋养，不能替代或改变它的精神。

佛教中国化之后的发育，说明中国具有使佛教发展的政治和社会土壤。佛教起源于印度，却由中国发扬光大，在印度本土反而式微。中国一直以来都是大一统的大国政治，需要面对国家内部巨大的差异性，民本主义、求同存异是当然之选。这与大乘佛教教义有高度的契合性。假如佛教未曾中国化，那么大乘佛教并不能发扬。佛教因中国化而成为当今的佛教：本将湮灭的应然因中国化而实然。

关于民本与人本，哲学上可能有差异。很显然，民本是统治者视角下的，思想者位于统治阶层，其目的显然包括了统治的稳固。爱民如子、牧、守等用词都显示了阶层的划分。如果谈论“公平”，那么民本思想是不公平的，因为思想者天然占有阶级及其统治；但如果谈论“正义”，那么民本思想是正义的，思想者所求是共存与改善。学术讨论不能假设前提，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农业社会，人类必须组织起来（抱团取暖），必然形成阶层！其中必然有尊卑，有侵夺和各种勾心斗角，但不能因此否定其中民本思想的正义性。

民本也是人本（只要它基于‘人是平等主体’），是社会形态制约下的人本。社会形态不是“思想”出来的（如果有一个现代人穿越回去，当了族群领袖，那么他关于‘公平’的改革，最大的可能是葬送本族群：更深的深渊），而是生产力水平决定的。所以，除非是必须强调阶级的场合，二者可视为同义。

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现代科学打开了知识大厦五层之下的视野；地球村时代的全球化开拓了地理、历史的视野；工业化深刻变革了社会组织，现代性造成了人居人文的变革…。视野的扩充，使得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华文化体系出现了空位。拓展了的世界，要求儒家内修的根基，即“格物”的眼界打开。首先是如何认知科学打开的世界，中华文化在近代以前不成体系。其次是天下观的改变，要求中国在地理和历史两个维度上，重新定位自我和他者。其三是工业化的冲击，要求人们重新审视历史和文化，适应并走入现代性。

近代史上中西方科技水平的巨大差距，曾经一度让国人以为非“全盘西化”不能救中国。但随着工业化的基本完成，中国人开始重新审视。仰视和平视是不同的视角，中西方文化的互补性在“平视”的视角下得以显现。中华文化中的民本主义、知行合一、心性论、义利观等，远较西学为厚；儒家外修（修齐治平）以及中庸之道所构建的价值体系（民本主义），远较西学为正、为坚；诸子百家（法、兵、阴阳、纵横等）展开的政治（经济）学术，远较西学为实。

​从社会阶层变迁的维度看，历史的进化路径是贵族/领主->世家豪门->士绅->平等国民。中国的历史已经迈过了上述台阶，但西方社会并未完整经历。西方社会仍有明显的贵族、世家特征遗留。无论他们如何宣称平等，不能掩盖实存的阶级。

全盘西化既不可行，也非正道。既然相遇，那么多样的文化都是源流，尊重他者自是应当，但妄自菲薄也非相遇的态度。这不是“为不同而不同”的偏执，而是全面审视后的自信！社会学领域，中华自是正统！原因不在智力或关注，而在历史和人文伸展开来的丰厚，厚重的历史是社会学生长的土壤。宗教也是影响因素，教会的巨大政治能量，使得西方社会学始终受到外力的拉扯。

可以填补中华文化空位的，是马克思（和黑格尔）的思想。其余都是“外道”，已被老子、孔子等先哲们划到了中华文化的界外。

西方哲学史，是一部以宗教为锚的思想史：经院哲学之前，是为宗教所做的准备；文艺复兴之后，是反对宗教禁锢的斗争。笛卡尔确立主体性的意义在于反抗宗教，但主体性从来都是中国哲学的默认。康德哲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子不语怪力乱神”可以涵盖。黑格尔之后的西方各学派，落子多在哲学之外。存在主义则是对“人本思想”的确认，而“人本”只是中国哲学的背景。黑格尔的可贵之处在于开展了社会（历史）的探讨，这正是中国哲学的主题。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完成了西方哲学的实践论转向。（这在整个西方哲学史上都是孤独的。西方哲学转向实践之艰难，不在学术或能力，而在‘启蒙’以来的自大：不愿承认社会领域的现实高于任何理性，以为政治是可以演算的。这也是黑格尔‘人们从未在历史中取得任何教训’之所指）。

辩证唯物主义的真正内涵有二：其一，唯物的地基作为科学思想的承载，可以打开科学时代格物的视野，让科学思想就位；其二，辩证法用于社会领域研究，引导视线关注其中的本质能动（此前，中国的政治哲学有封闭和静态的痼疾，忽视能动的一面）。二者共同容纳了现代性，而工业化正是中华在这一时代的首要任务。这种契合性，使得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化”的不二之选。

中国哲学从来不曾为科学思想设置障碍，相反，格物致知、理一分殊、知行合一等，所指恰是科学的实证主义！这一点，可以从科学思想在新中国的普及程度得出：如果中国文化是反科学的，如何可以造就一个科学思想的信仰之地！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为何不能把中国塑造成为任何宗教的信仰之地？为何西方发达国家的各种伪科学甚至邪教组织此起彼伏？而中国的神话故事传扬的总是战斗的人而非拟人的天地之威！中国哲学的关注始终是社会，阴阳五行（相长相生相克）也正是辩证法的实用。马克思主义几乎可以拿来无缝衔接（否则就不会有那种莫名的熟悉感）！

共产主义之所以成为理想，在于中华文化内置了它的合理性。未曾考证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否读过《礼记》，共产主义与大同社会的近乎同质，或许是一种巧合。但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华文化中早有源流，却是不争的事实！这就更加使得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成为必然。

如果有“天命”，那么马克思的天命就是为中华文明的复兴做好理论的准备（否则无法解释革命导师的‘孤独’）。

怎样的马克思主义

中国共产党建党已超百年，在行动指南（每个时代的指导思想）这一维度上，党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正如党的章程明确：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上的三个历史决议，都是我党在重大历史关头作出的重大战略选择。决议意味着转折、深化和开启新时代，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里程碑。

革命导师是人而不是神，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时代，第二次工业革命尚未充分展开。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并没有遇到过大规模的资本问题，也不可能预见资本的联合以及全球化实况，更不可能预见社会主义实践会从资本主义最不发达的中国开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在指导思想这一维度上，就是不断摆脱教条束缚的历史：每当外来的理论（经验）与中国的现实发生冲突的时候，是“实事求是”让我党化解了危机并开辟了道路。因此，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从来都不是马克思主义驾临中国。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中国革命从她的起步阶段就走在了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同的道路上。形式（道路）的巨大差异，并不代表中国的革命理论偏离了马克思主义，恰恰相反，是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没有马列主义的阶级理论、矛盾理论、组织理论以及武装斗争理论，就不可能有中国革命的道路；没有实践对理论教条的克服，同样不可能有中国革命的胜利。这就是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是“六经注我”的：领悟精神，收发由心！先锋队，首先是中国的，然后才是信仰共产主义的。

如果用一个词来统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那就是“解放”：解放生产力，从而实现人的解放（这当然也是六经注我）！共产党宣言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可为注解。中华文化至宋明到达高点，程朱、陆王是它的顶峰，顶峰意味着完备、自足，也预示着封闭、僵化。近代以来，中国走向现代、走进地球村，时代和场景所赋予的任务就是解放：科学上的打开视野，政治上的改出僵化，文化上的走进现代。时代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一种追求“解放”的思想体系，自身不可以成为教条。成为教条，在逻辑上是自我的背反，在实践上是事业的失败。所以，中国的解放（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实践着的马克思主义才是真的马克思主义！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就是中国实践着的革命和建设事业。

两个元叙事

李世默先生用两个“元叙事”构造了政治学理论的二律背反。其一：所有的人类社会都遵循一个线性的发展规律，即从原始社会开始，经由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最终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我们必须投身于正义与邪恶的斗争，即正义的社会主义与邪恶的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正义终将胜利！

其二：所有的人类社会，不论其文化有何异同，…都将从传统社会过渡到现代社会。…一旦有了选举权，必然会选出好政府…。选举民主制将成为所有国家和民族唯一的政治制度，再加上一个自由放任的市场让他们发财。…我们必须投身于正义的民主与邪恶的不民主之间的斗争，正义终将胜利！

两种元叙事的背反，并不是要求判定对错，而是要求识别其中的非理性。非理性不在叙事本身，而在于人类的狂妄：以为可以拥有关于人类发展的全部真理，以为历史可以终结！无论哪种叙事，都违背了最基本的哲学常识：未来不可知。二律背反，唯一的结论是：政治（元叙事）在人类的理性之外。不能证明或证伪任何一种元叙事，因而不能以之为形而上来定义世间的正义与邪恶。

任何国家（政府）都可以有自己的元叙事，思想者也可以论证自建元叙事的雄辩。但元叙事只能用作引领的旗帜，不能用作定义黑白善恶的天条！每一条道路都可能通向罗马，人们尽可以按自己选择的方向前行，但前行不包括阻断他人的道路。当然可以鼓励或指责他者的行程和方向，但那已是“交往”！阻断道路，不是元叙事之恶，而是所行之恶。斗争已上升为政治，而政治不遵循任何叙事：人世间没有形而上的政治天条。

元叙事只能作为旗帜，不能代替人在这面旗帜引领下的行动。任何拔高马克思主义的想法和行动都是在推卸责任：政府的为人民服务的责任，个人的爱国敬业的责任。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是救世主！生产力的解放是全体人民脚踏实地干出来的。

中国共产党人信仰共产主义，坚信自己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坚信自己事业的正义性。但“正义的胜利”不是打倒资本主义者或任何其他道路上的前行者，而是走通自己的路，通达心中的彼岸。马克思主义不是宗教，不设关于正义与邪恶的裁判所。

新中国的国家正义不来自意识形态，而来自为人民服务。帝国主义非正义的根据是其帝国主义行径，而非其意识形态。剥削的非正义，来自阶级固化已经成为社会公平和进步的阻碍，并非意识形态（旧中国的地租率60%上下，底层人民生存的大地已经板结龟裂）。中国人只是想通过努力过上好日子，阻断道路者就是敌人，不因他们说什么或打着什么旗帜，而因他们的行为。

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共产党宣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如果要谈马克思主义的立场，那么这个立场是“全人类”。这样的立场就是无立场，或者说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是时代性（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阶级）的，而不是民族（国家）性的。“不设锚地”使得它可以作为全人类的宏大叙事，也使得它不能成为完备的和现实的文化。

无产阶级不设民族国家立场，不等于中国革命的实践不设立场！如果有人非要以全人类作为立场，那么迎接他的只有失败。任何的学说、理论，都是人运用他的理性的结果，也是人在实践！而政治（以及战争）在理性之外。政治是国家组织（利维坦）的相处以及内部治理，高于人的理性！在国家消亡或者外星人入侵之前，“全人类”不能作为政治的立场。中国人当然乐见全人类的和平、安宁、富足，但不能以牺牲国家利益为代价；努力让本国人民过上好日子，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一体。

社会学领域的研究不能称为“社会科学”，道理前已说明。但马克思主义是个例外，革命导师的确是把历史（政治经济视角）当作了“科学”。若按知识大厦的布局来划分，马克思的研究工作是在大厦的第六层展开的：当资本被论述为主体的那一刻，革命导师站在了六楼上！这个站位是从黑格尔那里继承的。历史像一条河流滚滚向前，其平缓、激荡、旋涡、转折…似有可以把握的规律性存在！所以他们二人都非常重视辩证法：透过现象看到本质。这个本质不是形而上的，而是经济、政治、文化等现象的动力学。

与任何的政治学、经济学不同，革命导师不为任何人代言，他只为生产力（这一社会的本质推动力）代言。马克思不是政治家，但他是政治家之师（所以称为导师），他的贡献分为两个部分：其一，对资本本质的认识；其二，方法论和路径示范；后者重于前者。伟大的政治家都要实事求是，他们才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求索的是“经世济民”的学问，而不是任何教条。

大厦六层的研究工作，需要近乎“神”的视野：历史长河的全流域，以及作为河流外部性的全部天气系统。这是做不到的：一方面，人不可能经历所有国家的历史，必定有目力不及处；另一方面，未来不可知，推演意味着预言，预言是可能的悖论。所以，真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不被教条束缚。

马克思用他的著作为后人做了“社会科学”的示范，就像孔子用论语为后人做了“仁”的示范，苏格拉底用一生做了“求知”的示范。他们都是这样的哲人：他们的哲学简直可以说是他们的传记。

他们都在追寻真理，但这真理不是一个个孤立的命题或文章，而主要是他们“追寻”的轨迹，是其中蕴含的精神。他们的成果，也要放到他们研究的路径和场景中理解，而不是拿来套用。所以，单独拿出论语中的一句话来求证，并无意义：只要有人想要，那么论语可以用作诡辩。单独拿出苏格拉底的一句诘问，并无意义：只要有人想要，那么苏格拉底的言论可以抹杀世间任何的“美”与“善”！截取革命导师的一段话来膜拜，得到的只能是教条：只要有人想要，那么他总能得到合用的判定或立场。而所有的膜拜或诡辩，目的都不是追寻真理，教条主义者已远离真理。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的关系

只要国家还是世界舞台上的主角，中华文化就是有立场的，这个立场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的立场。政治层面，中华文化是民本主义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道德层面，是人本主义的，成为自己，自律自由；法律层面，是以人为本的，人格平等，人是目的。由此生发的人居人文、至善至美、明道明德，就是中华文化。

马克思主义不能取代中华文化，它不设立场，不具有文化的完备性和现实性。也正因不设立场，它可以主要地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融入中华文化。也因此，包容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华文化，仍是以人本思想为底色的中华文化，只会更加舒展。中华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失去的只是锁链，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之所以急需马克思主义，不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救世主或灵丹妙药，而是因为它打开了视野，革命者从此认清了局势：谁是敌人，谁是同志！革命的主体仍是中华文化养育的中国人民，革命的目的是中国人的解放，革命的完成态，要回到中华文化精神的焕发。

如果中华文化是一棵树，那么人本思想是它的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要求这棵树的移植，只会帮扶着树的生长，二者关于生长的定义一致（中国的民本思想蕴含着社会主义的精神，只不过在科学时代之前，物质匮乏和外部威胁使得它伸展艰难）。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带来的，是中国的文化之树突破原有极限的可能性：现代科学可以在墒情、营养、阳光等方面支持树的生长；拓展了视野的社会学可以在平衡、抗风、固本等方面增强树的拙壮。

在马克思研究工作展开的（知识大厦）六楼上，没有善恶美丑，没有特定的国家民族，有的只是历史潮流的浩浩荡荡。马克思所在的年代，科学已经可以自立，工业化已经奠基，历史这条河流进入了新的航道：科学时代的水面骤然开阔。科学所创造的生产力的动能显露：在可以忽略人的主体性的领域，社会运动的规律性呈现。马克思关注的是屏蔽了人的主体性的领域，无关文化。或者说，实事求是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而这一点与中华政治文化一致。所以，需要完成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而不是用它取代中华文化。

当代中国需要做的，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带来的改变，用现代汉语表达出来。而在此之前，或许应当先把古文写就的中华文化用现代汉语表达出来。解脱了僵化、束缚的文化之树，表达在现代汉语中，应当背景更高远、权叶更繁茂、着色更明亮，那应当是一棵健康和美丽的树，可能是树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