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篇（三） 论公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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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一个场景来讨论“公正”。

村庄里与东西向街道垂直的南北向过道叫做胡同，农家大门往往不直接面向街道而是开在胡同里。胡同一般比较窄，机动车很难通过，行人、自行车或手推车可通过。甲乙两户人家分居胡同两侧，对门。这个场景中有三条线：中间线、胡同的两条边线（甲乙两家的墙基线）。如果你对这个场景不熟悉，也可以想象楼梯过道，总之是个公用场所、甲乙双方、三条线。

真实的乡村生活中，胡同有时可以做临时的置物场所。比如，甲家要修缮房屋，可能会向乙家打个招呼，乙家一般也不会为难。这样甲家就可以把建材临时放置在胡同中，并尽量保持在自家一侧不过中线，以保证胡同的过道功能。如果来年乙方需要某种协助，那么甲方也会予以回应。双方会在这种“善意的侵占”中变得亲近，过线行为就像一条联结邻里关系的拉链。

但如果甲家长时间占用公共空间，就容易引发邻里纠纷。对乙家来说，并不是影响了生活质量，就是单纯的不能这样！更严重些的，如果甲家不打招呼，或者甲家声称只要不过中线，乙家就管不着，则有可能造成冲突甚至反目，进而乙家也占用公共空间，导致胡同完全堵死。这就有可能需要村委（或长者）出面调停，村委如果不能一碗水端平，那就会激化矛盾。（可以参见‘六尺巷’的故事）。

中国人常说“公道自在人心”，意思是说，国人心中的“理”始终是在的。这个“理”不是法律（普通人可能不在意法律条文）规定，也不是国家机器强制，而是所谓“天理”，是存在于国人心中的规则与尺度。“人在做，天在看”、“举头三尺有神明”是中国人的坚守。如果基层机构的调解不符合心中的“天理”，那么他会“上访”，找上级政府机构“说理”。现实中，行政和法律很大程度上要顺乎“天理”，否则可能会后患无穷。（基层工作，或者说法律的边缘，其目的是‘修复’人的相处，‘家务事’的难，不在‘对错’，而在修复）

如果甲家人不讲理（偏离了‘天理’），各种撒泼耍赖…。即使法律和行政拿他没办法，他也会受到惩罚。比如全村人孤立他，比如乙家搬家或到对面胡同开门（不与甲对门了），没有人愿意和他家往来…。村民在用另一种方式“讲理”：如果有人不愿意接受制约，那就没有资格享受帮助。

“公道/公正”是做人的本分。经过认可的越线行为，就像是一条拉链，构成了熟人社会中的一种良性联结。这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和“礼尚往来”的成因，因为不匹配的拉链不能联结。人在与他人的联结中感受公众的尺度，来自公众的惩罚和奖励就是调整尺度的理由。良性联结在本质上，是在资源总量不增加的前提下，拓宽了双方的空间（福利），同时增强了相互的信任，合作得以深化。“合则两利”绝不仅是避免互相伤害，而是确有额外之利：社会分工如此，公共设施亦如此，大一统或亦如此。

良性联结就是社会性的一般形态。任何一对相处关系之中，都有一条中间线，以及一个缓冲区（场景中的胡同）。双方都应视缓冲区为公共区域，不把自己的权益主张为中间线，而是以中间线为基准，各自退让一个空间。国人文化中“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既是相互尊重，也是公正所在。相处之中，每个人都知道中间线在那里，但并不用它划界；我的公道是我的墙基线，对方的公道是对方的墙基线；我只能主张自己的公道，我不能替天行道。

（在‘神’的视角下，人的相处也是‘交易’：良性联结、缓冲区，不过是双方常用的筹码。的确，如果一切可以商品化，那么‘交易论’成立。道德与交易之间，并无形而上的刻线，不同时代，其分野会有所移动。但道德的精算并不明智，因为根据‘神’的测算，那样做得不偿失，社会并不因‘账目清晰’而宜人宜居或更有效率。道德，是适宜尺度被圣人感知和表达出来，成为族群的文化。‘交易论’是神之论，而‘神’的字典中不置‘虚伪’一词。）

交道

人与人相处中的两方三线关系是普遍存在的，忽视缓冲区的存在，将导致标尺错误。社会上的许多争论，源自于此。

可以联想到父母对孩子的管教。在相处的两方三线关系中，要求双方有达成了共识的尺度。即双方都知道中间线在那里，但不会声索；都知道双方的底线并且知道对方知道。如果甲方认为乙方的行为有偏，那么合适的做法是让乙方感受到，而不是直接向乙方提出。如果甲对乙说：“你不应当怎样”。那么乙方会认为“用你来教我？忘了你是怎么做的了”。于是“甲方指出”这一行为就构成一种对默认公正值的干涉，双方可能就此争执。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要潜移默化的其实也是“两方三线关系”的做人原则。父母在教的过程中，既有行动示范，又有语言教导，后者其实已经构成某种“指责”。这在孩子幼年时期并不凸显，但当孩子的心智逐渐成熟后就成了问题。孩子的“逆反期”心理通常是这样的：“唉，你说的都对，但不用你说给我听，你这样说就是指责我！就是不信任我！”于是在父母看来就是各种的不听话。

柏拉图认为实现正义的方式是“各司其职”。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主就应该有君主的样子，做好本职即为“善”。本职的含义不仅是履职，必然要包含相处：当君主与臣属的标尺不能匹配时，任何一方的履职将不可能。这其中最常见的错误就是无视缓冲区的存在：当一方越过基线时，侵犯已经发生！“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柏拉图“正义就是只做自己应该做的事而不兼做他人的事”就是要求不得僭越。国人常说的“宽以待人”略同。

如果拉链出现单个齿扣的脱离，又不及时修复，那么整条拉链就可能很快解离，只剩下‘拉头’在证明着曾经的拉链！如果相处关系中出现了‘误会’，又不能及时消除，那么人的‘关系’将可能离散。宽以待人，就像是给了拉链齿扣一定的弹性，不一定更坚固，但可以更长久！

现实生活中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以及同事、伙伴甚至偶遇，都是一对一的相处。其中均有两方三线关系存在。无需描述每一组相处中的三条线，但相信每个人都可清晰感知。人际交往中的缓冲区效应，可大可小。亲密关系中，人们可能根本感觉不到它；缺少共识的相处中，它可能左右善恶（正误）的判定！

互联网上大量的口水仗源自对两方三线关系的忽视。发言者以为站位“公正”，但只要反驳者站在另一条线上，争执就无法避免。因为那里确乎存在着关乎公正的三条线。而如果发言者无视身份立场，则他已经越过其身份自带的“墙基线”，哪怕他并未越过中线，也已造成事实的侵占：他在指责。比如关于996是否福报的争论。

对衣食无忧或“躺平”者来说，不需要996；但对大部分的奋斗者来说，需要996（奋斗者并不是向往它，而是坚持用自己的劳动创造财富，目的还是摆脱它）。为一部分人提供工作机会，这件事本身是有功于国的，因为政府的责任也包括了促进就业。从这一角度看，996是一种福报，尽管它并不美好。

但企业家不能宣称“996是福报”。奋斗者感恩工作的机会，是他们的本分；企业家感恩工人的辛苦付出，也是本分；工人与企业家之间的公正，就在这份相互认可与感恩的“人情”之中。企业家宣称福报，已经收取了寄放在工人心中的那份人情，如果是高调宣布的，那么他还收取了利息！企业家替本分的工人发言时，已跨过了他的本分，本质上是对缓冲区的无偿占有：他已不满意如此相处。

类似的越界行为只是引起人们的反感，另一类“乱界”行为则是有意的诡辩。战国时期的杨朱倡导“贵己”之说，主张“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孟子称其“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孟子原义是杨、墨对照，若只取孟子所论杨朱，则并非杨朱本义。偏爱惊人之语的网红学者喜欢为杨朱“平反”，并引申出“私有产权”和“道德绑架”。这些反转和引申作为“功利主义”道德观的反驳或“人权”的伸张并无问题，但作为“价值观”的评判则不可。

人自出生已在社会之中，两方三线关系已在。父母爱子女，当然是生命本能，但若据此反驳儒家谈论孝道，却是荒唐的。若如此论，则世间无爱：没有不能解析的“爱”！两性之爱可以解析为荷尔蒙，老师爱学生可以解析为投资未来，朋友之爱可以解析为有所求…！

“父母”所以能生养，也是因为他们在社会之中，已受社会之恩！若继续追问，则“父母们”已用劳动回馈，并不相欠社会什么！但这恰恰说明，人与社会是责权对等的，而责权就是两方三线关系：社会并不向我索求，个人回馈社会也不因偿还；正是因为“不索求”，所以才“无条件”！社会性是“人”的定义，而非测算或交易！孝道可以不因养育之“恩”，父母也不为回报，但人性不因未闻索求而不在。

杨朱之论的问题在于遮蔽了两方三线关系，这在生意场上并无问题，但在社会生活中不妥。人与社会两不相欠，是在他甘愿承担人性定义中的义务之后的表达！社会之于人，就像水之于鱼，鱼固然可以认为水不为鱼而在，水也不需要鱼的感激，但鱼在水中却是不争的事实：鱼当然可以悠哉游哉，但水性已在！若鱼怪罪水的阻力，是已忘记动力也在水！当鱼一定要谈论水时，必须强调鱼在水中！为杨朱的“平反”没有问题，强调保护私有产权也没有问题，但遮蔽杨朱的“遮蔽”却是问题！把本应限定在生意场中的规则推广到社会生活中不妥！拆散社会生活中两方之间的三线关系，结果只有一个：害人不能相处。解离合作，已是教唆之恶！

（‘神’的视角下，‘中间线’是公正所在，但人不能那样声称，那意味着‘切割’。两方三线关系，就像骨关节处的润滑，抽去其中的缓冲，只会让关节受损。）

生活本就是各种的纠缠牵挂，无法摘除也无需摘除，社会性是人的定义！两方三线关系是相处的本相！孩子的逆反期并不是家庭或教育的错误（其实孩子内心隐约懂得其中道理），把逆反期当作错误才是错误！只是应当知道它的机制，而不是试图趋避。因逆反而放弃教育，绝非正确选择。消除它的唯一路径是孩子长大懂事，感受到一家人的亲密，认识到那是关爱而非指责。

羊羔跪乳的论证可以不成立，关爱也无需报答，但孝道不因此而失，（有差等的）爱人而已！爱，是主动作为，是应为也是愿为！若依赖理性的指证，已不是爱。

 “彬彬有礼”既是尊重，也是疏离；“损友”既是冒犯，也是亲密…。“做事先做人”的道理在于：关系决定着合作程度。

亲疏

做事相对于做人，是相处中的一个切面，如果做人是一个积分过程，那么做事就是被积函数的当前取值。人与人相处中的两方三线关系是一个动态过程：任一时刻，三条线于双方清晰可见；长久相处，三条线会跟随双方亲疏程度移动。于是，一时的冒犯可能是长期的亲密，此时的敬意可能是未来的疏远。善意与否，取决于纵横两个视角。横向的，就是两方三线关系的遵守；纵向的，则需要双方的可预期性，如果预期为“一锤子买卖”，则谈不上纵向尺度。

陌生人之间的可预期性较弱，因为追索的难度大，诉诸法律需要付出代价。熟人之间可预期性强，因为互相知根知底，双方共同的关系人足以形成约束（坏了名声，人就失去了他赖以生存的圈子）。所以，亲疏程度是稳定社会关系的度量，也是合作程度的度量。儒家讲“爱有差等”，既是事实，又是赞许：德治的目的就是稳定的社会关系，而代价是“束缚/牵挂”可能带来的僵化。

儒家的“改良”属性显露无遗：承认并基于现实。无论远古如何，过程怎样，人们所见的社会就是由亲疏不同的关系构成的。儒家归纳的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五对关系可能有时代性，但时代性不是儒家的指定而是对现实的认可和归纳。无论未来怎样，社会仍将由亲疏不同的关系构建，社会性的本质仍是秩序之上的合作，这样的社会仍然需要秩序，需要教化。

原子化的个人，不利于人们之间形成亲密关系：彬彬有礼的背面是敬而远之。原子化个人，客观上为人和社会的“标准化”做了准备，而从标准化中可以尝试提取共识，“普世价值”即将跃然纸上。标准化，是研究自然的科学方法，但不一定适用于社会领域。社会领域中的标准化，通常都是削足适履，而社会（以及人）真的可能如研究者所愿。苏格拉底关于善与美的诘问之所以有力，是因为他把“普世的”价值观放到了具体的场景中：标准化的前提不再成立！

这种标准化，主观上来自研究者内心的宁可削足也要适履的愿望（理性的滥用），客观上则否定人与人相处的能动性，由此出发的社会活动不是改良而是斗争。形而上的魅影再度显现：关于能动性的研究，设立着机械、静止的前提。并非禁止价值观的提取和倡导，而是应当明确场景，价值观不能普世化：要求他人，已是越界行为。

作为社会的底线，法治的根本要求是“论迹不论心”，法律条款可以也必须分明，否则无法执行。道德则先论心或者论心为主，道德要弘扬人性的上限，不能也不必具化为精密条款，否则就成了自设天花板或自缚手脚。爱有差等，即是指出相处关系有亲疏之别，不同的相处中，道德的内涵并不相同。

身（心）即立场，立场取决于认同（亲疏），所以“全人类共同体”是立场作为概念的边界。环保主义的立场是人类，环保的目的也是人类，不是动物！不得以“地球上的生物”为立场！

当今世界，认同远未达到共同体的程度，种族歧视仍是某些人的底色！道德的讨论不能变换“亲疏（认同）”所规定的立场：认同决定着道德的刻度。当定义域不同时，道德的取值范围不同：对待家人，怎样做都觉得不够；对待敌人，当作人（而不是畜生）已是悲悯。若以“大东亚共荣”为立场，则汪精卫可能是儒家称道的“君子”！

道德应当标注立场，否则已在道德的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