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皇帝打败了王子们，重建帝国

（接上节）

第二章第二节  黄皇帝打败了王子们，重建帝国

近代，由于客观形势使然，中国知识分子的注意力全在欧美，很少注意中东，也想不到注意中东；反之亦然。要说有什么区别的话，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西方”里还多一个日本，这一点与欧美精英大体相同；中东知识分子对日本的态度则更为模糊，基本上仍然把它归在“东亚”，和中国是难兄难弟。

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崛起，中东开始注意那个“亚洲国家”，媒体上，中国龙逐渐成了很有热度的话题。不过，当他们的媒体涉及到中国历史的时候，极少有准确的时候，相反，经常有各种惊人的错误。我浏览的都是中东各国的主流媒体，能在那里登场的，无论是电视台记者、主持人、学者嘉宾，还是报人和专栏作家，都是阿拉伯世界一流精英。然而他们集体拥有一套粗疏的“中国历史”，与真实的中国历史简直没有一点儿关系，而且不分左右，也不分拥华还是亲美，大家在“中国史观”上非常一致。

往昔，中东文化对于中国文明非常重视，远远超过中国对中东的重视，波斯语、阿拉伯语文献中，“中国”以各种形态出现，呈现着对于中国的独特认知。不过，到了近代，一如世界各地一样，中东人全面接受西方文化，放弃了对中国的原有记忆，采取了西方的“中国史观”。

西方文化中，有一个词汇，用于指称最高级别的封建统治者，英语中为emperor（为行文方便，本文涉及类似概念时一律用英语）。该词源出古代罗马，早在罗马共和时代，就有一个称号imperator，本意是指带兵出征、凯旋归来的将军，公元前四十五年，恺撒一度出任imperator，将该称号转为“终身元首”的意思。从此，逐渐演化出emperor的概念，其间过程复杂，在此略去不表。emperor统治的政治实体，则为empire，因此，emperor与empire是一对相连的概念。不过，十九世纪以来，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思想观念的交锋，empire获得了独立的发展，演化出远为丰富和复杂的意涵，成了现代政治学中的一把思想武器，且威力巨大。[i]

西方文化在与中国接触当中，将中国封建时代的最高统治者尊为emperor，中国作为政治实体则是empire，由此，形成了chinese emperor 和 chinise empire 这一对固定概念。中国方面则酌情把emperor翻译为“皇帝”，并且专门为empire创造了一个新词——“帝国”（或许是从现代日语引入？）。随之，chinese emperor 到了中文里翻译成中国皇帝，而 chinise empire 则翻成中华帝国。帝国，中国皇帝，中华帝国，不仅仅是三个词称，而且携带着新的观念，传统中国文化里既没有那三个叫法，也没有它们所携带的观念，对中国人来说，三者都是新事物。

中东的情况与中国不同，在近代，阿拉伯语和波斯语都直接引入了emperor、empire以及“帝制”、“帝国主义”等的音译词，用阿拉伯字母拼写。以阿拉伯语来说，竟是引入了imperator的音译词，发音大致为imbaratur （阿语里没有p），对应emperor；empire的音译词则为imbraturiyat。随之，也引入了中国皇帝和中华帝国那一对儿概念，前者发音大致为 “因巴拉图了·隋尼呀（中国的）”；后者为“因波拉图利亚特·隋尼呀”。实际上，在大多数中东人的脑海里，关于中国，基本上只有中国皇帝和中华帝国这一对儿概念，并且，这对概念还在他们的印象里生了根。

当中东知识分子想到中国的时候，心里马上浮起一个“中华帝国”的幻象。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号称中东的BBC，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六日，其阿拉伯语官网“政治”栏目发表了以旭烈兀帅军攻陷巴格达七百六十三周年为主题的报道，竟有如此的文字：

“据（历史学家）哈希姆所说，成吉思汗带领他的军队去与东方的中华帝国交战，并且战胜了它。”

《征服者王子》里的情节，在中东，就是历史本身。电影情节与历史不同的地方，只在于成吉思汗进入中华帝国的方式。

那个中华帝国的历史，还特别的长。阿联酋阿语报纸《海湾报》拥华立场明显，在二〇〇八年和二〇〇九年曾经发表一位阿拉伯作家的长篇游记《在龙的环轨里周游》。那位未具名的作者热爱中国到了痴迷，在华期间的一切见闻都让他赞叹，他认为，在长城面前，金字塔和空中花园都如同“玩偶”。必须注意的是，该作者成长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反帝反殖运动中，四十年后终于到达北京，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长久伫立，心头涌过“丝绸之路、鸦片战争、长征、不结盟运动及其中国领导人周恩来（与纳赛尔、尼赫鲁和铁托一道）”。这样一位作者，却充满敬畏地相信，中国有着“承袭了四千年的帝国制度的建制”——原文确实用了imbiraturi即“帝国的”一词。

无独有偶，二〇二一年六月，阿联酋英语报纸《海湾时报》上，一位英国作者的文章《第一世界，第三世界？我们还是整些新的二元概念吧》一起手就是：

“公元前一千年间，对任何生活在古老中国的周帝国（Zhou empire）的人来说，世界都是简单的：他们是在“中国”，即“中央王国”，而外面的一切都是野蛮的（barbaric）。”

周，周帝国……

可见，关于中华帝国的历史长度，在中东知识分子与西方知识分子之间，存在着一种“知识共享”。

推测起来，所谓“周帝国”，是把“天子”一称与emperor对等。亚伯拉罕三教笃信绝对神意，因此对天子、天命两个概念特别敏感，也很崇拜。在著作《论中国》中，基辛格告诉英语读者：

“（中国）皇帝（注意，原文在词汇开头用了大写的E，为Emperor）的第二重的、形而上的角色，是天子（Son of Heaven），天堂（Heaven）、大地（Earth）与人伦（humanity）的象征中介。”

天子是否能与emperor对译，是复杂的学术问题，只能留待学者们去替我们分析。这里面有一点关键，那就是欧洲中世纪史与近代史中的emperor和empire一直先天不足兼后天失调，本是欧洲文明的独特现象，一旦将其普遍化，硬与其他文明中的君王制度对接，必然产生混乱。

然而，真正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基辛格竟然将“黄帝”理解成emperor，进而将黄帝所建立的“国度（realm）”解释成empire。他在其《论中国》第一章第一节《中国的独特性》一开篇，就把黄帝翻译成起首字母大写的“Yellow Emperor”，通告天下：

当黄皇帝出现在神话中的时候，中国文明陷入了混乱中。竞争的王子（prince）们互相争斗并侵扰人民……这位新的英雄征集了一支部队，让国度恢复平静，因此而被尊奉为皇帝（emperor）。*

在历史中，这位黄皇帝被视为立国的英雄，可是，在那立国的神话中，他不是创建了，而是重新建立了，一个帝国（empire）。*

硬说黄帝战蚩尤时的中国已经形成了帝国，那样的说法无论如何不能成立。

基辛格不是普通人。他是影响了二十世纪最后三十年历史格局的大政治家，更是在欧洲政治学领域建树突出的哈佛大学教授。他怎么能犯望文生义的错误，看到黄帝的“帝”，就理解成emperor，再进一步把黄帝时的中原理解成“帝国”，着实匪夷所思。据相关注释，这位哈佛教授是由一八九四年英国学者赫伯特· J. 艾伦关于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的介绍文章，而得出的结论。如此，则显示十九世纪欧洲汉学就建立了那般荒谬的“史观”，基辛格临阵磨枪，沿用了下来。

赫伯特· J. 艾伦式的理解，在中东媒体上鼓荡着回声。半岛有一台单设的纪录片频道，曾经播出过一部显然是西方人制作的纪录片《茶叶战争》。后来，该频道的阿语官网又用长文和短视频的形式介绍那部纪录片，不过介绍文章里添加了不少演义成分，是原片里没有的内容。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六日的一篇名为《“茶叶战争”——中国凭之入侵世界的迷人饮料》，其中就道是：

“据中国传说，茶是在公元前二七二七年由“神农”皇帝偶然发现的，当时茶树的一片叶偶然落入火上的沸水锅里，皇帝很喜欢锅里散发出的香气，就加以品尝，并非常喜欢这种饮料，而那一饮料后来成为中国文化的象征，通过商队运输到世界各地。”

到了二〇二二年四月二日，该频道官网上，再次以《茶——中国饮料入侵世界的故事》为题目，通过图片加说明的方式，介绍同样的内容。图片之一居然是乾隆皇帝的画像，下面文字是：

“据中国神话所讲，茶叶是在公元前二七二七年由乾隆皇帝偶然发现的，茶树的一片叶掉进了煮沸的水里，而他喜欢那滋味和香气。”

在阿语里，神农和乾隆的拼写有些相似，显然负责小编把两个人搞混了。但发现茶叶的年头儿怎么还有零有整的呢？

同一官网于二〇二二年一月九日以图文形式介绍茶、咖啡和可可的《杯中历史》，也是在一部西方纪录片《茶，咖啡还是巧克力？》的基础上驰骋才华。文中如此说道：

“关于它（茶）的发现，中国神话讲，五千年前，当神农皇帝在茶树下煮水的时候，一片茶树叶掉进了水里，由此，世界得以知晓茶。”

把三皇五帝等同于皇帝，显然是犯了成吉思汗到北京式的错误。由于中文里的皇帝与英文里的emperor对译，神农“皇帝”与“黄皇帝”便又成了西方概念里的emperor，那就是错上加错。

中国民间也经常饱含感情地尊称“轩辕皇帝”、“神农皇帝”，但即使老百姓也明白，那是传说里的上古时期，称呼他们为皇帝只是表达敬意，有种“追封”的意思，并不意味着，他们曾经统治类似清朝那样的政治实体。然而，在西方与中东[ii]，又发生了进一步的错误推论：中国那些上古神话人物是皇帝——emperor，那么他们就肯定统治着empire——帝国，他们那时的政治制度就是帝国制度。按说知识分子根本不该犯的、最幼稚的逻辑错误，居然就建立起来，并且没有人质疑。

实际上，基辛格的理论非常明确，“中华帝国”是无法知道起点的，它一直就存在。《论中国》第一章的《中国的独特性》第一段就说：

“所有的社会和民族都觉得自家是永世长存的。也都珍视各自的起源传说。中国文明的一个独具的特色是，它似乎没有开端。在历史中，它显得不太像是一个传统的民族国家，倒更像是一种永恒的自然现象。很多中国人都把黄皇帝视为传说中立国的统治者，而在他的神话中，中国似乎已经存在了……在那立国的神话中，他不是创建了，而是重新建立了，一个帝国（empire）。”*

在这里出现了进一步的概念偷换：先宣布，中国文明是看不到起点的，然后，忽然变成，中华帝国是看不到起点的。

而且这段论述里，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特点：作者强调，是中国人自己认为，中国文明没有时间的上限；也是中国人自己认为，在中国的神话里，中华帝国没有时间的上限，黄帝的神话，是一个重建帝国的神话。

那么，接下来有一个问题：据他说，中国文明和中国帝国没有起点，只是中国人的想法而已，那么，中国人的那般看法是对的，还是错的？

基辛格并没有给出判断。但是，他就以那样一种论述为起点，一路讨论什么是中国。似乎，他觉得，所谓的中国人的那种看法，同时也是事实。也或者，他是引导大家：要理解中国人，要能和中国人顺利打交道，就得顺着中国人的思路来，陪着中国人玩儿。

可是，在很多西方和中东知识分子那里，“中华帝国几乎没有时间的上限”，就是一个历史事实，而不是什么中国人脑子里的想法。

近年引起很大关注的《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出版于二〇一七年，以下简称《注定一战》），其中《中国观念里的世界》一节第一句就是：

“作为大地上最为古老的从没有中断的文明，中国人对历史有一种独一无二的悠久感。”*

该节中，他介绍，费正清帮助基辛格领悟到一整套中国人的观念，那套观念包括但不限于，外国统治者就该向中国皇帝叩头以承认地位更低。然后书中如此道是：

“这一经由时间授勋了的态度讲述了一种非常真实的历史——在数千年（thousands of years）里，中国独自作为亚洲政治、经济、文化的霸主，它的周围排列着‘许多较小的国家，浸润于中国的文化，向中国的尊威朝贡（paid tribute，也可以译为“致敬”）’。基辛格了解到，对中国领导人来说，这‘构成了宇宙的自然秩序’。”

从文义来看，作者格雷厄姆·艾利森认为，上述判断是费正清的观点[iii]。至少很清楚的是，艾利森本人相信那一判断。在艾利森那里，中国文明的长久与中华帝国的长久混成了一件事；中国曾经有几千年的帝国制度，是一件历史事实，真实不虚。

英国科学史作家西蒙·温切斯特（Simon  Winchester）写有一本李约瑟传——《中国的恋人》（The Man Who Loved China），出版后在欧美很受好评，书中也道是：

“随着绞刑架们（按：这里显然是暗示革命，用法国大革命的断头台来指代武昌起义）的突然出现，古老的中华帝国（Chinese empire）倒塌了，它的天朝（celestial court）陷落在耻辱里。就此，这个国家开始了漫长的努力，从数千年（thousands of  years）的帝国统治（imperial rule）中脱壳而出，一时成了动乱之邦。”

一比起来，五千年的皇帝、四千年的帝制还仁义些，给了个准数儿。

艾利森把中国文明与中华帝国等同，就暗含了一种指向：

中华帝国是大地上最为古老的从来没有中断的（continuous，连续不断的）帝国。

这时，关于中国的印象就发生了进一步的扭曲：

那个四千年、五千年或者数千年、在时光中没有起点的帝国，始终是同一个帝国。

温切斯特让读者感到同样的暗示，而且可能那就是他的意思，书中，他一次没有提到“清朝”或者哪怕“清帝国”，在他的叙述中，一九一一年那一场革命所推翻的，是一个数千年的帝国，正如一七八九年的法国大革命推翻了一个王国。

按照如此的历史，辛亥革命搞没了一项最珍贵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直就是对人类的犯罪。西方与中东恰是如此的判决，所以，对于反清志士们，采用了古老的惩罚，那就是使他们的革命，连同他们的名字，从历史记录中消失。温切斯特如此，艾利森也是如此：

“筋疲力尽的清统治者们尽其所能地能维持多久就维持多久，但在一九一二年这一失势的王朝崩溃了，把这个国家拖入了混乱里。”*（《注定一战》）

基辛格同样，并且把相关一章名为《义和拳与新战国时代》，不过，他总算提了一下孙中山，彰显了历史学家的本色，比其他人强些:

“一个王朝，既无法阻止外国对中国首都的反复进军，也无法预先掐断外国从中国领土上的掠夺，那就彻底失去了天命（Mandate of Heaven）。清朝，在与西方第一次碰撞之后，又延续了（就时长而言）算得上相当不凡的七十年，在一九一二年崩溃了。

中国的中央政权再次分裂，它进入了又一个战国时期。一个中华民国，从一诞生就深度分裂，现身在一种危险的国际关系中。但它从未有机会实践民主的美德。一九一二年一月，民族主义领袖孙中山被宣布为新共和国的总统。仿佛经由什么神秘的法律在命令着帝国的统一，孙仅仅执政了六个月，就让位给袁世凯，后者指挥着唯一一支能够统一国家的军事力量。”

中国近代史将辛亥革命定义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民族资产阶级革命，但，这场革命却遭到西方资产阶级的诅咒，“说我‘胖了’之后即大骂其新党。但我知道，这并非借题在骂我：因为他所骂的还是康有为”。

在还存在着好几个王爷国的中东,辛亥革命更是禁忌，也极少提到一九一一年“中华帝国崩溃”的往事，到现在，我在那里的媒体上只见过一次孙中山的名字。

相反，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都可以出现，“中国共产党”更成了热门词汇。为什么呢？这里提前透露谜底：因为他们让中国“回到了它原来的位置上”。而中国原来的位置在哪里呢？——“它的位置就在世界中心”（《中国的恋人》），“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中国被认为是世界中心，‘中央王国’，而其它社会则以其为根据来估量等级”（《论中国》）。

四五千年里，中华帝国自始至终是同一个帝国，此般观念，在中东人那里，也一再流露出来。二〇二二年八月六日，埃及作家伊米尔·安敏[iv]发表了一篇专栏文章，讨论佩洛西窜台事件，其中的分析不无见地，但在最后一段，却忽然冒出一句：

“曾经，中国已故总理周恩来说过，我们的战略耐心长达一千年。”

在那位作家的误会里，多半，那句话是周总理与基辛格或尼克松会谈时说的。那么，由一九七一年上溯一千年，是九七一年——宋太祖开宝四年，那时候儿，宋太祖和他的宰相、大臣们，就为一千年以后中美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启了战略布局，然后“中华帝国”耐心等待了一千年。

无独有偶，美国女作家芭芭拉·塔奇曼早在一九七四年写成的《如果毛泽东来到华盛顿》一文中，已有如此的表达：     

“他们（中国共产党人）知道时间对自己有利，天命在渐渐地、笃定不移地转移到自己手中”，“关键因素在于，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心目中，他们极其盼望着继承中国的主权”，“他们（罗斯福总统和赫尔利）这样相信，只因为他们低估了共产党，以为它只是中国的昙花一现，没有意识到它的根基与中国几百年未实现的愿望相连，它的力量来自内生的革命的需要”。

由“几千年里都是同一个帝国”，又引发了进一步的幻觉：从一起头儿，中华帝国就是一个完整的帝国。沙特背景的英文大报《阿拉伯新闻报》有一档荐书栏目，二〇二一年九月推荐《管子》英文全译本，第一句是：

“（该书）归名于著名的中国国务部长（Chinese Minister of State）管仲（约公元前六四五年）……”

管仲成公元前七世纪的中国国家级（state）部长了！此话的前提无疑是认为那时的中国是一个完整的state即国家，而且还不是什么小邦小国，必定是个帝国，因此“国务部长”一称的首字母大写，给足了名分。很多中东精英的英语都很好，可以读《论中国》的原版。基辛格在书中谈到了中国历史上的分裂时期，并且分析“合久必分，分就必合”，但是好像对中东知识分子不起作用。

二〇二二年七月三十一日，半岛电视台阿语官网上了一篇长文，介绍儒教（原词是孔子主义），似乎是半岛第一篇专文介绍孔子与儒家。作者得知秦始皇第一次统一了中国，就懵了。他显然把七国之一的韩国与后来的汉朝相混（阿拉伯人很难理解四声），把鲁国的鲁与刘相混，于是强行编出了一版历史：

在秦朝之前，中国一定存在着一个中央王国，即汉王国，汉王国的中心又是‘刘’邦，围绕着汉王国，多个王国组成一种类似联邦的形式。中央政权就设在汉王国，而孔子就在中央政权里做官，仿佛今天的美国人在华盛顿做官一样。不仅如此，孔子就出生在汉王国的刘邦，血统纯正。不幸的是，汉王国一度灭亡，给了秦国可乘之机。那么，自然的推理就是，不久，汉王国重新崛起，——它回来了，那就是汉朝。也就是说，作者仍然相信，在秦朝之前，中国是个帝国，而且，经过秦朝短暂的打岔，那个帝国的核心王国再度建立，接过秦朝打下的基础，形成统一的大帝国。[v]

在这种混乱的想象中，可以看到，中东人像西方人一样，随时有维护封建正统的冲动，硬是要替中华帝国建立某种血统一样的东西。

其部分原文如下：

“这种哲学——或‘宗教’——归因于孔子，他是一个真实性仍存在争议的人物，但关于他的生平事迹，流传的说法称，他出生于公元前六世纪中叶，真名为孔夫子。

他在‘刘’邦（现山东省）（译者插话，原文确实用的是“邦”。美国的合众国，在阿语里译成“联邦”、“联合的邦”，用的是同一个词。就是说，刘邦的邦，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州，用了同一个阿语词，所以简直也可以译成刘州。从这个译法，大概可以看出中东知识分子怎么理解春秋战国了——前提当然是他们知道存在着那样一个历史阶段）的一个贫困家庭长大，并在多个政府职位上晋升，然后，在到了退休年龄之后，便全职教授人们智慧规则，他并不认为自己是新哲学的创新者，而是古代道德传统的载体。

孔子习惯于在中国各地巡游以传播他的思想，他主要关注的是针对统治者们和王子们的改良。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第一个统一中国、并赋予中国以国家品质、让中国成为统一帝国的人，恰恰是对孔子遗产最怀有敌意的一位统治者，即秦始皇——或始皇帝——第一位皇帝，那是中国人给他的称呼。

公元前三世纪中叶，秦始皇成功组建了该地区最强大的军队，对他来说幸运的是，在那个时代，汉王国（孔子即在那里长大）灭亡了，然后赵国在毁灭性的地震中损失惨重，秦始皇借此机会征服了所有王国，一个接一个地推翻它们，从而建立了大中国。”

“让中国成为统一帝国”清楚展示了作者的思路：他认为，秦之前就是个帝国，只是并非统一的帝国。

一旦大家伙儿统一了思想，一致同意，几千年中，中华帝国一以贯之，而且，还始终是一个完整的帝国，那么，大家伙儿就又集体推导出另一条黄金般闪光的误会：

中国皇帝类似神圣罗马皇帝、哈里发、法兰西国王甚至白金汉公爵、爱丁堡公爵一样，是一个固定的尊号，是一种特定的身份。所以尽管朝代换来换去，但是每一代新朝的皇帝，当的都是“中国皇帝”。就好比西班牙，王位的争夺很激烈，最终路易十四的后代做了国王，今日西班牙的王族是波旁王室，但西班牙总归是西班牙；不管谁来当国王，但当的总是西班牙国王。

掌握这一点，对我们在后面讨论中东人与西方人如何理解元世祖，是非常重要的。

在相信了上述连环的错误观念之后，反清志士们——让中华帝国崩溃的乱党——就更惹人生气了，他们不仅弄没了一个最晚也是当埃及文明鼎盛期时就冒出来的东方帝国，还折腾没了那个帝国最后一朝的皇室和贵族。搞得全世界的统治集团都没法与中华帝国的皇亲贵胄联姻了，属实可恶：

“‘这个傻瓜民族(booby nation)’，美国诗人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在一八二四年抱怨道。他远远超前了他的时代。”（《中国的恋人》）

[i] 恕本文将复杂过程予以极简化的叙述。

[ii] 估计拉美、非洲的情况也差不多，下文不再说明。

[iii] 按道理，研究西方的“中国史观”，当然要读费正清的著作。不过，本书的关注点实际在于：以基辛格《论中国》和《世界秩序》为代表，有一套简化版的、通俗版的“中国史观”笼罩着今天的世界，活跃在媒体上，通俗文艺里，以及各国精英人才的脑子里，包括一些政治和经济决策者的脑子里。即，我谈的是结果，而不是来源，就不去深入到费正清那一级别的权威学者的学术中去了。

[iv] إميل أمين

[v] 在阿语里，汉朝和汉王国是同一个词组。其所用的مملكة，马么拉卡特，即统治者实体的意思。所以可以推测出，那位作者脑子里的想法是，秦朝前的汉王国和秦朝后的汉王国是一回事，只是前者领导着不统一的帝国，后者领导着统一的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