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恶法非法vs恶法亦法”之辩的评析

  （按：因为讲了一些做辩论指导和培训的经验，很多人加我好友，大多是说想多听我讲“辩论技巧”。

     然而，有心人不难看出，很多时候我讲辩论，重点讲的不是狭义的“辩论技巧”。比如这篇文章的后半部分，其实是将这场“恶法非法”与“恶法亦法”的辩论赛作为资本主义文化生产的一种形式和一种产品进行了初步的分析。

     资产阶级的文化生产，有一个重要策略，就是要生产出像这样一些看似激烈但实则正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统治秩序的争论，从而将原本反资本主义的力量限制、分化、规训于其中，使其不再构成对资产阶级的真正威胁。

    工人阶级当然应该独立提出自己的议题与主张，同时对资产阶级提出的那些议题也不能完全不参予或置之不理，而应该通过参予、借用、重新定义等方式进行介入，并揭示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这些议题上的内在矛盾。）

2018年新国辩“恶法非法（正方：香港中文大学）vs恶法亦法（反方：中国人民大学）”之战，中国人民大学的失利，再次暴露了我在《一场早期辩论赛的技术与背景分析》中所指出的那个问题：

   中国大陆某些高校的理论自信几乎完全丧失，不敢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讲马克思主义（而人民大学正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大重镇），结果“倒持太阿，授人以柄”，自家的理论反而被对方用来审判自己。

    这场双方对于“恶法”的概念没有什么争议。正方（恶法非法）的两个点是：

     1.认为“恶法非法”，并拒绝遵守恶法，不会像有人担心的那样，导致大家不守法纪，依据自己善恶偏好自行其是。因为人们选择是否守法本来就有风险、成本等很多个人考量，现在讲“恶法非法”，只不过多了一个善恶的考虑，并让人在按照恶法做恶事时（如纳粹统治下艾希曼参与屠犹）少了一个“我不过是在守法”的借口。

    2.“恶法非法”会减弱守法的一致性，但这个代价换来的是已经越来越精英主义、法条主义的过度精密的法律体系有了更大的灵活性，使具有正义感的一般平民从法律的被动服从者变成了法律的主人。

     反方则认为“恶法亦法”和“恶法非法”一样，已经用善恶观念来对法作了评判，承认了恶法是恶的，也认为恶法应该被改变。唯一区别在于，“恶法非法”主张不把恶法当作法，就会在法制轨道之外乃至通过暴力方式来加以改变；而“恶法亦法”派则主张尊重恶法之为法的地位，在法制框架内按照程序去改良。

    双方激战的焦点，主要在于：

   “恶法非法”与“恶法亦法”这两个观念，谁更能促进恶法的改良？

    正方认为：把恶法当作法，采取“先服从再说”的态度，犹如商家不管卖给你什么，你先买了再说一样，“恶法”就没有动力进行改革了。唯有把它不当作法，进行抗争，才能真正施加压力促其改革。

   反方则认为：对恶法，应该把它当作法，但可以采取“非暴力不合作”态度。例如对种族隔离法，马丁·路德·金就是采取这一态度，一边违抗它，一边仍然接受其制裁，而并没有进行暴力革命。

   然后正方说“恶法非法”的观念也并不一定导致暴力革命或无政府状态，因为恶法也可能只是少数法条，而不是整个法律体系。我是以法律体系中的善法来对抗恶法。

   反方则坚持认为：

   1.法除了善恶，另一核心是秩序，不能为了个人心目中的善恶而颠覆秩序。暴力革命已经过时了，那些对法不满的人，大多是温和的不满，一旦知道你认为“恶法非法”而想用暴力颠覆之，他们就不会同情你了；

    2.如果法律体系真的出了问题（如纳粹德国时期），我们只有持守“恶法亦法”的信念，在改良政治时，才会真正“治本”，去改进相应的法律土壤，而不是简单归咎于某个统治者如希特勒的“恶”，正如我们坚信“恶人亦人”，承认正是人才有这样的恶性，才能直面人性中的恶，才能对人进行教化和改良，而不是把“恶”都归咎于非人的魔鬼。

    打到这里，就学理或逻辑而言，我并不认为反方处于下风，反而感觉反方对这个辩题开掘得比正方更为深刻一些。

    但我又分明感到，正方说的东西更能为大家所接受，因为它确实更符合人们心中朴素的正义感：

    1.人们有权反抗恶法；

    2.这种反抗不必循规蹈矩去顾忌什么“程序正义”。

    《水浒传》里，有祖传丹书铁券的柴进的叔叔被恶吏高廉的小舅子欺压，柴进想“放着明明的条例和他打官司”，而李逵则坚决认为那些“条例”是不可信的，挥舞着他的一对板斧吼道：

    “条例！条例！若还依得，天下不乱了！我只是前打，后商量！”

    别看黑旋风头脑简单，世间不平的根源不正是被他心直口快地一语道破了吗？

    正方敏感到了这一点，所以正方四辩詹青云在结辩词的结尾，以厚达一千余页，让学税法的她都难以看出其中每一条善恶的美国税法为例指出，现代的法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极容易被精英阶级操控以对付普通人的体系：

     “当一个体系用法的名义为一个阶级利益作维护的时候，我们更应该思考自己与法的关系。”

     你不觉得这很大程度上正是把黑旋风的话用一种比较文雅的方式说出来了吗？

     而这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而对于被统治阶级而言，它本质上就是“恶”的，所以他们不必将其当作自己的法来认同（当然可以利用），更不必对其奉若神明。

     而反方中国人民大学，整场都在无视或回避马克思主义的这些基本原理，把“恶法亦法”解释成了无论如何都要守法，哪怕改法也要按照“条例”，小心翼翼地改，决不能越轨，决不能革命。

     这给人的观感非常软弱，而且和历史事实相距太远。

     大陆高校学了几十年的马列主义，本不该这样软弱和缺乏历史感，但这就是事实。

     当然，正方香港中文大学也是尽量不提革命，尽量说我们虽然认为“恶法非法”，但我们也不是无脑莽汉，我们只是认为恶法不配叫“法”，改好了才是法，这样才能促进法的改良。

     但他们毕竟还是没有像反方那样完全否定revolution的必要性。

     所以反方没有勇气追问正方：

     “如果恶法就是不可改良，该怎么办？你们是否主张革命？”

    因为他们自己更加无法面对这个问题。

    我想，这就是反方这一场失利的更加根本也更加隐秘的原因。

    辩论赛中你持什么立场，是抽签决定的，本来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但双方在辩论中对自己立场作什么样的阐释，是可以说明问题的；双方在讨论中共同聚焦或共同回避一些什么事情，就更能说明问题了。

    这场辩论中，其实双方都怕提革命。这说明：

   “恶法非法”与“恶法亦法”之争，本质上是一套话术。

    在西方的学界，它就是这么一套话术，但包装更多一些，表达得更晦涩一些；而在这场辩论中，双方为了在短时间说服人，都不得不删繁就简，提纲挈领，去掉了很多包装，让人们能较为容易地看出这套话术的基本逻辑。

   这也可见，西方对我们的文化战或者说意识形态植入，是有不同形式的，也是有不同对象的。

    那些大部头的著作夯重而晦涩，伪饰重重，但学术内容确实也更为丰富和深厚，是针对人文社科专业的人群的；

    而演讲、辩论等等更为集中鲜明、单刀直入，伪饰较少，是针对非人文社科专业的更广大的普通人群的。

    这两类人，如果都只注意对方特意针对你的那一层面的东西，都容易落其彀中而陷入“信息同温层”。

   所以我们如果是无产阶级的教育者、宣传者，就要兼顾这两者，既不能对前者望而却步，也不能对后者嗤之以鼻，而应该在两者的比对中发现和揭露真相。

   既要多读书，又要关注这些几乎是图穷匕见的争论，这样你就更容易看出：

    这套话术的要害，在于无论是“恶法非法”方还是“恶法亦法”方，都把“恶”限制在“法”上，让人以为社会问题只在法的良恶而不在经济基础等更为根本的地方，让人们去幻想一套超阶级、超历史、超经济基础的所谓“良法”来解决一切问题，这就掩盖了社会基本矛盾，取消了革命的必要性。

    但相比之下，“恶法亦法”其实是更接近真理的，因为它能够引申出这么几点：

   1.世界上只有现实的法，没有什么只善不恶天公地道的“自然法”；

   2.现实的法是统治阶级颁布给全社会维护自身利益镇压被统治者的，所以它一定会有某些人群所认为的“恶法”；

   3.你眼中的“恶法”有两种情形：

     3.1如果你是统治阶级，或你不是但与统治阶级的矛盾还没有达到特别尖锐的程度，这时“恶法”对你来说的“恶”还是局部性的或可以调节的，那么“恶法亦法”这一观念有助于你像反方说的那样，在尊重它的法的性质前提下，对它进行改良——只是这样说的时候，似不宜像反方那样只一味强调按程序来，而应强调我们只有将恶法当作“法”，但它是不太合格的法，我们才能以“法”的标准来要求它改好，正如我们要承认不合格的学生也是学生，我们才有责任也有理由以学生的标准来要求他当一名合格的学生。当然，这一点需要创设情境去渲染。

     3.2如果你与统治阶级的矛盾达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例如你是十月革命时期的俄国工人阶级），那么“恶法”之恶对你来说就是根本性、全局性的了，那么这时“恶法亦法”会告诉你：决不要幻想一个什么“非恶法”的“自然法”来替你出头（“恶法非法”总是以“有不是恶法的良法或自然法存在”为前提的，而此刻这正是需要打破的幻想），而应该认识到你认为的恶法就是这个现实社会的真正的法，而统治阶级会用它全部的文武力量来维护这个法。这时，你要做的不是去哭诉“天哪，这哪里还像个法！我一定要翻箱倒柜搜山检海去找到真正的法。”，而是想清楚“好，你就是法，但那又怎么样？我现在要干的就是“无法无天”的革命，已经准备好了进行最艰苦、最英勇的改天换地的战斗。”换言之，这时，“恶法亦法”才真正告诉你“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这个3.2是人民大学不敢说的，因此他们终于摆脱不了被动、受审的局面。

     这和30年前的南京大学真是如出一辙。

     “鹿鸣于野”群里，有几位同学（不是我校的）激烈抨击了他们所认为的宣传部门“尸位素餐”，不接地气，乃至念歪经、唱跑调的问题。

     这些问题如果存在，都需要引起重视。

     我也曾感到过一些问题，很多就发生在我自己身上，是我自己的问题。

     好的教育者和宣传者，首先应该是一个好的思想者。当你成为了一个好的思想者，你的表达就有了无尽的源头活水，稍微训练一下沟通和管理技能，就可以胜任教育和宣传工作。否则，你就会永远徒有其表，名不副实。

     所以今天的宣传教育者如果存在问题，首先不是一个讲述方式的问题，而是一个“贫血”的问题，是知识贫血特别是思想贫血的问题。

    大家现在看到了：

    这种思想贫血也发生在（甚至有可能首先发生在）那些“头部”的名校、精英身上。

     这或许是因为，这些地方的很多“精英”认为自己最有希望也最有资格被西方或资本势力所接纳，因而首先形成了那么一种“在国人面前装作独立思考，实则在西方面前放弃独立思考”的风气吧。

    所以我们这些非名校的同学也不应妄自菲薄。

     我们老老实实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并运用它来分析各种问题——这恰好是许多以“精英”自居的人所最为欠缺的但也是最强有力的独立思考。

      结尾，我还是想说：

      我说的这些只是个引子，大家要学到真本事，一定要认真阅读马列经典著作。

     比如今天我谈的这些，相关的理论基础和分析工具，建议大家首先读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一编“哲学”之“九  道德和法。永恒真理”、“十  道德和法。平等”和“十一  道德和法。自由和必然”（附图）。

     而且寒假有时间的话，还应该把这整本书认认真真啃下来。

     你一个人啃嫌寂寞，可以和你的室友、同学抱团一起啃。

    这会很有意思，也很有意义的。

     坦率地说，这个功底，足够让你“秒杀”绝大多数你现在认为了不起的“精英”、“思想者”、“大人物”了。

     因为：

     真理是最平等的东西，它是不挑出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