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国际组织的25年 | 联合国官员在巴黎

作者：唐虔 1950年生于北京，在清华园长大；1968年从清华附中到晋西北农村插队；1973年进入山西大学学习；1978年考取研究生和国家公费留学资格，次年赴加拿大温莎大学留学，获得运动生理学硕士和生物学博士学位。

1985年进入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先后任二秘、一秘，从事中加高等教育交流和留学生管理工作。

1989年回国，任国家教育委员会（后改称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司综合处处长，1992年调任陕西省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

教科文组织的工作人员有不同等级，任何人想加入教科文组织成为国际公职人员都要经过一个招聘程序。G级人员在本地招聘，P级和D级人员则面向全球招聘，占“地理分配名额”。所谓“地理分配名额”是教科文组织根据每个国家所缴会费、人口、发展程度等因素计算出各国可被教科文组织聘用的P、D两级人员人数的上限和下限。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巴黎）

1993年我加入教科文组织时中国的正常名额是6~9人。随着中国经济体量和缴纳会费的逐渐增加，2018年中国的地理分配名额已经增加到23~39人。不过中国在教科文组织中工作人员的人数一直没有达到过名额的下限。为了保证公平竞争，教科文组织每个岗位的招聘都要组织一个遵选委员会对候选人筛选和面试。G级岗位的遴选委员会由至少三人组成，P级和D级职位则至少由五人组成，由该职位的直接上级主持。必须有其他单位的人参加，以确保不会由主持人员一手遮天。

成员还必须考虑到地域平衡和性别平衡，也就是说成员必须来自不同地区（教科文组织把会员国分为亚太、非洲、阿拉伯、欧洲／北美、拉美／加勒比五个地区），还必须有女性官员。遴选委员会要把面试后推荐的候选人名单报告给部门的领导，然后报送人事局。

2009年，博科娃

当选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在博科娃执政时，G级职位的任命由人事局的局长决定，P级及以上职位的任命由总干事决定。总干事在挑选副总干事和助理总干事这层高官时会有政治考量。D级及以下的官员基本上是以能力来衡量录取，不过通常有不少会员国的大使会为本国候选人向总干事或助理总干事施加压力或者影响，特别是那些在秘书处内官员人数低于其地理分配名额下限的国家。我当助理总干事这些年经常有大使向我提要求，也经常看到他们向总干事提要求。对于这些要求，我们的回答总是候选人必须通过正式招聘程序，合乎条件而被遴选委员会推荐，否则我们无能为力。

教科文组织的人事制度是以岗位定级，也就是说在同一个岗位上你升不了级别。如果想获得晋升，就必须报名竞争有空缺的更高级的职位。

教科文组织与其他联合国机构一样，是个大量使用“缩写词”的世界。联合国内各种机构、职务、行动、计划的名称很多也很长，所以缩写词使用非常普遍。尽管许多人批评说公众不容易听懂，但是确实有用。比如对于总干事（Director-General）的称呼，我们平时都不叫她博科娃女士或者总干事，直接用总干事这个词的缩写“DG”两个字母称呼她。而我作为助理总干事（Assistant Director-General），不少国家的大使称我为“ADG Tang”，多简单！

为方便工作，教科文组织发给官员封面印有联合国会徽的“联合国通行证”（UN Laissez-passé）作为因公出差的旅行证件。D1级及以下人员持蓝色通行证，D2级及以上的高级官员持红色的享有外交豁免权的通行证。不过那些驻各国办事处的主任即使级别低于D2级也持有红色通行证，因为他们相当于教科文组织的“驻外大使”。联合国官员都保持自己的国籍，出差时可以使用联合国通行证，私人旅行时要使用本国护照。

作者使用过的护照，中间的是中国外交护照，左右均为联合国通行证，右边红色的为高级官员使用，享有外交特权。

我初到教科文组织时领取的就是蓝色的联合国通行证，同时还持有中国公务护照。之后我被提升为高级官员，换领了给高官使用的红色联合国通行证，我的中国护照也换成了外交部签发的红色外交护照。中国一共有四种护照颁发给它的公民：棕色封面的普通护照、因公普通护照、绿色封面的公务护照，以及红色封面的外交护照。从1979年我出国留学到现在，40年间这四种护照我都用过。联合国的蓝色和红色的两种通行证我也都用过。世上有机会用过六种护照的人恐怕不多见吧。

联合国两种不同颜色的通行证的区别有时连法国的警察也分不清。好几次我在巴黎机场通关时被法国警察拉住问，我的红色通行证与他们常见的蓝色的有什么不同，因为用红色的高官不多见。也常有人问我，拿着联合国护照可以不用签证随便到任何一个国家去自由旅行吧？其实不然。有的国家对联合国通行证免签，但是也有许多国家要办理签证，所以有时候有的同事图省事，就使用自己国家可以免签的护照出差。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联合国总部在美国，但是美国却不承认联合国通行证，所有联合国官员去美国都必须使用自己国家的护照。我因为每年都要去联合国总部几次，所以必须用我的中国外交护照办理美国签证。好在美国使馆每次都给我三年有效多次入境的G4官员签证，入境美国时可以走外交通道，享受免检礼遇，至少不用排长队，省去不少麻烦。

教科文组织工作人员的工资待遇应当说是很不错的，比法国工薪阶层要好许多。跟了我十多年的秘书是法国人，她不到40岁，工资比法国的中学教师还高不少，而且不用缴纳所得税。教科文组织工作人员的退休年龄原来是60岁，后来改到62岁，最近又改到65岁。员工退休后可以按工作年限领取退休金。P级和D级人员还享受子女的教育补贴，每个子女从小学直到大学毕业都可以有一定比例的补贴。只要不总想着给儿女攒钱，教科文组织的国际公务员在巴黎的生活可以过得很舒服。

这里说一说我们在巴黎的衣食住行。

先说“衣”。巴黎是世界时装之都，教科文组织在此自然也受到影响。在总部上班，男人每天当然要西装笔挺，皮鞋锃亮，女性通常穿着也很时尚。人靠衣装马靠鞍，中国人在巴黎工作尤其应该注意着装。我们通常不如西方人高大威猛，如果再穿得邋遢，很影响形象。另外，我们中国男人不好好梳头的特别多，蓬乱不洁的头发给人以不修边幅的感觉，那很让人心里看不起。

1983年，作者与妻子黄湘在加拿大。（作者供图）

我以前在加拿大做过外交官，自以为对穿洋装不生疏，但是到法国看自己还是落伍了。在加拿大，夏天人们习惯西服内穿短袖衬衫，而在法国，男人永远穿长袖衬衫，而且多为白色，天气再热也不改。领带特别重要，其质地、花色、图案都体现主人的品位，而且必须要与西装颜色相配。

在教科文组织总部上班，随时会碰到来自各国的大使。大使无论男女，人人服装入时、庄重。总之，入乡随俗，作为中国人我们必须要融入这个环境。在这一点上，同为亚洲人的日本人和韩国人通常比我们强，他们西装的质感通常好过中国的品牌。不过近年来国内量身定做的西装已经有很大改进。我当初入行时那位意大利籍的处长精于此道，给了我许多指点。

再说“食”。法国是个讲究吃的国家，法国大餐自不必说。我这些年在巴黎去过许多风格口味各异的法国餐厅，好餐厅不单是味道好，还要“讲究”。从台布到餐具到服务人员，服务好、环境好、氛围好，那是一种享受。

2015年，作者陪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十任总干事博科娃出访。

我曾经陪同博科娃总干事到法国外交部大楼出席一次外交部秘书长的小范围午宴，在一个宽敞的房间内一张圆桌共四个人用餐。头顶上的水晶吊灯和壁灯将房间照得通亮，四周墙上装饰金碧辉煌，浅红色的落地窗帘，周围是路易十四式的家具，墙上挂的是人物油画，感觉像在一个博物馆里。餐具都是金色的，有两位穿着燕尾服的男侍者服务。菜式很简单，有前盘、主菜、甜品和咖啡，味道甚佳，当然还有法国酒。主要是那种氛围让人很舒适。

在巴黎我也应不少国家的大使邀请去他们的官邸赴宴，有些是用自己国家的特色餐食待客，自然正宗。日本大使就对我说过，她从日本带来的日餐厨师是巴黎最好的，我吃过后要说，此言不虚。

教科文组织总部大楼的七楼有一家法式餐厅，窗外正对埃菲尔铁塔，还可以看到附近荣军院的金顶，景色极好，做的法国菜很不错，我们招待来客的公务宴请都在那里。说到宴请，我作为助理总干事可以公款宴请访客，但不可以请教科文组织的同事。有时在驻外办事处工作的同事来总部办事，我请他们吃饭都是自己掏钱。宴请外客时可以有部下陪餐，但是我方人数不能超过外方人数。总部还有一个员工食堂，是自助餐，教科文组织工作人员中午多在此就餐。这个食堂是外包的，做的饭很差劲，员工意见很大，多次通过工会呼吁领导层采取行动改善服务，但不果。

我以前留学时养成从家里带三明治当午饭的习惯（法国人没有这种习惯，中午一定要出去到餐馆吃午餐），到教科文组织工作以后延续了这个习惯，午休时间一边在电脑上看邮件，一边吃三明治。后来有一次我接待摩纳哥大公阿尔贝二世，饭桌上他的侍从武官对我说，这样吃午餐对健康最有害，他刚刚改了。我听了他的建议，以后也把吃饭与看邮件分开。

我们的总部内还有两个咖啡厅，法国人习惯上班后先去喝咖啡，吃完午餐还要喝。因此每天早上9-10点还有午饭后咖啡厅总是人满为患。我尽管工作忙，但仍然每周会去一次咖啡厅，与同事“联络感情”。

接着说“住”。巴黎既有在一二百年的石头老房子内宽敞明亮的贵族之家，也有七八十年前建的红砖墙内窄小的居室，当然也有设备齐全的现代公寓房。我去过不少国家驻教科文组织代表团的驻地和大使官邸，通常都是在那些高大舒适的老房子里，有些还属于文化遗产。

教科文组织为它的员工发工资，但是不提供住房，只有总干事有一个官邸，在巴黎七区荣军院对面的一座公寓楼的二层。博科娃总干事曾经邀请我和夫人去她的官邸过圣诞节。官邸很宽敞，有二百多平方米，但是内部装修并不豪华。不过官邸窗外的景色很好，直接对着巴黎荣军院，晚上荣军院的金顶在灯光照射下非常漂亮。其他工作人员都要租房或者自己买房。

教科文组织执行局面试会场

官员有流动性，人们通常先租房，以后如果工作变动不大，可能会在巴黎长住下去了，买房则比较划算。当然，巴黎的房价很贵，特别是市内一些高尚区，在全世界大城市中也是属于上层水平，所以“巴黎居，大不易”。收入低一些的人会选择在房价相对便宜的巴黎远郊区买房，不过他们上班就要乘市郊列车再倒地铁，每天可能花两三个小时在路上。以教科文组织官员的收入，买个一般的住房还是有能力的。人们通常会向银行或教科文组织员工自己的金融机构贷款，近年来贷款利率很低，故买房的人很多。

最后说“行”。教科文组织总部只有总干事和副总干事有专车，其他多数人会自己买车。在法国，外交官买车可以免销售税，巴黎卖高档车的车行通常还会给另外的折扣，所以买车是很划算的。但是在巴黎开车和泊车都很费劲，不少人宁愿乘坐地铁上下班，巴黎的地铁号称是全世界最方便的。我每天开车6公里上班，教科文组织总部和我家都有地下车库，很方便。

P5级及以上官员的车挂绿色的CD（外交使团）字样的外交牌照，例如我的车牌号是“401CD3069”，“401”是教科文组织的编号。P5级以下人员的车也挂绿色牌照，不过中间是字母“K”。

外交车比较方便，在法国，警察经常会在路边设岗查车，但他们从来不会截停外交车。巴黎市内泊车困难，有时去办事，找不到停车位，可以把车停在没有停车位的地方。只要不妨碍交通，警察一般不会开罚单，开了罚单也没人去缴罚款。不过，在巴黎市区开车绝对是一大考验，法国人生性散漫且崇尚个人自由，表现在开车上是只顾自己，不顾别人。这里有许多转盘路，最典型的是围绕凯旋门的道路，车流从四面八方的路口汇到一起，只有一条规矩：礼让右侧来车。我的一位加拿大朋友某年来巴黎玩，租了一辆车，这位从小就开车的老手开到凯旋门后吓得停住车不敢走了。

许多来过法国的中国人说法国人不大讲英语，法国的警察就是这样一类人。我多年前初到巴黎时开车经常走错路，违反交通规则后，执法的法国警察几乎没有人能讲英语，但是对外交官还算客气。近几年来，法国的年轻警察许多人会讲英语了，有时路上碰到还会与我聊几句，我夸他们英语讲得不错，他们都会很兴奋，这也是全球化对法国的影响。不过，在法国开了二十多年外交车，退休之后开车还真有些不习惯，要学会在方向盘之后“重新做人”。

在联合国官员高收入、高福利的光鲜背后也有生活不易的一面。这些国际官员几乎都是“背井离乡”，工作压力又很大。在多元文化和非母语的环境中工作，同事关系、上下级关系都不大容易处理好。年轻的官员由于流动性大，找到合适的本国配偶的机会不大，因此单身者的比例和跨国婚姻的比例比较大。年岁大的官员常常是配偶在本国有自己的事业，无法随任，两地分居的情况很多，离婚率也高。也有配偶随任，但是要抛弃自己的事业，作出牺牲。这些都给我们的国际官员带来很大的工作与生活压力。

据说法国是全世界人均服用镇静药最多的国家，教科文组织的一些工作人员也常有这个需要。由于工作紧张，曾经有一阵在数月内我们的三位司长都在出差时晕倒在机场。后来，我做教育部门的办公厅主任时，倾听同事们遇到的困难与诉求是我的职责之一。很多同事因工作中人事关系中遇到问题来找我倾诉，我要安慰、开导他们，也要为他们寻求解决办法。多次有女同事在向我诉说遇到不平之事时声泪俱下，我在办公室不得不预备一盒纸巾以备不时之需。光鲜背后的生活确实很不容易。

在巴黎生活，安全是很重要的事情，国内媒体经常有报道中国游客在巴黎被偷、被抢的案例。其实住在这里的居民也有安全之虞，我妻子前些年就两次遇险。一次是她开车在等红灯，有两个小混混用砖头砸破车窗，拿走她的皮包后开摩托车跑掉，虽然人没有伤，但是受惊吓不小。还有一次，她开车回到家里的地下车库，有个青年尾随她到车库，从她手中将手包抢走后逃之夭夭。人没受伤已是大幸，到警察局去报案，即便是外交官配偶遭劫，警察能够做的也不过是作个笔录，然后建议我们向住处的业主委员会要求加装监控设备。

我在做处长时，手下有一位日本文部省派来工作的“协理专家”，是个年轻的女孩子，非常能干。有一天，竟然在巴黎的住所被歹徒入室劫财杀害了。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教科文组织工作人员很大的恐慌。几年后，我去日本出差，曾经在文部省官员的陪同下到她的家乡浜松市，看望了她的父母家人并为她扫墓。她的家人和日本文部省对我的做法很感动。巴黎的治安甚是堪忧，这是在巴黎这个城市居住的负面体验之一，安全感远远无法与在中国的大城市相比。

1979年，作者与妻子黄湘在北京。

早年间法国政府曾规定，教科文组织官员的配偶在法国不可以就业。我1993年到法国时，我妻子黄湘在中国国家教委留学生司做副处长，本来我想她应该可以在中国驻法国的大使馆教育处工作，但是当时国内规定，国际公务员家属不可在驻外使馆工作，据说是要避免影响我们的中立性。这样黄湘为了我只有做出事业上的牺牲，办理了停薪留职手续，带着小学三年级的女儿来到法国随任。还好法国规定教科文组织P5级及以上官员的配偶和不满18岁的子女享有同等待遇，所以他们也有外交身份，出入境享有免检礼遇。

2005年，作者一家人在巴黎寓所。

妻子在法国无法工作，但总要有些事做。最初几年女儿在巴黎上小学和中学，我妻子每天开车接送，监督女儿做作业，还要指导她继续学中文。我工作忙，教育女儿主要靠我妻子。

教科文组织有一个“配偶协会”，经常组织官员的夫人们参加法国的一些社会活动，我妻子也经常参加。另外，游泳、健身、学法语也是她消遣时间的方式。我做助理总干事后去各国访问很频繁，妻子也会挑一些她感兴趣的国家与我同行。

作者的祖父

唐悦良

我们的女儿唐宛枫9岁时随我们来到法国，我们把她送入一所英、法语双语国际学校。她在那里念了小学和中学，通过了法国的高中会考之后去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在麦吉尔大学念政治学。这是她的曾祖父100年前作为清华第一批留美学生在美国耶鲁大学所学的专业。在麦吉尔大学拿到学士学位后，女儿回到中国，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获得语言学硕士学位。毕业后，可以流利地讲英、法、西班牙三种外语的她先后在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化工集团工作。她是我们这个家族第五代的“海归”，也在为中国的建设贡献着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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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来源 |《我在国际组织的25年》

作者 | 唐虔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