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慈子孝取其中

玄武门之变是史书扯淡样板，李渊和李世民，父慈子孝。有一天老头子想不开了，也不对，想开了，退位让贤。千古佳话。历史书奔着佳话而去。

李世民比李渊更适合干皇帝这份工作，和李世民差不多的可以找上一批，比李世民干得更好的，一个都没有。这个“贤”，大致是可以确认的。历史书的犄角旮旯里，留下一笔，不管是李世民充分展现其“贤能”，还是李渊想去看个热闹，就有一个热闹，箭如雨下。这般景致，颇有看头。李渊父子，其乐融融，一千多年以后的当下，不知道多少人伸着脖子来看这个“大型犯罪现场”。不是，“热闹”，看个热闹。李渊父子父慈子孝，倘若李建成没有成为反贼，兄友弟恭。不用管什么孤证立不立，同时给出两个并不兼容的“事实”，表达“怀疑”，这就够了。

现在随便一个人，跪倒，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谁敢站在这个神经病的面前？肯定有人有这个胆子，那叫第二个神经病。一对神经病。写历史书的，干脆去扯淡，就有一个“扯淡模式”，同行一看就明白了。谁都要去写个历史书，谁不知道谁哇，搞个模式出来，大家省事。在这种“没有事实”的特定场合，必须去给一个结论，难啊。谁也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编个故事都要能编圆了，更别说历史书了。两个神经病的“父慈子孝”，所有人都看到了。没有“事实”，一点儿也不妨碍结论的“相对正确”，这叫历史真实。史书优劣，无非意义。

想当反贼，才会想着父慈子孝。李唐一朝，当了太子就忙着当反贼，不当反贼就成了真反贼，反正是个反贼。搞死个小虾米还需要找个由头，搞死个“大人物”，比如太子，真比捏死个蚂蚁更容易。父慈子孝，成就了一个帝国，崩溃了一个帝国。真是由不得孔子忿忿不平，“始作俑者”。每天忙着抓反贼，天底下就没有不反贼的。

人文就是方法论，有一种方法论的错误，叫做研究错误。史学家尽想着什么历史的经验，历史的经验就是没有经验。谁管别人怎么将事情搞的一团糟的，是个人都有这个本事，没有最糟只有更糟。只有回到非常不靠谱的相对主义之中，研究成功，究竟是偶然还是必然，才是历史前进的动力。历史由成功所构成，否则，人类还在拿着石头打架。相对主义的成功，大多是“偶然”。需要非常多的“虚构”，才能将一个“成功”以可以理解方式的予以解释，这是错的，很不学术。相对主义的视角之下，成功是偶然，失败是必然。

研究成功必然“虚构”，研究失败不可以虚构。确认一场“成功的犯罪”，让犯罪分子成为“失败者”的关进大牢，全是真凭实据。警察负责研究“成功”，法庭决定“失败”，一件事，也是两码事。没有向壁虚构的“脑补”，真没法去抓“狡猾”的犯罪分子，涉及虚构，事情就复杂了。如果一件事情，成功就是失败，越成功就是越失败，就叫犯罪场景。将自己的成功，建立在别人的失败之上，也是犯罪模式。而在敌对环境中，谁都需要警察的成功。

成功没有证据，失败必须基于事实的产生证据。人文关注成功，不关注失败。

选择父慈子孝路径，有一个久远的历史。“舜囚尧”在后世稀松平常，让人发怒的罪状居然是“不与父相见”，郑重其事的记录下来。这个扯淡模式，《春秋》照抄，郑伯克了段，《左转》解释。庄公母子失和，不见面了，后来有人想个法子，“母子如初”。惊得当下看热闹的一身冷汗，《左传》开篇“初，郑武公娶于申”。母子和好是一件大好事，必须表彰，尤其是以孝立国的儒家。“如初”万万不可，那不是又如斗鸡一样的看不过眼了。母子一定是和好如初的，谁知道冒出一个“天生对头”。《旧唐书》的“父慈子孝”，取自国史，国史沿袭传统的照抄《左传》模式。国史肯定没毛病，去写《旧唐书》的坏透了，找个犄角旮旯的加上一笔。父慈子孝与母子如初一码事。

鉴于没找到旁证，李渊父子的父慈子孝，大抵是可信的。最低程度是，没事干的见了面，拍着桌子的破口大骂。社交场合，互相卖个面子，翻着白眼的给个面子去。事情总有个限度，父子关系固然好不了，也不算最糟。当然，这没证据，全凭“想象”，大致是这种样子的“父子关系区间”。不管当年多么的英雄好汉，退休了，全叫糟老头子，先知天命，再去耳顺，后来连个脾气都没有了。

有良心的人，谁会去说别人没良心。父慈子孝与母子如初，如是观。

史学家既不是历史的警察，也不是历史的法官，总要有所取舍。仁孝总是没错的，即便“瑕疵”大了点。史学家依据《道德经》“和光同尘”大法，“挫其锐，解其纷”的去写史书。要有方法论，否则相对主义不成立。

口述历史的固有缺陷，叙事。凡叙事，必虚构。看着《左传》，谁都以为是伪史，事情怎么知道这么清楚的？史学家的脑袋瓜子，从来不是那么好使，出这个疑问很正常。不存在不包含“虚构”的叙事，忽略掉某个细节，“虚构”已经产生。同时，故事也有其“技术性”要求，可以理解的方式，让人理解。叙事，总要能让人听得明白。说人话，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说人话，那是太容易了。比如，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成功，这样叙事：要有光，就有了光。神仙全都这个腔调，服就一个字。

口述历史和一切的故事一样，某种精度以后，细节不论。鸡毛蒜皮的地方拥有最多的“有趣”，“意外”需要精确说明，此外皆无关紧要。《左传》精准的给出历史真实，经过抽象、虚构、事实、理解、写作等诸多要素的反复迭代，与肉眼所见的“真实”，完全不是一回事。口述历史的效用是给出“理解框架”，大致是这么回事。文献不足征，一点儿也没影响孔子对三代的理解。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捣糨糊，出类拔萃，叫做拆烂污。两者界限，外在标准衡量。

人文永远在追求“真理”啥啥啥，基于现实的表述，讨论“虚构”。善的反面不是恶，是非善。恶是人类独有的，善不是。善没有解释，任何解释皆错。对普通人来说，没有引发“不快”，归属善的范畴，谁都可以做到向善，即便善没有被定义。看到花朵，就很开心，谁知道呢。善包含非理性，恶是理性的产物。将非理性作为工具操纵，恶可以伪装成善。下一个层次就是伦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没人愿意走在路上，被怀疑偷了东西，就被打死了。再下一层拥有强制能力的所在，即法庭，彰显正义。踩到狗屎，谁都不会开心，狗屎不是“恶”，没留神踩到也不是“恶”，这个世界就这个样子。需要理性，去明辨是非，要求别人明辨是非，就是“恶”。权力即恶，必须假定权力即恶，除非权力可以自我证明在“向善”。没有人可以“行善”，定义善就是“恶”。不作恶，就是作恶。

三代圣贤，垂拱而治，所有人都向善，天底下就没事了。《汤誓》：“余一人有罪，无以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事情一码归一码，向个善，也不能没完没了的。礼，履也。礼是外在，干的事情都是履，要有个核心驱动。即语义复杂、莫衷一是的“中”。

当我们无法选择，一筹莫展，茫然四顾，举步维艰。向善，即中。解除对称性，也是一种“中”，即和光同尘。《汤誓》错，出现对称性了，一定不是善。要么善，要么非善，无意义，狗屎那样，不过是一堆狗屎。唯一的求善，就是向善，不是善就不存在“向”。“求”善都是错的，求不得。对称性无所不在，制造对称性，对于“善”来说，过于危险了。不知道什么是善，只是可以接近，出现对称性就接近不了。善是意义，恶是价值。个人可以任意确定一个“善”，要求自己，即内部性。扩展为外部性，依据意义。价值即恶，价值观即恶之花。任何的价值观都需要证明自己不是恶，只是一堆狗屎而已的容许存在。法庭拒绝任何的价值观，正义是一个意义，价值观不是，通过正义实现价值，而不是通过价值观实现恶。正义必然包含价值，实现正义即保障了价值的实现，正义不是价值观。

意义包含虚构，没有虚构就没有了意义。善不通过强制实现，恶即强制。选择强制就是选择恶。基于现实，即就事论事，所讨论之问题，与善恶无关，只是“对错”而已。虽然法庭的主要功能是彰显正义，惩罚罪恶，但是干的最多事情就是鸡毛蒜皮的分个“对错”而已，需要分个对错的事情，通常就是个鸡毛蒜皮的“那么大”的事。人文只是在善的外部性，基于虚构的意义层面，确立基准。人文现实无涉，操作层面的转换是另外的事情，不能自行确立标准，再去实现。即，人不能自立为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向善。此外，皆不可确定。以所欲，施于人，叫做土匪，可以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占个山头当反贼了。或者奉着上帝的旨意，无恶不作去。善的不可定义就在于此，拒绝自立为神。

中，就是中国的中。以善，为国。善是最大的“中”。国本，中。这个国本，上下五千年，三代垂范，西周封建，一路延续下来的国之根本。虽然经常搞烂了，但是到现在一样顶用。不取中，必烂。比烂没有未来。

国家只有行为，取中，即向善。实现向善，很难，对称性不是那么容易消除的。没饭吃了，需要吃饭，“人-粮食”的对称性，很难解决。人人都能填饱肚皮，就不存在“人-粮食”的对称性。填饱肚皮也是向善，倘若坏蛋不吃饭，那还差不多，中就这么取的，人人都能吃饱饭。

自古以来，有两种断头饭。拉出去砍了，吃一顿饱饭的上路。拿出全部身家，找个“慈善家”换一顿饱饭。撑破肠胃，死了。含笑九泉，就是这样含笑的。有饭吃，总是好的。“慈善”，还“家”，好大的一朵恶之花。慈善归国家，慈善的一切行为，都由国家决定。不去确定基准，是国家的功能丧失。价值观归属国家，从来不归属个人。个人基于善恶判断，产生行为，从来没有善多少钱一斤的买卖。

即便李渊和李世民三天两头的斗鸡眼，也比进了大牢，掉了脑袋强多了。两个人还能见面就不容易，庄公一定心有戚戚然。“舜囚尧”因此变得无关紧要了，“不与父相见”让史学家火冒三丈。不能将坏事干尽了，留点儿看的过去的事情吧。李世民就很识趣，父慈子孝了。只要向善，终究是对的。也就对上这么一点点了。

可以取其中，就取。但是不包括没必要说的事情，比如谁关心犯罪分子如何蹲了大牢的，干了坏事，进了大牢，很正常。将“正常”，当成“不正常”，这个对称性，就叫犯罪对称。恶的对称是非恶，非恶有着太多的“坏”，谁不是见到坏蛋绕道走的，凑上去能是好人嘛。

向善，拒绝恶，中的尺度。没本事知道什么是“恶”，也可以拒绝。不管是恶与非恶，通通拒绝。除恶务尽，就是这样除的。善是对自己的要求，非善才有可能去要求别人。恶一定要求别人。毕竟这个世界上有着太多无关善恶的事情，一堆狗屎、数学，就和善恶无关，拿着狗屎与数学干点什么事情，才有可能出现善恶。

善是意义，恶是价值，全是虚构，概念游戏。现实不基于虚构运转，文科生就这样“自古以来”的挂上了路灯，人文无用，一旦“有用”，即错。人文只是通过意义去影响现实，从来不会去“干涉”现实。人通过意义去理解善，仅此而已。

运用“渠道”这个词汇的人，绝对不会和运用“管道”之徒，同流合污。运用“头部”这个词汇，必须敬而远之，与“人”勾搭上了，意欲何为？“选择”即思路，“舜囚尧”已经完备。画蛇添足的“不与父相见”，说明是“恶性事件”，想当成是一堆狗屎，也不可能了。狗屎糊脸，是可忍孰不可忍。跌个狗啃屎，才叫“意外”。“不与父相见”，说明了主观恶意。“母子如初”是历史的进步，在主观恶意之中，依然存在着向善。父慈子孝再进一步，向善。其实三代圣贤，垂拱而治的“垂范”，不过是杀个人头滚滚，没法子杀到“自己人”的头上，人杀光了，“治”都不用“治”了。谁去管父慈子孝是“装着”向善，还是确实向善的，心底有“善”，这就够了，真不能要求的太高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找出意义，否则，史书不用写了，谁去管几百年前出了啥破事的。

垂拱而治无法得出国家必然存在结论，现实走不通，理论也是走不通的，到了现在都是走不通。“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一个结果上的整体性，必须让敌人无条件的赞成。只要敌人不赞成，就不是和光同尘。人都要吃饭，一个月不吃饭，再胖的胖子也饿死了。粮食吃光了，又不能变出一堆粮食来。找到狗屎容易，找出粮食，没得找，老老实实种地去，种完再等几个月。消除对称性很难，这不是理由，总有可以消除的对称性。

制造对称性，就是一个恶。对称性基于事实，从未基于想象。基于想象的制造对称性，确定无疑的秉持恶意，做到主观恶意，并实施恶意，意图完成一个恶。出现恶的结果，只是时间问题。比烂就是作恶。无意义，只是时间问题，早晚成恶。踏上向恶之路，就叫恶，不能拒绝恶，就是恶。拒绝一定属于个人。

人文基于虚构，因此是赎罪。权力也是赎罪，一切涉及强制性的行为，均为赎罪。这不是捣糨糊、拆烂污的理由，而是做得更好的理由。同样，赎罪也是一个基于虚构的想象，现实无涉，不可以转为集体一致性的行为，仅仅属于个人而已。

解其纷，解得事情越来越多，瞎搞一定搞出更多的事端。其后的“和其光，同其尘”，想都不用想了。解其纷的前提是挫其锐，想着去解决事情，视而不见，没的“挫”。没挫的是伪问题，谁都解决不了伪问题，子虚乌有不存在，上帝都要哭了，再也没法“无所不能”。

上帝先是死了，死去活来的又哭了，好一首魔鬼的诗篇。文盲时代的必然，文是人文的文。上帝不用死，更不用哭，不管有没有上帝，扔一边去。谁去管上帝要死要活的，能“扔”一边去，就是个本事。这也是取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