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危为机，处置应对“大翻译运动”

“大翻译运动”是一场网络翻译活动，它以一个名为“大翻译运动”的推特账号为核心，有针对性地对中国网络社交平台上的偏激言论进行截图和翻译，对境外网民进行认知引导，制造矛盾冲突，污损中国形象，把翻译变成煽动对立和仇恨的工具，可谓新型“网络反华病毒”。

近一段时间以来，敌对势力围绕中国集中力量开展了多轮有规模的“大翻译运动”，比较有代表性的“战役”有两场，一是持续了一段时间的俄乌冲突，另一个则是近来突发的安倍晋三遇刺身亡。

有必要强调的是，互联网是民间舆论场，出现各种声音都不奇怪。中国网民围绕国际国内重大或突发事件发表看法，也不应被强求字字斟酌、毫无瑕疵。

但是必须承认，“大翻译运动”针对性很强，意图就是制造矛盾抹黑中国，潜移默化改变国际网络舆论对我形象认知，甚至制造文明的冲突，对此，我绝不能无视或放任。“大翻译运动”在境外网络舆论场上的病毒式传播，已对我造成不良影响。危中有机，站在国家角度处置任何挑战，一定不能只考虑如何补救和防守，还应在工作谋划之初就着手设计实现危中之机。

一、处置“大翻译”运动的五条建议

（一）对重大、突发事件，官方要及时做出反应，确立基调。如在安倍晋三遇刺事件中，中国在此方面的处置应对相较俄乌冲突初期就好很多。事件不同不能一概而论，但即便像俄乌冲突这类复杂态势，至少也应由外交及宣传部门尽快给出具有强引导性的稳妥表述。

（二）对极端言论较为集中和严重的平台和账户进行梳理，强化并升级临时管控。例如平台可将目标事件的官方表态、表述进行置顶和突出，发布“文明讨论倡议”，对极端言论进行删除，对明显以宣泄情绪为目的的“键盘侠”，以及多次出现极端言论的账号进行临时封停等。

（三）外交、宣传等有关部门，要把“大翻译运动”这件客观存在的事拿到台面公开说，并对此种行为进行谴责，让社会层面广泛意识到“大翻译运动”的存在。这样做一是可以表明中国政府的态度和立场，二是可以减少一些网民在不知情情况下为敌对势力提供“弹药”；三则会促使越来越多的爱国网民主动站出来，批判网络极端言论，与不理智、不文明行为进行斗争，让打击“大翻译运动”的力量“自发生长”。

（四）通过处置获取收益。处置“大翻译运动”对中国来说恰含机遇。我们一直希望引导境内外受众建立“中国很大，国情和舆情很复杂”的认知，这一方面是事实，同时对我们开展意识形态工作和其他有关认知引导很有益，还可拓展在某些议题中的回旋空间。因此，处置工作的指导思想和目标，不要设定为“让境外网民觉得中国网民都很理性”，而应借机塑造境外网民“中国很大，国情和舆情很复杂”的认知。我们完全不必否认极端言论的存在。“大翻译运动”把一些不好的东西进行了展示，反倒是“帮”我们走完了不好迈的第一步，接下来我们自己把剩下的两步走完：展示理性言论，进行目标总结，落到“中国很大，国情和舆情很复杂”的认知引导上。

（五）完成以上四条，自然会有境内外的人站到我们这边。之后我们集中力量制造图文并茂的反击文宣材料，在各大平台投放，就会有人自己来捡“武器”针对“大翻译运动”及衍生出来的各类舆论攻击进行反击。

二、长期收益

这项运动刻意凸显某种声音，显然不合常理，境外媒体对此也有报道和提及，社交平台也有大批理性网民对此提出质疑。也正是因为这一结构性的核心缺陷，更具力量的敌对势力一直也没有对此投入过多关注和资源。若通过上述五点加以处置，将会有四项长期收益。

（一）“大翻译运动”的出现，将会让占据中国社会主流的爱国者更加清楚的意识到网络空间敌对势力的存在，客观起到团结队伍、凝聚力量的作用。

（二）“大翻译运动”并不会让本就对中国持有“目的性偏见”的人从根本上改变，他们也不是我们争取的主要对象。但是，这项运动过于明显的阴险目的和卑劣手段，将会把具备思考能力但因信息来源所限无法突破认知的“理性偏见者”，以及原本身处中立位置的群体中的大多数推向中国。

（三）由于“大翻译运动”的非正义性不具争议，脱离“选择性翻译的材料”后，敌对势力几乎没有任何战斗力和理论支撑，唯一能做的挣扎就是辩驳“极端言论在中国占多数”，但这显然不合常理。针对“大翻译运动”的这场仗打起来，原本即站在我们这边的境内爱国者和境外支持者不会面临进攻困境，这是一次很好的网络舆论战的练兵、扩军机会。

（四）通过官方表态与引导，可使“境外压力进一步促使爱国者凝聚、团结、行动”的作用发挥出来，促使广大理性网友自发与极端思想、偏激言论进行斗争，客观起到提升国内网民对敌对势力的警惕性，对国内网络环境进行针对性治理，对国民进行针对性教育，使网络环境更加文明健康，促进国民文化进步的作用。

这项运动的破坏力，会伴随我们采取实际行动处置应对快速下降。它可能会一直存在，但就如同也有境外网络平台的评论被翻译并转至国内一样，刚开始会获得很高关注度，但见得多了、有人管了，便逐步失去吸引力，终将回归平平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