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米面之择”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如何攻城略地

妥善处理与外国的关系，目的是做好自己的事，服务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美关系固然是国际关系的重要一环,但这不是中国对外关系的全部，除了美国，我们还需要管理和发展与众多国家的关系。而且，我们在国际关系大范围中的工作做得越好，对美开展工作的条件也会更丰富，处理中美关系时更易占据主动。

一、美日“米面之择”背后的三个视角

具体工作的切口存在于不同的观察视角。

吃面还是吃米？对现在的中国人来说，“吃”已经不是问题，“吃哪样”也有了诸多选择。但在有的国家不是这样，例如日本人从古至今以吃米为主。二战结束后，日本开始进入美国主导下的占领重建和经济恢复阶段，面对战后日本的粮食危机，美国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而对日本进行粮食援助，但援助的绝大部分是小麦，同时搭配了食用油——美国试图改变日本民族的饮食结构和饮食习惯，让日本人接受西方吃面包的饮食文化，用这个“米面之择”的小切口、小战术去服务改造日本的大战略。但美国似乎低估了东亚饮食文化的韧性，在这个小切口上失败了。日本人在厨房中把小麦和油做成了在本国更具历史基础，更易被广泛接受的拉面，反倒意外的使以中华文化为根基的饮食文化得以发扬。超脱“米面之择”，仅以米面为喻，我们可以提取三个视角：

一是更深刻理解“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中国领导人重视粮食安全，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饭碗主要装中国粮”。从更广泛的安全视角来看，粮食问题不只关于足够吃，还有关于吃什么——我们不仅要始终能够生产足够多的粮食，还要始终能够决定自己吃什么。

一直有外部势力试图把“米面之择”的新变种用到中国身上，比如国际舆论场中有声音鼓噪“亚马孙雨林因为中国人吃肉多而遭到破坏”“海洋渔业资源因为中国人吃鱼多而面临枯竭”，不少西方媒体污蔑中国人“原始野蛮、不讲卫生、什么都吃”，还有一些非政府组织（NGO）以环保和健康为噱头去推销“人造肉”。说这些话、做这些事的人，有的可能仅是为了商业利益，但还有一些人，他们的背后有一只大手，妄图通过妖魔化中国人的饮食这个小切口、小战术，去推进消磨中国民族自信、在国际上孤立中国的大战略，对此还是要警惕。

二是引导中国人民于更细微处认识中国之大。日本人从古养成了吃米的习惯，并不是因为米比面好吃，而是因为如果大多数日本人都只吃面，会饿死人。日本的地理、气候决定了，这个民族进入文明阶段，开始有组织的发育后，大集体的主食只能是米。这个世界上，同时具备大面积的，和人口分布相契合的，适宜生产米和面的气候、水土的国家，本身就没那么多，中国是其中之一，这并不是巧合——历史的看，中国每一寸丰沃的土壤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真刀真枪干出来的，我们不是没有经历过大规模的军事斗争与文化融合。

更为重要的是，现实的看，如果把国家在国际竞争中所能够调动和使用的综合资源比做“米”和“面”，那也只有“米面通吃”的中国，才有可能在与只吃“面”或只吃“米”的国家之间竞争博弈时，都可取得先机与胜利。不以出身、贫富论短长，而凭真诚、互利交朋友的中国，不管过程如何曲折，最终一定会比戴着有色眼镜搞小团伙的国家朋友更多。

三是引导关键少数于更宏观处认识小国之小。大和小从来都是相对的，如果所有国家都一般大小，就不存在大小国家的概念。在讲“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时，要先充分接受国家确有大小之别的事实，避免将“一律平等”的概念极化、泛化，反倒让自己在小国面前有理说不清。一国之国民，作为一个整体的生存状态与生活方式，是与其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密切相关的。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国民肯定都希望能够有尊严的生活，区别在于，不同规模国家的政府围绕于此采取的措施会有不同。当一国围绕某一件事强调自己是小国时，这件事一定直接或间接的涉及更大的国家，且其中有关利益纠葛。的确有国家把自己是小国这件事当作舆论武器与政治筹码，如果这类国家对中国用这套，我们应该戳穿他们，让更多国家在与中国交往时回归理性与务实。

二、面对中美两国，不同国家外交政策呈现“三段规律”

描述一个国家的大小可以有很多角度，但如果深究下去，都会落到国土、人口、经济总量三个要素。深刻认识这一点，需把部分“伪大国”的皮剥一剥：的确有一些国土、人口、经济总量都不大的国家，发展水平很高，它可能在几个产业领域很拔尖，但却在众多产业领域是空白，一些学者、媒体把这样的国家称之为“技术大国”；还有人因为一些犹太财团在美国干得不错，就说“犹太人控制美国”，把以色列称之为“经济大国”。这些言论都类似于在说“白人的军队都听梵蒂冈的调遣，梵蒂冈是军事大国”，是讨噱头、搏眼球的说法，对此斯大林曾戏谑“教皇又有几个师”。

大和小是相对的，站在中国、美国的视角，不管看哪个国家都不算大，按照中国“十分之一为突出”的习惯，环球将近二百国，不计中、美两大国，把分别在国土、人口、经济总量方面排名前二、三十位的国家列出来，这些国家在面对中美两国时，其自身的外交政策会呈现出一定规律。关键在于，这种规律会超脱文化、制度、宗教、语言、民族等特点，呈现出同一性，笔者将这种规律称为“三段规律”：

一是“三长则稳定”：国土、人口、经济总量三个要素都较突出的国家，像是俄罗斯、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亚、墨西哥等，它们与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不管是好、不好还是居中，整体都是稳定的，一般情况下不会短时间内大转向。

二是“两长则善变”：三个要素中有两个要素较突出的国家，它们与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在相对短的时期内有可能会较快变化，像是默克尔执政初期中德关系曾经波动，但不久之后德国甚至一度成为中欧关系稳定器；沙特和美国之间如今不似往日，土耳其和美国之间也是“分分合合”；澳大利亚动作更快，在不长的时间内和中国的关系变得紧张，现在似乎又有缓和迹象。

三是“一长则执拗”：三个要素中有一个要素较突出的国家，像是韩国、越南、巴基斯坦、瑞士等，它们的外交政策一定会有一个“执拗轴心”，例如，不管韩国谁当总统，美韩同盟、驻韩美军都是韩国设计外交政策的核心；越南一直希望在大国之间寻求平衡、左右逢源；巴基斯坦坚持在国际重大问题中和中国站在一起；瑞士则坚守自身所谓的“中立”原则。

“三段规律”实际是国家和民族心态在外交政策中的投影：“三长则稳定”是大体量国家自身底气与对外交往工具相对丰富的体现；“两长则善变”是有关国家的国家雄心伴随自身实力、外部环境变化而变化的体现；“一长则执拗”是部分国家“有些能力但不真强、能干些事但不够多”的生动体现。

三、用“三段规律”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攻城略地

总结规律是为了应用规律。应用“三段规律”，关键在于分类做好不同国家的工作。下文列举之国家只是案例，背后还有更多国家值得参考实践，掌握规律即可有的放矢，提高我们各类资源投入的效率。

一是关注规律之中的“例外国家”。例如，日本的人口和经济总量都是比较突出的，伊朗的国土和人口都是比较突出的，按照“两长则善变”的规律，两国的外交政策应有善变的特点。然而日本却与美国的关系稳定的好、与中国的关系稳定的不理想；伊朗与美国的关系稳定的不好。日本和伊朗的外交政策走向，与其自身的地缘政治环境，与中国、美国的外交政策走向密切相关。今天看来是美日关系稳定器的驻日美军，时机成熟时会成为压垮美日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今天美国对伊朗的种种制裁是美伊关系的拦路虎，但当美国一项项解除对伊朗的制裁时，这些拦路虎又会成为美伊关系改善的筹码。对中国来说，事在人为，不宜“放弃”对日关系、“放松”对伊关系，而宜科学有力的对其经营。

二是关注规律之中的“典型国家”。例如，韩国的经济、巴基斯坦的人口，都是相对突出的，结合其国家行为，都似典型的“一长则执拗”的国家。如果美国坚持和中国斗到底，它早晚、一定会在其党争政治的机制下、坐一怕二的心态下去调整对韩、巴的关系。美国只要调整、动起来，不管它的决策和行为是否适宜，都是我们的机会，因为变化本身就是对“执拗”的打击。我们与“一长”一类国家间的交往，宜以“大稳定”应对“小万变”。

三是关注规律之外的“多数国家”。“三段规律”描述的是在国土、人口、经济总量三方面，至少有一方面位列世界前二、三十位的国家。还有更多国家目前没进入到这个阶段。世界各国不管大小，都不可能为所欲为，但小国做选择的机会比大国少。小国之民，不管是富国还是穷国，事情没来时各有各的活法，但当他们的国家面临选择的机会和困境时，是最能让其意识到大国之大和小国之小的。身居“大位”与小国打交道时，最能打动人心的部分一定是围绕“选择”设计的三个要点：语言上应向其着重强调你可以选择，行动上宜为其真的创设选择的空间，思想上则宜让其深刻认清选错的后果。

这三点看起来清楚简单，但实践时却很难做到完备，因为当以利诱之、以力压之、以理服之都能达到目的时，一般就不会“费劲”把三个流程都走一遍，美国在此方面就很典型。美国国家实力一枝独秀时还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这样搞会导致摁下葫芦起了瓢，外交包袱会越来越沉重。

有的人觉得自己过得也不错，国家的事和自己没多大关系，所以并不关心国家大事。而这恰是因为国家把这部分人照顾的很好，才让其产生了错觉。“无所谓国家怎样、只求自己过得好”的说法，是自欺欺人的哗众取宠。政治工作宜于战略上大、于战术上细。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现在的规模、气势起来了，国际上已经形成了中国气候。负责具体工作的人不宜沉迷“大战略”而忽略“小切口”，而宜把握：中国定战略的只有党中央，战略定了，其他人的核心任务是围绕战略抓落实、出战术。出具体、具体、再具体的办法，才是最紧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