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2022大选，澳洲社会的部落化和政治极化，西方议会民主的弊病

如火如荼的2022 澳洲大选进入了最后冲刺阶段。这次澳洲大选有一大特点：澳洲大城市的富人区出现了一批向自由党挑战的女性独立候选人。她们的选区历来属于自由党的地盘，如果这次自由党大选失利，这些独立候选人的挑战必定是一个重要原因。这些独立候选人都是职业精英，有的还来自于自由党的世家。表面上她们声称无党派，但她们的竞选纲领上明显偏向绿党。澳洲自由党的代表颜色是蓝色，而这些独立竞选人都偏向绿党，因此她们被冠名为蓝绿党。

莫妮克·瑞安医生是墨尔本Kooyong 选区的独立候选人。Kooyong选区包括墨尔本的一些最富裕的社区。瑞安医生是墨尔本皇家儿童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并非职业政治家，但她说为了地球环境和下一代的未来，她决心挑战Kooyong选区的自由党议员，现任财政部长弗莱德博格。目前各种民调预测瑞安医生很可能赢得选举胜利。

相同的故事还发生在悉尼的 Wentworth 选区。阿莱格拉·斯潘德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挑战自由党议员。阿莱格拉·斯潘德在剑桥，伦敦大学和哈佛接受完整的高等教育，现在是一位商业咨询公司的总经理。她的父亲曾经是自由党的创始人之一，澳洲第五任驻美大使。Wentworth是全澳房价中位数排名第二的地区。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女性独立候选人在墨尔本的Goldstein选区，悉尼的Warringah选区，珀斯的Curtin选区以及其他选区频频向自由党议员发起挑战。这些选区都是澳洲最富裕和房价最高的地区。各种民调估计这些独立候选人可能从自由党手中拿下5-6个席位。

如果说来自富人区的职业精英对富人区的离经叛道是澳洲2022年大选的一大特点，那么这种特点也发生在2019年大选，只不过是角色互换。那时昆士兰的煤矿工人反对工党候选人肖顿对煤矿不利的激进环保立场，一改常态地把票投给了自由党。昆士兰煤矿工人的反戈一击是当时自由党莫里森政府胜选的重要因素。

选民的选举意愿和他们的传统立场发生变化不仅仅发生在澳洲，也发生在美国。2020年美国大选，大量美国铁锈地带的“红脖子”，曾经的民主党传统选民，却成了共和党特朗普的铁杆粉丝。

《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法国著名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主导了一项针对 50 个国家的研究，试图从社会经济结构和意识形态的演变来对这种选举现象加以解释。皮凯蒂和他的团队的这个研究成果，取名为《政治分裂和社会不平等》已经发表。澳洲也是这个研究的对象之一。 

皮凯蒂认为二战后澳大利亚的政治分歧是基于阶级的，工党代表中左翼，自由党联盟代表中右翼。但这种以阶级为基础的选举政治一直呈下降趋势。教育程度、意识形态，经济收入的变化推动选民投票立场不断转变，传统阵营的界限不断被打破。 

1963年，63.1%拥有大学学历的选民支持自由党，支持工党的仅为19.5%。到 2019 年，受过大学教育的选民对自由党的支持率下降到 24.3%，而对工党的支持则增加到 37%。

1963年，自由党获得了68.3%的高收入者的选票。到 2019 年，这一比例降至 37.7%。 1963 年，工党获得了 61.8% 的低收入选民的支持，但在 2019 年仅为 30.8%。

工党已经失去了作为澳大利亚工人阶级政党的地位。在 1960 年代，工薪阶层选民绝大多数选择工党。但在2009至 2019的十年中，工党和自由党对工薪阶层的选票差距从原来的30%下降到微不足道，当下双方各自吸引了 42% 的工薪阶层选民。工党在 1943 年获得的首选票为 50%，2019 年下降到 33%。自由党在 1944 年成立时，将自己视为中上阶层的政党。1963年，自由党获得了57.1%的中上层选民的支持。到 2019 年，中上阶层对自由党的支持率下降至 31.6%。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首先的原因是自由资本主义在全球化时期导致的社会不平等现象加剧。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图表形象的告诉我们，全球1%最富有的富豪占有的财富占世界总财富从2010年的44%上升到2015年的50%。而同期全球99%居民的财富占比从55%下降到50%。面对1%富豪的富可敌国，大量年轻人靠工薪收入几乎难于买到住房。

2021年7月，英国知名右翼智库，经济事务研究所 (IEA) 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年轻的英国人明显转向了左翼。近 80% 的年轻人将住房危机归咎于资本主义， 75% 的人认为气候危机是资本主义的特定产物，72% 的人支持全面国有化。 总而言之，67%的年轻人希望生活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

无独有偶，哈佛大学 2016 年的一项研究发现超过 50% 的年轻人排斥资本主义。2018 年一项盖洛普民意调查发现对资本主义有好感的美国年轻人从2010 年的 68%下降到2018年的45%。

对资本主义的不满不仅发生在年轻人中，也发生在职场精英当中，而职场精英对资本主义的不满更多的是通过其激进的环保立场反映出来，绿党是他们的政治组织。

绿党评论家理查德·史密斯在他发表于2015年的书《绿色资本主义：失败的上帝》中指出，“资本主义和拯救地球从根本上是不可调和的。” 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的无节制无休止的扩张，导致环境的不断恶化······在亚当·史密斯写下《国富论》的两个半世纪后，全球资本主义发展产生了历史上最严重的不平等社会，世界上一半人的每天生活费不到两美元，数十亿人生活在极度贫困中， ……”

然而当大量青年学生和职场精英发生左倾的时候，很大一部分传统的左翼政党选民转而支持保守派右翼。他们对绿党和工党的激进环保政策，移民政策心存疑虑，担心工党上台不利于煤炭，天然气和电力工业。担心移民抢自己的饭碗。

澳洲工薪阶层内部的收入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很多人成为小生意经营者。许多工薪阶层贷款买了房，一些工会势力强盛的行业，例如护士，地铁和公交司机，警察，电工，管道工等工资水平也较高。工薪阶层中的很大一部分人相信自由党在经济管理上胜过工党。

皮凯蒂总结说，与其他西方民主国家一样，澳大利亚正在过渡到由“婆罗门左派”（主要指支持中左翼政党的知识分子）和“商人右翼”（主要指支持中右翼政党）为代表的政治结构。 婆罗门是印度的僧侣等级，这里代指澳大利亚的中左翼知识分子已经控制了大学、政府机构，部分媒体和一些大公司。墨尔本中央商业区就是由绿党控制的选区。与此同时澳洲也出现了民粹色彩浓烈的政党，例如 One Nation 和澳大利亚联合党。

近来，影响力不断上涨的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警告说，美国的民主党进步派和共和党保守派的分歧正演变成“不同文化”的对抗。海特进一步把这种对抗解释成为部落主义。在《大西洋月刊》的一篇文章中，Haidt 引用了前中央情报局分析师 Martin Gurri 的观点，认为当今信息时代的大众观念已经高度分裂，社会结构的部落化驱动以情感、恐惧和怀疑为基础的社会思潮对抗。人们不能容忍对立的信念，而自媒体则为这种对抗推波助澜。人们只能在同部落、同温层里寻找认同，而对不认同的观点大肆攻击。 

澳大利亚人报的主笔 Paul Kelly 写到，澳洲出现了气候变化部落、绿党部落、民粹部落、蓝绿独立候选人部落，每个部落都有各自的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界限。澳洲的部落文化打破了自由党和工党的传统民意基础和界限，原来政党的纲领被淡化。

凯利接着写道，社会结构的部落化对西方的民主政治是一大威胁。左派和右派从各自的角度同时攻击政治领导人。政治的中心地带，以折中和妥协为基础的西方民主制度的基础被不断削弱。社会的部落化反映到议会政治中必然导致政府备受掣肘。着眼于国家长远利益的改革理念和政策难于赢得多数支持，更谈不上执行。如果莫里森在这次选举中失利，他将成为澳洲自2007年以来第五位无法连任的总理。澳洲政坛这种连续翻烧饼现象是澳洲政府和政策难于保持连续性的一个写照。 

澳洲政府和政策的不连贯性对澳洲的发展拖累极为严重。

澳洲财政部的前秘书长肯·亨利博士认为，澳大利亚过去二十年的经济表现“令人非常失望”，他说20年前澳洲就意识到要做出重大调整，否则难于摆脱人口老龄化和劳动生产率缓慢提高而带来的挑战。

亨利博士说，20多年前的预判是：如果劳动生产率每年增长 1.75%，那么国家将在 40 年后陷入一团糟。然而20年来澳洲实际劳动生产率增长只达到 1.25%。

亨利博士说税收改革、工资改革，教育改革，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发展高科技高附加值制造业等有关澳洲前途的辩论20多年前就提出来了。但讽刺的是这些议题目前还在辩论，20多年来始终议而不决。

更为严重的是，政府和反对党为了选票，陷入了一种不顾国家前途的撒钱模式。政府支出不应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 25%是澳洲两大政党承认的一条原则。但在新冠疫情期间，莫里森政府的财政开支超过GDP的 31.5%。

澳洲右翼评论员Chris Kenny写道：本次大选的主要失败在于自由党和工党双方都未能提出解决国家困境的方案。更糟糕的是两大政党的承诺反而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政府的财政开支达到战后的最高水平，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债务创纪录、通货膨胀率上升和利率上升的时期，而我们假装这些都是可持续的。目前澳洲政府债务急剧上升至1万亿澳元，通货膨胀达到5.1%，二十年新高。

另一名右翼评论员Janet Albrechtsen 写道：我们交的税被政党用来向我们贿赂，而这些财政开支只会推高通胀压力, 这种执政动机极为有害.一名读者在留言中写道：“这样的选举完全是由注重客观事实转向肤浅情绪的宣泄。 我们是一个堆满干草和火把的暴徒社会，每个人都试图烧掉任何一个他们仇恨的女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