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坚持总体原则下具体措施有所灵活调整

　　澳特区政府上周向立法会送交新《博彩法》法案的最新建议文本。该文本有两个重大的灵活调整措施，一是卫星赌场在三年过渡期后，无需设于承批公司的物业内，并按新法规定收取管理费；二是新文本建议，基于公共利益，尤其是为拓展海外市场，行政长官可豁免承批公司向文教及社保等领域全部或部分拨款，最高不超过百分之五。

　　其中，有关卫星赌场的部分，曾经引起广泛争议的卫星场业权规范问题，法案原文本建议赌场须设在持牌博企的物业内，否则三年内要处理好卫星场的业权。而最新法案文本中，政府则修改规定，卫星场毋须在持牌博企拥有的物业内经营，亦毋须界定赌场的范围，同时亦毋须归还政府，并且在法律生效后三年，可继续以现有模式经营。但三年后须以「管理公司模式」经营，即意味不可分成或收取佣金。

　　至于鼓励承批公司开拓外国客源的部分，则是新加入的内容。新文本建议，如果博企能够引进外国客源，并有博彩营收贡献（即是杀数），政府可根据其数据及博彩委员会的意见，减免部份税收。但并非适用于百分之三十五的博彩税范畴，而是另外的「义务税收」，亦即是承批公司每年拨出不超过其赌收百分之二的收益予一个以促进、发展或研究文化、社会、经济、教育、科学、学术及慈善活动为宗旨的公共基金会，及每年拨出不超过赌收百分之三的款项，用以发展城市建设、推广旅游及提供社会保障的部分。

　　这虽然是根据澳门内外的最新情势而作出的调整，在坚持原有的总体原则的基础上，提高实际情况，对此前的「过严监管」作出适当的松绑，及对内地可能未能因为澳门加强对博彩业的监管就放宽游客出境澳门旅游的现实状况下，作出的灵活调适。

　　在前者而言，与中央政治局四月二十九日召开的会议中，对互联网企业进行的监管政策有放宽趋向的调整，从「从严监管」调整为「常态化监管」，并提出要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完成平台经济专项整改，实施常态化监管，出台支持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具体措施的表述，有着相当契合之处。

　　实际上，无论是去年的以内地公安及检察机关拘捕及起诉周焯华、陈荣炼为标志的「清剿跨境赌博集团」行动，还是澳门特区政府向立法会提交的新《博彩法》法案中的「加辣」条文建议，都有着对博彩业进行「行业监管」的意味，这与内地当时内地对某些资本野蛮生长、无序扩张的垄断行业尤其是互联网企业进行监管整顿的情况，有着某些相似之处。实际上，澳门博彩业尤其是贵宾厅的过热发展，就有着无序扩张，野蛮生长的影子。因此，中央出手打击组织内地居民出境参赌的犯罪行为，和澳门特区主动调整博彩业政策，都是中央进行「行业整顿」的重要一环。

　　而现在，在经过对互联网企业的严厉整顿之后，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实施常态化监管，出台支持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具体措施」，而澳门特区政府随即就对未来卫星赌场的政策作了灵活的调整。这既有可能是国家有关机构为执行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而对澳门特区政府有所指导提示，也有可能是澳门特区政府在学习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之后，有所领悟而有所参照，主动作出的调整。不管怎样，都是与国家政策保持一致。

　　如果说，在组织内地居民来澳参赌方面确实是过于「明火执仗」的贵宾厅，实行严厉的监管以至压抑，是「必要之为」的话，对于卫星赌场也采取同样严厉的措施，可能就会「过犹不及」。因为卫星赌场虽然也设有贵宾厅，但更有中场，而且其服务品质绝对不低于博企本身的中场，其环境氛围更适合珠三角和闽浙一带的「中端」赌客，而且其收入也占有博彩总收入的一定比例。

　　而且，过于严厉对待卫星赌场，不单止是影响到博彩业的本身，而且也影响到卫星赌场周边的商业场所，包括餐饮、零售以至当押店等行业。这必将会引发较大的连锁反应效应，因为催高失业率而造成市民的消费能力下降，从而「一损俱损」地影响整个内部消费经济。

　　因此，新《博彩法》法案中对卫星赌场的处置建议，坊间反应极大。但也呈现着某些微妙之处，倒是卫星赌场业者「较少」开声，因为行政长官贺一诚已将此提到政治的高度，反而不是「直接利益相关者」，而是「间接利益相关者」，以至「没有利益相关者」，担心因为消费力下降而导致市面上各消费行业的经营者承受感到极大压力，而透过适当的渠道反映问题的严重性。由于与他们没有直接利益关系，也就不用担心戴上「帽子」之虞。

　　而特区政府也确实是了解到问题的严重性，也正在此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对行业监管作出了放宽的决定，既然澳门特区政府向来紧跟中央，就宜比照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有关精神，并根据澳门的实际情况，对卫星赌场的限制监管采取较为宽松的措施，这是实事求是之举，也是特区政府民主决策的体现。

　　至于特区政府对新《博彩法》法案增加开拓国际客源的优惠政策建议，澳门发展的趋向，很明确地表示这是由于内地收紧境外博彩法律，令内地客来到澳门出现「困难」，而采取的调适措施。实际上，最近国家有关机关决定将从严限制出境及跨境博彩的政策，延伸到澳门特区，有消息指出一年内超过三次赴澳门旅游人士将不获签注，这让让澳门特区从政府官员到民间社会，都有始料不及的感觉。而且更感到，在目前的时空背景下，不能再以「乖仔有糖食」的旧有规律思维来考虑问题，因而必须思考开拓国际客源的问题。

　　但「说易行难」。一方面，正如罗奕龙所说，澳门特区的防疫政策是执行国家的政策，严防死守住「第二国门」。这也是在国家的所有陆路口岸中，只有珠澳口岸允许正常通关的最基本条件。如果澳门开放外国人入境，就将丧失珠澳口岸正常通关的利益。当然，在国家将最大程度禁止居民出境博彩的背景下，内地旅客来澳参赌的机率可能会减至最低，国际赌客带来的赌收利益更高。但却是「针冇两头利」，却是损害澳门居民到内地的利益，尤其是在珠海、中山住宿的澳门居民、外雇上下班通勤的自由。究竟哪一个利益更重要，就必须考虑清楚。

　　其二、即使是在疫情缓和之后，或是内地也调整防疫政策，开放外国人在遵守一定条件下入境，澳门也可得以不再严守「第二道国门」，因而可以开放外国游客来澳参赌之后，也是已经「迟来一步」。因为东南亚国家早已实行「共存」政策，开放国门，发挥「虹吸效应」。更重要的是，在过去十多二十年来，澳门博彩业过份依赖内地游客，放弃了对继续吸引外国游客的努力，而让东南亚国家的赌场趁机「填补真空。澳门现在才「船到江心补漏迟」，似乎已经失去先机。

　　当然，事在人为，如果特区政府会同业界及相关团体共同努力，加大宣传力度，或许仍能唤起国际赌客对澳门赌场的美好回忆，因而澳门还有机会「扳回一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