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为何是一个如此奇怪的国度？从历史分析来得到答案吧【第一期】

关于印度，在近年来与我国之间的矛盾飘忽不定，于是也引起了许多人对这个魔幻地域的注意。中印边境冲突、克什米尔纠纷、印巴冲突还有各种各样的奇葩军售和“交通事故”，都让印度在我国大多数民众的印象中留下了“滑稽”“愚昧”和“落后”的标签。互联网中许多做相关视频的作者，都把以上的种种标签当做娱乐大众的流量密码，在普及常识之外更多的有了主观和娱乐的成分，这一点并不单指国内，事实上“歧视印度”“印度笑话”早就成了全世界互联网平台喜闻乐见的日常节目。我国著名旅行者“270”曾在网红将军张召忠的节目中谈及过印度社会封建愚昧且非人道的一面，当时透露的内容对于本就对印度少有了解的普通人来说冲击力拉满。

直到不久以前我也是对印度抱有相当刻板印象的，但是这些外部形象勾勒出来的画面于现实太过魔幻了，以至于有一种失真感，然后带着疑惑我便去做了些了解，然后确认了这种失真感只能说明是我图样了。不过以上说的并不是重点，而是在进一步了解印度它所周遭的经历过后，探索它是怎么长成今天这个样子的。事先声明，接下来要讲的故事（事故）可能和大家平时能接触到的印度相关信息不同，以1961年版苏联东方书籍出版社《印度近代史》为基础展开，以社会学研究为视角且囊括地理、经济、历史和文化相关的跨学科研究成果融合。在此感谢苏联老铁们的兢兢业业，是他们将那些好几百年前的书挖出来查遍数据才得到了一个可以还原尘封真相的机会。

以往科普印度历史都喜欢从英属东印度公司开始，要么就是“孔雀王朝太远了，做不了什么内容。”不过今天我们要从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的莫卧儿王朝时代为主要视角切入。要提醒的是莫卧儿只是视角，印度地区长期被各种势力瓜分，就像清代以前的中国并不包括西藏地区一样，而“印度”的概念只存在于印度教内部，就像中国的华夏文明才是真正将各个民族搭建在一起的桥梁。

据统计，十七世纪印度地区人口在一亿到一亿五千万之间，约等于两个河北省。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有孟加拉语、比哈尔语、印地语、旁遮普语、拉贾斯坦语……实在是太多了，印度地区的语言从来没有统一这一点我们是知道的，但是和现在最大的区别是在殖民前英语也是没有的，雪上加霜了属于是。

虽然语言不通，但是主流的宗教还是那几个，首先当然是印度教占绝大多数，然后是人数不到印度教三分之一的高贵的伊斯兰教徒，伊斯兰教徒当时主要由封建统治者和权贵构成，虽说是伊斯兰教，但是这伊斯兰移植到印度以后说好听叫“本土化”，说不好听那叫“串味儿了”。就好似新疆烤全羊到吉林开发业务，怎么也得配上几头大蒜。

表面上所有的伊斯兰教义和印度教反着来，这私底下还是逃不过“真香”，致敬了印度教的种姓制，神圣的社会劳动分工，从生下来直接解决就业问题，这波印度“人”民实属赢麻了。这波管理模式“微创新”湿婆看了流泪，穆罕默德听了吐血。

除了印度教和伊斯兰教，还有锡克教和耆那教，以及《倚天屠龙记》里面的拜火教，拜火教主要集中在古吉拉特邦，人数不多却相对富裕。

葡萄牙人占领了马来巴尔海岸，并在那里开始宣扬基督教，另外还有在尼泊尔附近活动的佛教徒，除了天主教外其他信仰都是自由的。

莫卧儿帝国的版图除了整个北部印度地区外，还包括克什米尔、东俾路支（巴基斯坦）、及阿富汗部分领土，而南方的边境线一直变动，主要与葡萄牙人的侵略有关。

莫卧儿帝国的皇族原本是的蒙古帖木儿帝国的后人，是曾经南侵宋朝的蒙古的贵族。

帖木儿帝国建国于1370年，1404年帖木儿以蒙古帝国的名义征讨大明卒，死后因国家继承权陷入内战，直到1507年被乌兹别克驱逐， 逃亡至喀布尔后再次建立了国家。

从六世的奥朗则布发动侵略战争后数十年，莫卧儿帝国兼并了大量的领土。在此之前这片土地就被来自阿富汗、伊朗等地的伊斯兰贵族统治，信仰印度教是被禁止的。莫卧儿初期解禁并支持印度教的发展，国王与印度高种姓通婚。新的管理者对传统的殉葬、童婚、弑婴和私刑等陋习进行了遏制，泰姬陵等标志性建筑是当时发达文化的体现。

十七世纪后期莫卧儿分为二十一个邦，每个邦由省督管理，他们几乎都是在侵略战争中建立军功的贵族，除了税收由中央任命的官员直接负责，省督甚至拥有自己的军队和地方行政机关。皇帝出征时他们有义务带上自己的军队参战，平日里这些军队的费用也是由省督自己承担。

 除了省督对地区的管理，大多数地区还有大大小小的由地主掌控的地方宗族势力，许多地主也是过去臣服和建立功勋的地方封建主，这些土地都是皇帝临时赏赐的，地主们主要来自阿富汗、伊朗等伊斯兰地区。

印度独厚的地理条件，但凡是有水源进行灌溉的土地，每年可以收获最多三轮作物，因此即便农具和技术落后也在当时也达到了高水平产出。普遍采用轮作制，即每轮种植不同的作物，避免土地养分消耗导致的减产。对应热带季风气候造成水土流失，耕地需要更加细致，而主要的经济作物水稻、棉花、烟草、靛蓝也都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投入。综合评价印度在当时的农业水平，与欧洲大多数国家相比更高。
    

在亚格拉的比耶那和卡尔皮，种植了广袤的靛蓝、甘蔗，荷兰、英国、法国的东印度公司代理人和买办都会在这里进行采购。除此之外，亚美尼亚和俄国也会来这里收购靛蓝或布匹。孟加拉和古吉拉特以优质的棉花闻名，而在南部地区椰子和各种香料成为主要产品。虽然在偏远地区依然存在氏族部落，整体上印度已经进入了封建社会阶段。

虽然十七世纪印度，尤其是莫卧儿的大部分土地都交给省督或租给其他封建主管理，土地的最终归属权在法律上依然为国家所有。朝贡由土地税的形式上缴，主要是对土地上收获的实物如粮食、矿物进行征收，国家会对那些土地进行周期性的考察，核定应收土地税的数额，耕种的农民背上沉重负担的同时，本身也具有了相关种姓对国家的义务。皇帝奥朗则布曾下令，让古吉拉特的税务长官调查农户的生产情况，如果发现有懈怠的农民，则采取警告、逮捕甚至鞭笞等刑罚进行矫正。

灌溉、生活必须的水渠和水库都归于国家或封建地主所有，从用水需求的方面保证了封建势力对人民的统治地位。然而整个莫卧儿所有的耕地中，只有八分之一属于皇室，这些土地的营收用来维系皇族、宫廷官员和禁卫军的各种开支。掌握绝大多数土地的封建地主，主要是以赏地的形式获得的，最小的赏地只有一两个村庄，大多数都是相对更大的领土，最大的覆盖了整个省甚至更广袤的区域。

皇室从封建地主手里掌握的八分之七的土地上，征收到八分之一的直属耕地相比四倍的土地税，占有大量土地的大地主是构成莫卧儿封建力量中最富裕、拥有实力最强的一部分，其中顶端的少数人左右了整个国家。

对于皇帝和宫廷势力，限制封建地主尤其是大地主形成无法控制的割据势力，成为了不得不面对的博弈。规定土地国家所有制的同时，禁止他们自行收税，且地主的赏地不能世袭都是明面上提出来的限制。皇帝也时常会主动收回一些地主的赏地，然后把这些土地交给其他人，并且在地主死后将遗产纳入国库，甚至打算将以上这些流程推广到全国。

了解历史的人都会比较熟悉这种情节，我国周、汉时期，皇室与诸侯权贵之间的博弈关系到国家命运和整个时代的走向。唐代虽然进行了一系列改制，尚有安禄山兵变这样的重大危机。直到宋代赵匡胤大幅削减了皇室外部各方的军权和军事力量，但是国家的经济和财富依然普遍的依附在资本和地方宗族身上，他们通过科举、联姻等等形式获得政治地位并与政府、官僚建立信赖和利益的关系，最终左右国家的发展。

封建官僚、地方权贵以及资本对国家、政府权利的僭越，一直以来都是封建社会乃至资本主义社会难以根治的顽疾，似乎只有用博弈的平衡来维持某种稳定状态。

后来因为长年累月进行的侵略战争和镇压各地不断的农民暴动，只能不断垒高军队的费用，为了解决钱的问题，莫卧儿帝国颁布了包税制度，包税的对象往往是操纵高利贷的资本里强势的代表。他们与国家签订包税合同后预付大量的税金，便可以在按照合同谈定的区域、时间内自行规定收税的额度并再纳入囊中。

包税合同一般是短期的，这样政府可以把业务转交给竞价更高的买家，这导致包税地区的普通民众受到了更加极端的剥削和压榨。

包税制度的推广产生了更多新的地主，强化了地主阶级的势力，与以往的地主不同，包税地主因为与税务部门的“一锤子买卖”获得了收税的权利。

包税地主在领地内几乎没有限制，可以主宰这里的一切。为了获得更多的财富，地主们开始抢夺原始自然村，即农村公社的土地以及农民的自留地，以委派的形式把村长等职务调换成自己的人，把水源占为己有的同时再向当地人增收各种违法的课税，这类现象都是普遍的。

包税地主们时常违背国家的规定，强迫农民从事建筑、狩猎等危险劳动。莫卧儿皇帝曾公开下令，严禁包税地主从包税地区征收的多达几十种名目的附加税，事实上却没有包税地主把皇帝的命令当回事。

当时的史官哈菲汗表示，地主阶级和大多数权贵一样，他们根本不在乎违背指令后会受到惩罚。地主尤其是大地主，他们在国内拥有“大而不能倒”的绝对经济地位，他们不断分立国家主权，乃至后来许多地主不再愿意向国家缴税产生了谋反和叛乱的温床。

印度的国家整体认同感，和国家在省级政府的行政权力，长久以来一直没有得到巩固。以至于地主、省督们对莫卧儿国家的逆反甚至得到了部分民众的支持。大地主和包税地主们试图把赏地或包税合同的临时领地变成自己家族世袭的领土。

史家哈桑阿里汗举过一个例子，一位地主手下的军官死后，他把自己的两个儿子提拔上来，然后以封赏的名义将自己名下的土地世袭给他们。

由英国人推行并授权柴明达尔（印度地主的一种形式）在孟加拉、比哈尔和奥里萨占有了大量实际世袭的领土，柴明达尔不断侵占其他小地主或自然村的土地，其势力下的村长职务以管家的形式任免。

当地主势力在印度各地巧取豪夺，相对原始的由村民关系构成的农村公社开始瓦解，而清真寺、印度教寺院、宗教学校等宗教设施的土地受到了保护，在印度地区的数百年来，封建社会上层主要是伊斯兰教把持，但是在本土信仰印度教的人一直是多数。因此大地主以住在城市中的伊斯兰教徒为主，而由印度教徒构成的众多小地主生活在边郊的庄园里，与农业生产的劳动者联系的更加紧密。

为了更好了解地主阶级崛起对印度农村、农业和农民造成影响，我们首先要了解印度农民公社（农村管理组织），当然还有南部葡萄牙人为首带来的货币体系（主要还是各个国家的东印度公司），流通货币和地主的盘剥都是印度当时聚变因素。

印度农村公社除了基础的农业。还包括掌握木工、锻造等技艺的手艺人，他们当中大部分都是手艺人种姓。马克思认为当时的农村公社已经有了计划分工的模式，不过这种分工与现代企业性质不同，手艺人们服务的市场相对固定。根据村庄内部的需求从业者受到规模的限制。

公社内部，按照种姓人们形成了各个阶层和圈子，地位较高的人群拥有可以支配的份地，在享有这份权力的同时，也有向国家、地主缴税的义务。同时公社内部事务和任免的投票表决权利，也一直由上层的圈子把控。

村社中的奴隶和从事手艺的种姓在村社的会议上同样没有表决权，他们只是为满足其他人的需求而存在，他们的生活所需从其他村社成员收获中抽取，而在一些开明的村社里，优秀的手艺人可以获得小块的土地。

在众多技艺中，纺织并不是手艺人专属的，对于农村家庭纺织是他们解决自己家穿衣问题的根本技能，是大多数非贵族妇女的传统副业。在当时棉花作为印度地区的主要贸易品，农村集市上必不可少。村社的逐渐瓦解导致大批的农民开始转业，纺织工便成为妇女首选，人们开始逃离农村，要么建立新的居民点，要么到城市里寻找机会。

因为同伊斯兰世界与欧洲的贸易，商品货币化首先在印度南部葡萄牙人的侵占的马拉巴尔海岸发展漫延，那些原先的手艺人开始在市场上出售自己的产品，留在村社中的手艺人开始领取计件工资。

货币化的发展，对村社的土地产生许多影响。印度大多数耕地都是被家族世袭的，至此它们开始被以份地的形式出售或抵押给别人，在土地交易时本地人往往拥有优先权。从相对内部封闭性的公社制度，向更加开放的市场主导的包干制度转变，虽然多少是受到外部经济形势转变带来的被动改革，同时也加剧了农村的阶级分化，村社原先的先富者也开始变本加厉的剥削同村的其他居民，许多村官依靠奴役低种姓和操控内部土地交易的规则发财致富。

农村土地货币化带动了乡村发展的积极性，为了更大的利益富农们不仅在当地抢夺其他较低种姓的土地，也用获取的大量金钱在邻村以购买或租赁等方式包办了其他土地，并雇佣奴隶以外的更多人劳动，成了新兴的庄园主。

这场印度版“大包干”运动，在三百年前的印度由于市场货币化的影响被迫开展，在农村公社功能开始瓦解的同时，地主们利用村长和书记为自己把控底层税收，进一步巩固了地主阶级在各个村庄和地区的控制力。作为回报，一些地主承诺村官们免除在自有土地上的各种税务。因为这套操作方式得不到国家法律上的支持，当时地主阶级找到了例如艾哈迈德纳加尔大臣阿姆巴尔这样的官僚帮助进行税制改革，在法规中对村长征税的权利予以支持，另外还以支持农村发展为由向政府申请现金支持的，以便吸收更多人到庄园就业。后来许多地主的领土有从国家中独立的趋势，成为了大大小小的土邦。

根据“阿克巴法典”记载在十六世纪，在印度北部就已经普及了“估税”制度，村长向农民征税的权利比南方更早，这也是村长成为地主的一种途径。旁遮普邦锡克教徒十分活跃，地主和锡克教保持了密切联系，以此获得政治和经济权利。

随地主阶级圈地运动强势展开，印度地区的农民阶级全面破产，他们失去了在村庄的土地甚至使用、耕种的权利，即便他们依然保留着农民的种姓。在莫卧儿后期印度所谓的“农民”分为两种类型，拥有世袭或非世袭土地的农村上层和权利得不到保障的大量农奴。当时在安德拉和卡纳塔克许多地区，所有的农民都受到了奴役。

很多人说印度没有形成一个统一国家是缺少秦始皇这样的能够统一国家的大皇帝，其实我并不认可这个说法，更糟的是蒙古人向来对国家治理方面缺少经验。莫卧儿国土最大的时候除了葡萄牙占领的南部海岸线，其统治范围比较今天印度的也占有其他领土，作为一个大国的体量是完全具备的，但是伊斯兰文化再结合印度教以后形成的奇葩种姓制度，是无法培养出李斯、商鞅这些贤臣的，要知道大秦哪怕是奴隶也可以依靠军功成为社会贵族，虽然这也是后来秦朝穷兵黩武导致衰亡的主要原因。

仅是辽阔的国土并不能团结人心，国家各民族之间的文化统一才能促成共同认知，印度因为没有统一的语言，即便不是文盲只要离开自己居住的环境在很多地方与人交流都会变得十分困难了，这也导致整个印度的地方经济总是保持小规模和相对封闭的特点，直到欧洲商人的贸易整合了他们的渠道才把整个经济规模变得活跃起来。

没有广泛使用的统一货币，缴税大多是以粮食等其他实物进行收缴计税，直到侵略者带来了真正流通的货币，受到外来经济体系的强烈冲击，原本封闭固化的传统经济规律产生了强烈的应激反应致整个社会向着极端不合理的方向发展。种种因素加持让民众对于国家整体的归属感虚无。

相对国家政府的影响力，民众平时生活中更多是在地主阶级的统治下展开的，低种姓无法获得教育也缺乏与国家的直接义务关系勾连，广泛普及的宗教成为了现实生活中的全部信仰，并不是印度人民自己选择的，一切都是社会管理层因为自身利益述求而设计的结果，最终被地主阶级联合权贵势力将皇室权力完全架空。莫卧儿皇帝为了战争不惜出卖国家对土地的权力，导致民不聊生而暴乱四起，又要花钱去平息暴乱这样的恶性循环，从设想的当初早就本末倒置了，我认为游牧民族对农业国家的统治在基因上就有先天的缺陷，游牧文化对农业社会机制的冲突没有得到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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