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人想在社会主义中国“赌马”？我实名反对【轩讲】

大家好，我是在观网跟你聊社会的谷智轩。12月31日，武汉市政府发布了一份文件，文件中一句“争取竞猜型赛马彩票试点落户武汉”，引发了争议。反对的声音认为，马彩是一种赌博，容易滋生贪污腐败、扰乱社会秩序。而支持的人认为，赛马作为一种体育运动，不仅能强身健体，还能促进经济，增加税收，创造就业。本期《轩讲》就来聊一聊，为什么我反对赛马彩票死灰复燃？

1861年，英国殖民者以低价，从汉口买办刘歆生手中，购入800亩荒地，建立起武汉最早的赛马赌博场——西商赛马场。民国初年，由于社会动荡，旧中国的富商、地主，纷纷躲入租界，效仿吹捧西方的生活方式，赌马之风日益猖獗。殖民者通过举办赛马，大量出售马票、门票、彩票，一边搜刮中国人民的钱财，一边又用赚来的钱扩张租界。后来，有些本土的豪绅富商，眼红“洋马场”的巨额利润，于是集资，在汉口北郊，建立了“华商跑马场”与“万国跑马场”。旧社会有两大“博彩中心”，一个在上海，另一个就在汉口。但彼时的上海，也才只有两家跑马场，而汉口却有“西商”、“华商”和“万国”三家，成了当之无愧的“赌博之都”。

赛马引入中国前，汉口一带最流行的赌博，是在茶馆里斗蛐蛐。斗蛐蛐被官府看作是“玩物丧志”，屡屡禁止，但屡禁不止。然而，赛马引入中国后，却得到了地方官府的支持，甚至还公开派军警维护秩序。斗蛐蛐和赌马，本质上都是动物赌博，没什么区别。但斗蛐蛐屡遭官府打压，而赌马却得到了大力支持，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啊，在于斗蛐蛐规模小、不易管理，你收不上税来，对官府而言，就是有百害而无一利。而赛马场规模集中，动辄上万人参与，开办赛马场的豪绅富商们，还将扣除成本后的利润，跟官府分成。大体上，是官府拿三成，豪绅拿七成。

富商豪绅们，频繁在报纸上刊登赛马信息，对赛马的场面大加宣传，很快就使得赛马，成了全民参与的赌博运动，街头巷尾都在热议赛马的结果。赌马，以体育运动之名，行剥削人民之实。旧社会的官府和豪绅勾结，巧立名目，大搞赌马，从而搜刮百姓的钱财。大量武汉市民，因沉迷赌马而倾家荡产、沦为盗贼。全面抗战爆发前夕，汉口的赛马业陷入最后的疯狂，三个跑马场每次举办赛马活动，整个汉口都会万人空巷，官府每天都有近万银元入账。

1949年武汉解放，西商跑马场，从英国人手中交回给中国人民，而华商、万国两家跑马场，则自行关闭。新中国成立后，赌马被全面叫停，人民政府决定，将旧社会剥削人民财富的赛马场，部分改成公园，在武汉解放六周年之际，正式建成开放，这就是现在的武汉解放公园。

1984年后，中国重返了阔别32年的奥运赛场，国家提出了“以竞技体育为先导”的战略，明确以夺金为目标，将有限的财力、人力、物力，投入到一些“小、精、尖”的项目上，把资源从“群众体育”向“竞技体育”倾斜。

而赛马作为“竞技体育”的一个大项目，也由此复活。改革开放初期，国家探索市场经济的总体原则，是对于一些既有效益又有风险、一时拿不准的改革，中央不明确表态，但允许地方先行探索，利多弊少便放行，出了问题就刹车。

在利益的驱使下，内地的一些赛马运动，开始尝试突破监管的边界。1987年2月，西安首次搞了有奖赛马。1991年4月，内地第一家赛马俱乐部在深圳出现，次年就举行了“猜头马”的平地赛马比赛。受到深圳的启发，广州也开始模仿香港模式，搞起了赛马博彩。1992年，广州市政府正式提出关于举办赛马的活动方案，由广州体育发展有限公司牵头，成立了“广州赛马会”，由时任广州市市长担任广州赛马会理事会名誉主席，而广州市各个重要单位的领导，几乎都是广州赛马会的理事。换句话说，当时的广州，几乎是在以全市之力推进赛马。

1993年，位于天河区的广州赛马场完工。作为内地首家具有博彩性质的有奖赛马场，广州赛马场占地33公顷，规模仅次于香港的沙田马场，场外设有103个投注站，还开通了电话购票和卫星转播系统。高峰期的一场比赛，能有两万多现场观众，一天的投注金额高达1200多万元。

深圳、广州两市的赛马场赚得盆满钵满，让其他地方的政府羡慕得不得了。同年7月，北京有样学样，也开始搞赛马比赛。而海南、天津、武汉、福建、四川等省市，也迅速出台了修建赛马场的计划。就在“赛马热”风头正盛的时候，199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紧急下发了《关于坚决制止赛马博彩等赌博性质活动的通知》，严令禁止带有博彩性质的有奖赛马活动，叫停了全国各地热火朝天的赛马项目。但在广州市政府的积极争取下，考虑到赛马场的投资和社会影响，中央还是允许了广州继续进行体育性、竞技性的赛马，但绝对不能赌博。

然而，广州赛马会董事长黄启桓还不死心，“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想方设法搞赛马博彩，先是把“投注博彩”改为“智力测验”，后来又改成“门券对实物奖”的形式，企图瞒天过海。1996年，中央调查组再次到广州考察，不过这一次，调查组没有事先通知广州赛马会。调查的结果虽然不得而知，但此后，中央、省、市多次下文，强调广州要停止博彩性赛马。1999年，中共广州市委、广州市政府下令，强制停止赛马；下半年，广州市党委、政府、人大、政协，以及军委五套班子，“三讲”决定，要彻底解决博彩性赛马的问题。

黄启桓得知消息后，依然痴心不死，想要最后一搏，于是召集了手下人，撰写了一篇题为《试谈中国的现代赛马》的文章，极力宣传赛马博彩的好处，为赛马彩票正名，还要求不惜以任何代价、任何手段，把文章发表出去。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国内10多家报刊、杂志上，其中不乏全国性的重要刊物。

文章发表后，国家再次对广州赛马会启动调查。结果调查组发现，这个极力主张搞博彩赛马的黄启桓，存在严重的经济问题，不光截留投注收入2879万元、违规搞高息集资，还在办公室里养情妇，搞不正当男女关系。在整个文章发表的过程中，还用赞助和广告费等形式，给报刊和杂志社贿赂了八十多万元，牵扯出了一大串行贿受贿、贪污腐败的利益链条。

后来，这个铁了心要搞赌马的黄启桓，因为受贿和挪用公款罪，被判了19年。国家体育总局的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政府三令五申，只允许开展体育性、竞技性赛马，绝不能搞有博彩性质的赛马”。看到中央的态度如此坚决，广州赛马场自知博彩是搞不起来了，于1999年年底，宣布停赛停业，后来被改造成了汽车城，现在还在暨南大学石牌校区的正对面。

但广州赛马场停业，并没有让相关利益集团彻底死心。2000年，中共中央纪委办公厅、监察部办公厅发布通知，关闭违法经营赌马的马场，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我给大家划个重点：

党中央、国务院曾于1992年明确要求，全国各地一律不准举办赛马博彩等具有赌博性质的活动。许多地方认真按照要求，对赛马博彩活动进行了清理和取缔，但也有个别地方，置党中央、国务院的通知于不顾，继续举办不同形式、不同规模具有赌博性质的赛马博彩活动。

也就是说，即便在中央的严厉打击之下，还有人试图顶风作案。仅在通知发出半年后，一家香港公司和一家宁波企业，包下宁波东钱湖附近570亩地，投资1.5亿元，准备开建“大红鹰赛马场”。2001年8月，又一家香港公司出巨资，在北京的通州，修建了号称亚洲最大的通顺赛马场，还在比赛里设置了投注竞猜。为了避免赌博嫌疑，赛马场将扣掉成本后的大量利润，以税款的名义跟地方政府分成。不过这次，是地方政府拿七成，赛马场只留三成。2001年，成都市举办“首届中国西部民族马术节”活动，结果被曝打着“民族文化”的名义大搞赌马、博彩活动，再次引发国家的重视。

眼看赛马博彩这股“歪风邪气”不散，2002年2月，公安部、监察部、工商总局等五部委，联合发布《关于严厉查处博彩性赛马活动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查封了多家顶风作案、搞赛马博彩的马场，坚决叫停了北京、宁波、沈阳等地的赛马项目，其中沈阳、宁波的赛马场，都是刚刚建成就被推倒，而北京的通顺赛马场藏得比较好，在高压下续了一段时间。

后来，公安部开展“打击地下非法赌博”专项活动，通顺赛马场涉嫌赌博，被叫停并立案侦查。作为对政府的抗议，投资通顺马场的商人李球，将上百匹纯种马屠杀深埋，回了澳大利亚，几个新兴的赛马场，就此全部被关停。

然而，国家的高压态势，并没有影响某些资本投资建设赛马场的热情。就在五部委联合发文的两个月后，香港商人胡越高又投资上亿，在武汉的金银湖边建起了东方马城，从此每年都举办赛马节，给入场观众发免费的竞猜券，猜中的观众会在赛后收到奖品。资本能有什么好心思呢？之所以花大价钱搞免费的“有奖竞猜”，目的还是在武汉市民中培养赌马的风气，等马彩合法化后，再把钱赚回来。

与此同时，有关“放开马彩”的呼声，更是从来没有停过。2003年，武汉市政协委员，在全国“两会”上提出“恢复商业赛马”。国家体育总局的回应十分谨慎，只是批复说，“可以搞马术赛事的准备工作”。得到批示后，湖北社科院，立刻在武汉成立了“中国竞猜型赛马彩票课题组”。该课题组后来得出了一个“重磅”学术成果，说如果赛马彩票在武汉放开，就能至少带来1000亿销售收入，400亿税收，和300万就业岗位，这个结论，后来被称作“143推断”。2004年开始，湖北政协委员连续三年，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出试发“竞猜型赛马彩票”的提案。2005年，被称为“马彩第一人”的时任武汉市民盟调研室主任秦英巍，在武汉市政协会议上，提交了《大力发展马产业，做大做长赛马产业链》的提案，呼吁“不能错失‘赛马彩票’花落武汉的良机”。甚至还有专家，喊出了个令人振聋发聩的口号：“开放马彩，中部就崛起了。” 

2007年，武汉人大代表再次在两会上建议，将体育彩票与速度赛马有机结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赛马型体育彩票。2008年金融危机后，时任武汉市副市长又建议国家发行“公益性赛马彩票”来度过金融危机。2015年两会召开之际，湖北省工商联又提交了一份《关于争取在武汉首发马彩的提案》，指出：赛马彩票的发行，对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带动作用十分明显。到了2018年，武汉市成立了“发展马产业打造赛马之都工作领导小组”，同年对外颁布《武汉马产业发展及速度赛马赛事转型升级2018—2020年行动计划》，文件中13次提到了“赛马彩票”。

为什么国家三令五申，禁止公开搞赌博赛马，却依然阻止不了某些地方政府和资本，在国家监管的红线上反复试探呢？因为背后的利益实在是太大了。举个例子，武汉的东方马城，一节体验课45分钟，就要收400多元。这个价格，就连很多所谓的“中产阶级”，都不一定负担得起，导致赛马场游客量始终不多。而赛马场每年，都有三千万到五千万的固定运营费用，光靠对马术“感兴趣”的游客，很难赚到钱。投资东方马城的香港商人胡越高，就因此抱怨过，因为赛马场的收益太少，他不得不靠房地产来补贴赛马。

如果不开放赛马博彩，那赛马场基本就是个不断烧钱的无底洞。而一旦赛马彩票放开，赛马场就是源源不断的摇钱树。就拿开放了赌马的香港来举例，700万人口，300万人赌马，跑马场每年创造2000亿港元的销售收入，和200多亿税收。而对于有14亿人口的内地而言，这又会是多大的蛋糕呢？广州赛马会的黄启桓被判刑后，内地的资本因为担心政治风险，基本不再涉足赛马业。但一些港澳及海外资本，凭借特殊身份，即使出了事，承担的责任也比较小，所以敢继续铤而走险，投资赛马场并尝试博彩生意，试探国家政策的底线。

2020年8月，武汉市教育局、体育局和市广播电台，又发了“小小骑士进校园”文件，要求搞小学马术课公开试点，在小学中开设马术礼仪、马匹护理等课程。作为一个竞技体育的热门项目，马术进校园做宣传，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教育资源比较丰富的北京、上海，以及马匹资源丰富的内蒙古，都分别在17年和18年，搞过校园马术的试点。但仔细阅读上面份文件，还是不难发现，武汉似乎走得更远一点。

无论北京、上海还是内蒙古的校园马术试点，总体还是短期公益性质，没有涉及其他方面。而武汉的“小小骑士进校园”，不仅要长期全市推广，还要在三年内，覆盖武汉的全部小学，相关经费全部由市财政支出。试点学校还可申报马术特色学校，申请经费补贴。

而试点目标的第三条还写道：“加强马术课程的研究和管理，力争在教材编写与使用，教学形式与方法，师资使用与培养、教学评价与考核等方面有所突破。”这一点，更耐人寻味。

去年，央行前行长周小川，在一个论坛上的讲话，我觉得大家可以听听，他说“中国国内是禁止公开搞赌博，有一些省市，过去曾经老想搞赛马场，中央始终都不同意，所以境内还没有正式的赌博，后来也采取一些措施，要特别控制境内人员参加周边的赌博，因为这些东西，都对实体经济可能不会产生特别大的帮助。另外一点，我觉得这也看对人的教育培养和方向的引导，我们常说你不要搞赌博，也不要去吸毒，不要老想着一夜暴富，从事过度的投机活动，也不要超出自己的收入能力，借太多的钱。” 

节目最后我想说，我之所以反对赛马彩票，是因为新中国不是旧上海、也不是旧汉口。即使现在的经济面临一些下行压力，我也依然相信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可以共克时艰，实现伟大复兴，我们不需要搞博彩，来开发新的税源。赛马并不能凭空创造财富，它只能“巧立名目”，将财富从一部分人手中，转移到另一部分人手中，只是一种变相的“劫贫济富”。赛马彩票的口子一旦放开，很容易就通过强大的网络社交媒体，辐射全国人民，进而影响力超过一省一市的范围，形成一个更大的利益集团。而一旦习惯了搞博彩、赚快钱后，还有多少人，会一门心思发展实体经济呢？我们的复兴没有捷径可走，只有不断升级产业，踏踏实实研发科学技术，创造出有价值的社会财富，才能真正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突破西方国家的技术封锁、实现共同富裕。搞经济的脱实向虚，绝对不应该是我们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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