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头往事竟成尘——历史巨轮中的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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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以做官而安身，以洋务而保国，以外交而立于世界

19世纪中后期的晚清政府仿佛是大海中的一叶扁舟，随时面临翻覆的危险。在风雨飘摇之际，清廷命令地方豪绅大办团练，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汉族地主势力逐渐坐大。在镇压捻军的过程中，淮系逐渐超越湘系成为晚清最重要的力量，作为淮系领袖的李鸿章，亦成为晚清政坛的一颗闪耀明星。

李鸿章

做官：两字功名添热血

曾国藩言：“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俞樾）拼命著书”。在1862~1901年长达四十年的宦海生涯中，李鸿章历任江苏巡抚、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两广总督等官职，可以说，他的一生始终与“做官”牢牢地捆绑在一起。

咸丰十一年（1861），李鸿章接恩师曾国藩之命，回乡招募淮勇。次年二月李鸿章率领刚刚练成的淮军抵达上海，旋即授江苏巡抚之职，由此开启了他的“宏伟事业”。初至上海，面对“苏省吏治凋敝”的现状，要想立稳根基做出点政绩，李鸿章认为必须要形成以自己为核心的“领导班子”。

在上任不久后，首先奏保与自己政见相同又是儿女亲家的郭嵩焘为江苏司道实缺，复“奏调”冯桂芬、王凯泰、王大经等七人。对郭、冯等人的举荐与奏调，不仅稳固了李鸿章的官运，而且也成为其为官做事的重要臂膀。郭、冯等人均为近代史中的重要人物，他们的被挖掘也显示出李鸿章独到的“识人”之才。

 冯桂芬 杨鹏秋绘

然而，在朋党长期浸淫下，淮湘系斗争越来越激烈，以至于出现“宁用淮奴，不用湘才”的用人腐败现象，即便有识人之才的李鸿章亦不能幸免。如被李鸿章称为“骁勇坚强，饶有智略”“其才可当一面”的叶志超，不过是一个倚傍出身、溜须拍马上位的小人。

以小才委大任的结果便是平壤一役全军溃败，叶志超率残部在7天时间内，狂奔250公里，放弃朝鲜北部义州等战略要地，全部退过鸭绿江，日军随之占领朝鲜全境，并将战火烧到中国境内。官场腐败累及战事，着实可恨！

甲午战争中国惨败，《马关条约》签订后，国人莫不谈李色变，杀之以图后快。这一系列的变故将官运亨通了二十多年的李鸿章拉下了“神坛”，“其一生事业，扫地无余”。然而寄居京城贤良寺的李鸿章并未因此消沉。仍然强烈的权力欲望驱使他韬光养晦，闭门不出，以待东山再起。

《马关条约》的签订地点——春帆楼（重建）

正当李鸿章韬光养晦之际，维新运动奋然而兴。作为洋务首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李鸿章的变革主张与维新派的变法要求，除了在“民权”“议院”问题上有分歧外，基本一致，因此在民族危机深重的情况下，李鸿章对待维新派是持一定同情态度的。

然而长期浮沉宦海的经验，让李鸿章意识到维新风潮是由帝党和维新派鼓动起来的，他敏锐地感到“变法自强”虽系素志，但吉凶难卜，帝后不睦，新旧水火，一旦表态极易卷入帝后、新旧之争中，危及仕途，这对处于蛰伏期的李鸿章来说是不能容忍的。

因此，即便在情感上同情维新派，但他从未公开表示过支持。梁启超在《清末学术概论》中说:“甲午丧师，举国震动，年少气盛之士疾首扼腕言维新变法，而疆吏若李鸿章、张之洞亦稍稍和之。”“稍稍和之”四字说得含蓄而委婉，但也一针见血地阐释了李鸿章的态度。作为封建传统培养出来的稳健官员，李鸿章“既要维新，但首先是自保”，因此对待维新派只能选择“稍稍和之”。

光绪被囚后，慈禧原本打算进一步擅权。然慈禧素与洋人交恶，迫于时局与洋人的压力，不得不依靠在列强中素有声望的李鸿章出面打听洋人态度。此时，李鸿章认为自己东山再起、重获大权的机会终于来临。他提出废立之事当属内政，不好直接去问外国意见，倘若将他外放做总督，各国使节祝贺之时再迂回探听，巧妙而不失国体。慈禧以为然，旋即任命他为两广总督。

光绪帝肖像 

外放总督，不仅是出于自己重掌实权的考虑，也存有避开宫廷政治斗争明哲保身的打算。1900年1月7日，李鸿章春风得意、精神抖擞地离京南下，于1月16日到达广州，只隔了一天就接印视事。从甲午战后人人指摘，仕途几近断送到以八十高龄重任封疆大吏，李鸿章的蛰伏之术、做官之道、权力之欲不可谓不深。莫不怪他自己也说：“天下最容易的事，便是做官。”

洋务：悔煞驹光三十春

梁启超说：“李鸿章所以为一世俗儒所唾骂者以洋务，其所以为一世敝夫所趋重者亦以洋务，吾所以重李责李而为惜李者亦以洋务。”“洋务”二字与其相随半生，谈李鸿章不得不谈“洋务”。

18、19世纪以来，康乾盛世的余晖逐渐暗淡，老大帝国颓势毕现，中国面临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和在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为此，李鸿章在一众大臣中站出来大声疾呼“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欲建奇业必先自强，欲自强必须讲求洋务。

英国在印度的鸦片储存库

李鸿章对于洋务的认识是逐步深化的。最初，他只是认为办洋务“须以广购机器为第一义，精求洋匠为第二义。”这种认识是和他的生活阅历分不开的。1862年李鸿章率领刚刚训练成的淮军奔赴上海，在这个“华洋杂处”之地，李鸿章直观地感受到洋人的船坚利炮，不禁发出“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的感叹，遂将“自强”寄托在引进、仿造外洋船炮、创办军事工业上。

出于“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的考虑，李鸿章于1865年创办江南制造总局，自此以后李鸿章操办洋务一发而不可收拾。

江南制造总局

经过十多年的实践，李鸿章进一步认识到军事工业需要完整的近代工交体系，需要雄厚的经济基础，因此必须发展工商业以求富。这种将“自强”与“求富”进一步结合的思想，致使他在19世纪70年代后将主要精力转向民用企业方面。1872年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时，即较为成熟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夫欲自强，必先裕响，欲浚饱源，莫如振兴商务。商船能往外洋，稗外洋损一分之利，即中国益一分之利”。经过和外国轮船公司长期“跌价相争”，轮船招商局终于站稳了脚跟，打破了外轮独占中国航运的局面也为中国的近代航运事业开了先河。

而在兴办洋务的过程中，海军筹建更是倾注了李鸿章极大的心血。1875年，李鸿章从英国订购了8艘“蚊子船”。1879年，又另外订购了“超勇”“扬威”两艘巡洋舰。后来他又通过出使德国的李凤苞在德国订购了“镇远”“定远”两艘铁甲舰、一艘名为“济远”的巡洋舰以及一些鱼雷艇，1885年，三舰抵华。1888年，英国制造的“致远”“靖远”和德国制造的“经远”“来远”4舰抵达天津大沽。北洋舰队正式成军，大小舰艇总计近50艘，其实力一时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四。

 镇远舰

然而，兴办洋务阻力之大，有时让李鸿章也头痛不已。李鸿章曾有预见性地提出在中国修建铁路，认为“铁路一事，利国利民，可大可久。”然而清廷内部对于修建铁路疑虑较深，群臣掣肘之下，无人敢主持。但他不甘心就此放弃，为实现其修建铁路的计划，1880年他开始试探性地动工修建开平煤矿唐山至胥各庄铁路，1881年这条铁路建成后，他才奏报清廷，并将铁路说成是“马路”。

从1880年开始修唐胥铁路到1888年延长到天津，几年间李鸿章一直紧锣密鼓，不放过任何机会，硬是一点点将原先只有10公里的铁路扩大到130公里左右，其中辛苦，唯其自知。

正是这三十年洋务的努力，使得清廷在大厦将倾之际复有一丝振兴之光，即所谓“同治中兴”。作为中兴名臣的李鸿章也因其超越同时代人的思想与实践而为“一世敝夫所趋重”。然而这种中兴假象却在九十年代中期戛然而止，1895年作为洋务最大“业绩”的北洋水师于甲午战争中全军覆没，为洋务奋斗半生的李鸿章晚年绝望地感叹道：“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究其原因，在兴办洋务中“官督商办”模式难辞其咎。

盛宣怀

洋务运动中军事工业均由官办，在清廷官僚所主持下的军事工业，管理制度极端混乱，一个工厂就好比是一个衙门，由于大量官僚们贪污中饱，使得军事工业糜费太重，效率低下，鉴于军事工业实践中的经验与教训，在兴办以求富为主要导向的民用企业中，李鸿章提出“官督商办”的折中做法，这一做法虽然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兴办企业的阻力，但官督商办却严重掣肘了企业的发展。

曾经辉煌一时的轮船招商局在1885年以后基本陷入停滞状态，最主要的原因是在企业经营中“官”的色彩越来越重。

再加上，作为洋务运动的主要发起者和实际指导者的李鸿章本人在鞠躬尽瘁之余也并不是一个两袖清风的人物。从国家利益上看，李鸿章大力推举洋务，是为挽清之大厦，从个人利益来说，李鸿章大办洋务亦不乏有充实私产的考虑。在兴办洋务过程中，北洋水师成为其稳固权力的基石，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等实际上也几乎都姓“李”，初入仕时李家仅是中产之家，李府最盛时，有田100多万亩，“宰相合肥天下瘦”！如此作态，洋务焉能不败，中兴岂能长兴？

外交：一生功过在和戎

李鸿章以“知洋务”自诩，并因其出色的外交能力而享誉国外，然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均签自其手，在“外须和戎”外交思想的指导下，直接导演了晚清末年的屈辱外交，受万人指摘，真可谓“一生功过在和戎”。

《辛丑条约》的签约场景

1870年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始涉外交，而中日外交又是李鸿章外交活动的重点。

1868年的“明治维新”，使日本迅速走上了向外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1869年日本向朝鲜发难不成，决定先向中国遣使，妄图仿照西方列强同中国订立对日本有利的条约。1870年10月，日本派遣使臣柳原前光等人来华要求订约，两国都曾被列强侵略的相似国情引起李鸿章情感上的共鸣，鉴于日本的迅速发展，他逐渐产生“联日”的想法。

1871年7月9日，李鸿章被清政府委任为全权大臣，与来华的日本大藏卿伊达宗城、外务大臣柳原前光等交涉订立通商条约事务。然而对日本企图援引清王朝给予西方列强以最惠国待遇的先例，分享西方列强在华取得的侵略权益的要求断然拒绝，经过中日协商，最终双方于1871年9月13日签订《中日修好条约》。

从李鸿章强硬的态度中我们可以发现，尽管李鸿章对日本的迅速发展心存佩服，但是传统的轻日心态依然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他认为日本之所以强大不过只是近来拾人牙慧，学了一些西洋之器，但仍从历史的角度视日本为小国，对其不屑一顾。

因此，当日本侵华已近在眼前时，李鸿章却丝毫没有察觉，仍然幻想着联合日本抵抗欧美。这种错误的国际战略构想和外交方针的结果，必然对日本接踵而至的侵略活动措手不及。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惨败之下清政府派出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赴日商定和约，名为商谈，实为乞降。

日本人绘制的甲午中日战争中的对战图（黄海海战）

外交以国力为后盾。3月14日李鸿章一行人到达日本，春帆楼下面对日本全权大臣伊藤博文与陆奥宗光提出的极为苛刻的停战条件，李鸿章只能不断无力感叹道：“过苛！过苛！”直到3月24日，事情才稍稍有了一丝转机，而这一丝转机则是建立在李鸿章的生死之上。

这一天，李鸿章在谈判结束回寓所途中被一名叫做小山丰太郎的日本人开枪打中左颊骨，子弹深嵌骨缝，国际舆论哗然。为此日本在谈判之事上也稍稍让步，放弃了前行谈判中坚持的让李鸿章大呼过苛的停战条件，同意先行签署停战协定。弱国外交之艰难让人唏嘘，可气亦可怜。

《马关条约》签订后，清廷内部仇日情绪高涨，鉴于俄国在“三国干涉换辽”中的作为，让李鸿章又一次想到了“联俄制日”。1896年李鸿章以贺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为由赶赴俄国“密结外援”，随后即签订了《中俄密约》。《中俄密约》的签订，使沙俄侵略势力在中国东北地区得以更有“保障性”地深入和扩大。对这一开门揖盗之举，李鸿章却无所察觉，天真地以为这一纸密约，可以给国家争得20年的太平。无怪乎他的好友黄遵宪讥其为“老来失计亲豺虎”，《中俄密约》成为其外交生涯中不能洗去的污点。

黄遵宪（前排正中）与他的族人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爆发后，两广总督李鸿章被任命为全权大臣北上议和，1901年9月7日李鸿章完成了他外交生涯中最后一件大事——签订《辛丑条约》，两个月后这个曾经被倚为中兴名臣、洋务之首、外交第一人的李鸿章在举国唾骂声中悄然而逝，晚清国祚此时也几殆尽。

欲以做官而安身，以洋务而保国，以外交而立于世界的李鸿章在历史巨轮的转动中，成为与晚清共命运的标志人物，徒留一声“舟大水小”的叹息！

参考资料：

1、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版《近代资料史丛刊》

2、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3、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四册，《康南海自编年谱》，2000年

4、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5、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6、梁启超：《饮冰室全集·专集之三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7、雷颐：《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

8、梁启超：《李鸿章传》，天津：天津文艺出版社，2016年

9、雷颐：《从"联为外援"到"永久大患"——李鸿章对日观演变浅论》，《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