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鲁迅还是胡适？

十一世纪以来，对现代中国知识思想史的反思已有长足进步。许多既定的观念、虚构的偶像正在摇晃，根基已经不太稳固。这种反思可以从对鲁迅、胡适的评论争论中窥见一斑。鲁迅、胡适当然是现代中国知识界重量级人物，两人和林语堂都很有渊源。对鲁迅和胡适的反思  正可以引入我们重审林语堂在现代中国乃至世界知识思想史中的地位与意义。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比较文学博士，英国纽卡斯尔大学教授钱锁桥先生新著《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是一部叙述林语堂跨文化之旅的智性传记，以现代中国知识 思想史，尤其是中美知识交往史为背景。林语堂的跨文化心路历程不仅 是现代中国文化体验的一面镜子，而且和当下中国整个现代旅程息息 相关。

这部林语堂智性传记旨在为现代中国知识思想史正本清源添一 块砖，或许亦有助于中国和世界重启“新的文明”之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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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后殖民主义批评的挑战，辩护者可以置之不理，因为他们只需强调鲁迅的中国本位立场及其力图改变中国的崇高意愿。可是，有关鲁迅的政治道德和知识立场问题，辩论也很激烈。我们今天是要胡适还  是要鲁迅，这一问题不仅关乎鲁迅及其辩护者的个人尊严问题，对我们  今天的知识思想生活亦至关重要。在政治道德领域，鲁迅辩护者似乎能轻易找到历史资源与理据。

鲁迅受到尊敬，正是因其所谓“硬骨头”精神 ：从来不向社会上各种黑势力让步，也从来不向任何政治权威低头。他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转向与中国共产党合作，这也很容易解释 ：首先，中共和左联当时代表进步势力，受到国民政府迫害 ；其次，鲁迅后来和共产党合作中闹出矛盾，亦公开批判，无所畏惧，更显示其铮铮骨 气、独立人格。相比之下，胡适要与政府做“诤友”的态度就差远了， 显得既不高尚，也缺乏吸引人处。

当然也有很多人更喜欢胡适的自由主义立场。有学者认为胡适和鲁迅的根本区别源自两人不同的教育背景 ：“鲁迅是明治维新后建立了极不成熟的‘民主制度’的日本留学生，他在那里接受的现代化思想 天然是有残缺的，后来又接受了半西方半东方的俄国的社会革命思想。 而胡适则是在被马克思称做‘天生的现代国家’的美国的留学生，又 一贯关心政治和法律，因此他天然地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这段话可能略显武断，很容易遭到对手反驳，但却提到现代中国一个重要现象。 现代中国知识思想史也可看作留学生史。1905  年废科举，中国青年要在社会上立足，必须远涉重洋以获取教育资历，留学地主要有日本和欧 美。1916  年新文化运动兴起，即标志新一代留洋学生走上舞台。新文化运动一举把中国文化推入现代性，其成功主要靠留日和留欧美两派学人合谋促成。

当然，说留欧美派学人一定比留日派倾向自由主义，这不免偏颇。 比如在北大，当时的派系状况是留英美派对留日留法派。就历史上看， 以鲁迅为代表的留日派学人确实比较热衷激烈的革命途径，而留英美 派比较倾向自由主义的改良进程。最近国内学人重新看重胡适，正是企  图找回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传统。

然而，重审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传统也就是要重审中国现代史本身，无论在文化上还是政治上。回顾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传统，面临一个棘手  问题 ：许多留英美派学人，包括胡适及其朋友圈内人士，民国时期曾仕于南京国民政府甚至北洋政府。如此，在国内许多学人（包括大多数胡  适传记作者）眼中，留英美自由派学人先输了两着。假如现代中国历史  被看成一部从北洋政府到南京国民政府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线性 进步历程，在敌对政府任职当然就成为污点，甚至是“反动”经历。改 革开放以来，这种重塑性历史叙述越来越缺乏公信力。但在更深层面， 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被认为必须远离权力、向权力说不、为被压迫的人民发声。

正是基于此，鲁迅崇拜者坚持守护鲁迅的“民族魂”，捍卫其“硬骨头”精神。鲁迅死后被权力利用，那和鲁迅本人无关。这样， 胡适（及其自由派友人）和政府的合作怎么说都无法摆脱个人机会主义 色彩，而且按此逻辑，胡适战时出任驻美大使也不是什么可誉之事。

思索中国现代性不能基于重塑性历史叙述。相反，问题的提出必须基于现代中国历史经验本身。“鲁迅的困惑”，即鲁迅自己的反专制话语与实践和其死后被专制利用之间的可容性、共谋性，这正是思索中 国现代性挥之不去、耐人寻味的问题。它不仅是知识姿态问题，也是思 维方式问题。梳理该问题必须首先认识到没有哪个高尚而纯洁的知识分子站在权力关系之外对权力说不这回事。这倒不是要遵循尼采式道 德系谱学，而是现代中国（乃至二十世纪人类）的历史经验沉甸甸凸  显自身，要求我们反思。

相对于鲁迅的“硬骨头”斗争精神，胡适最主要的遗产便是“容忍”二字，其生前谆谆教诲并身体力行。“然而，20    世纪中国最匮乏的精神资源之一，就是容忍。20    世纪是一个奉行‘斗争哲学’的世纪，宽容则是这种哲学的反面，它由于被误认为是软弱、  妥协和不彻底，因此，奉持这种价值的胡适自然也就成为那个时代的反面。” 

胡适曾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劝诫不要轻易动“正义的火气”： “‘正义的火气’就是自己认定我自己的主张是绝对的是，而一切与我不同的见解都是错的。一切专断，武断，不容忍，摧残异己，往往都是从‘正义的火气’出发的。” 我们履行“斗争哲学”已有一个世纪，如果继续坚守“正义的火气”的正当性，着实让人费解胡适和鲁迅都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也是中国现代性的两个 标杆。自从十九世纪中西方殖民主义觊觎中国沿海以来，中国文化不得 不大幅调整，求生求变。十九世纪后半期，中国士人兴起所谓“自强运动”，试图引进西方科技搞洋务，同时维系儒家政教体系。这便是遵循所谓“中体西用”原则的民族主义救国方案。

然而，1895  年中日甲午战争惨败，这种努力也随之破产，取而代之的是民族革命。1912 年，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宣告成立。但中国文化本质上是一种普世性文明，不是一个民族主义文化，并不以民族国家为界限。也就是说，“西学”要算“学”，不可能只因其为 “西”便不能成为“本”。按中国文化本身的逻辑，中西间学问必定会互 相渗透比个高低。可是对于这种挑战，晚清儒士在知识和情感上基本上  都不够格。到了二十世纪初，新一代留洋受过西式教育的学人开始走上  前台。他们一些人开始创办《新青年》杂志，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  议》，号召使用白话文，点燃了文学革命的火种，当时胡适还是哥伦比  亚大学博士研究生。为了响应胡适的号召，鲁迅后来发表了第一篇白话  文小说《狂人日记》，从此奠定其新文学领袖的地位。

新文化运动起初是一场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以确立现代中国 的标准语文。当然其意义远非仅此，它实际上是场文化革命。尼采式“重估一切价值”蔚然成风。那是个打破偶像崇拜反传统的时代。胡适、 鲁迅领军新一代受过西式教育的青年对中国传统文化发起猛烈攻击。 胡适和鲁迅同属反传统阵营，也都把“批评”看作现代知识分子的标志。从现代知识思想史角度看，胡适的功绩在于其为整个现代中国知识域开创了新的“典范”。

此典范主要有两个层面 ：对传统儒家政治文化体系的批判，使其解构溃散，再也无法为“本”，同时允诺通过尽可能 “西化”来创建一个“新的文明”。胡适和鲁迅对此心有灵犀，不过侧重  点明显不同。在现代中国知识思想史上，恐怕没有人像鲁迅那样对传统中国文化有如此尖锐与透彻的批判，而胡适为建立“新的文明”几乎在所有知识领域都有开创性贡献。面对西方现代文化的挑战，新一代中国学人勇于自我批评、拥抱他者，这种开放胸怀在人类历史上也不多见。就凭这一点，胡适和鲁迅都是中国现代性的典范人物，甚至是全球现代性的典范人物。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现代性经验要比西方早一个世纪，亦更为丰富，因为西方还有待于真正接受他者文化，进行跨文化实践。

中国现代性经验已有一个多世纪，当今世界格局早已今非昔比， 正如对胡适、鲁迅两位知识领袖的讨论重审一样，胡适、鲁迅所崇尚的“新的文明”新文化典范也都需要重审与调适。如果说我们要从多灾多难的二十世纪中国吸取点什么教训，起码我们得重视知识分子批评的功能与效果，警惕价值虚无的文化批评。启蒙批评在当今中国当然有其价值，甚至有紧迫性，但同时也有必要警惕以启蒙或正义之名批评的陷阱。这倒不是源自后结构主义式系谱学启示，而是中国现代经验所要求。改革开放前鲁迅能受到如此辉煌的借用，多少和鲁迅式的文化批评特性有关。反传统立场有其历史必要性，非如此恐怕无法把中国推进现代文明。但鲁迅的文化批评，借助尼采式的“权力意志”，对中国文 化一味采取解剖式的嘲弄与解构，除此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建设性导向。  

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是要用来敲开中国传统文化这栋窒息的“铁屋”的，现代青年备受鼓舞，挣脱传统枷锁，探寻“新的文明”。可是，当人们看到这种批评也可以轻易被用来为“文革”的疯狂添砖加瓦，当然值得深思。问题不在于鲁迅式批评和殖民传教士话语的共谋性。鲁迅当然清楚传教士的意图（有论者认为，假如鲁迅的批评话语带点宗教性，那倒又可刮目相看）。相比而言，胡适就很难被意识形态所借用，因为胡适的文化批评有破有立，确实有很强的建设性导向。鲁迅的批评者会纳闷：鲁迅怎么能算是个伟大的“思想家”？他除了相信进化论、坚信中国传统文化之“吃人”性，加上后期若即若离受了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影响，真说不上有什么自己的系统“思想”。

其实，胡适也一样，也说不上有什么自己的思想系统。他和鲁迅的 信仰类似，只有一点重要区别 ：他对美国生活的方方面面毫不掩饰的赞赏，这出自其美国留学期间的切身体验。但这正是胡适长处所在 ：他是位典范转换者，不是系统思想家。胡适就像后世的伏尔泰。伏尔泰借用儒家文化开启启蒙运动，使西方走上世俗现代性之路。胡适坚信其美国 所见所闻之进步性，要儒家文化让位于现代知识，使中国走上创建“新 的文明”之程。

胡适的著述涉及现代知识方方面面，而且是用看似极为 简明通顺的语言，很难具体说明他的“思想”是什么。最根本上说，胡 适是五四“德先生”和“赛先生”最佳的阐释者和实践者。鉴于胡适对西方现代文化娴熟通透，他把“科学的方法”引入中国，不仅要其 适用中国学问，而且要在中国人生活各个方面都用“科学的方法”。胡适一辈子都孜孜不倦提倡中国要“西化”，总是担心儒家保守势力太顽固，时时妨碍中国的现代化。

然而，中国现代性经验一个多世纪以后，这两个坐标都需要被重 新反思。包罗万象的“科学的方法”很接近科学主义，既傲慢又危险， 人类生命的意义好像只剩下实验与证明。在科学主义的凝视下，中国文  化传统只剩下历史价值，作为博物馆物件被考察、区分甚或欣赏。胡适提倡的“全盘西化”（后来修改为“充分西化”）在现代中国一直受到各种怀疑与抵制。假如按后殖民式批评家的说法，鲁迅对西方传教士话语的霸权性质“视而不见”，胡适从来就不承认有殖民主义这回事。他一直认为所谓西方帝国主义话语只是反映中国自己缺乏自信，拒绝从 内部改变自己，因而有碍普世式跨文化相互学习以创建“新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