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知识】浩瀚苍穹的竞逐：新时代太空安全博弈（下）

首发自：《世界知识》

“军事化”和“武器化”——太空安全核心挑战

美国是“太空军事化”始作俑者

当今时代，“太空军事化”与“太空武器化”是事关太空安全的头等话题。

“太空军事化”是指通过运用太空资源增强传统军事力量的效率，或是为了军事目的使用太空资源，这些军事目的包括通信、电子侦察、空中照相侦察、气象监控、早期预警、导航等。依此推论，只要太空运用于军事领域或军事力量进入太空，就可称之为“太空军事化”。

太空的军事化很早就已开始，因为太空事业从起初就带有军事竞争的意味。“太空军事化”的历史起源可以追溯到世界上第一颗洲际弹道导弹发射成功。1957年8月21日，苏联从位于哈萨克斯坦的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成功试射“P-7”洲际弹道导弹，导弹飞行了6000千米，从这一刻开始人类正式拥有了外空打击手段或通过外空来进行武力投送的能力。此后，苏联、美国先后成功发射卫星（多与军事用途有关），由此“太空军事化”大幕逐渐拉开。

“太空军事化”已是不争的事实。根据专业网站统计，从1961年7月12日到2013年12月6日，全球一共发射了422颗专门用途的军事卫星。军用卫星大约占所有航天器的8%左右，但在这段时间里在太空游弋的全部5000多个航天器中，70%与军事用途有关。

众所周知，美国是目前在“太空军事化”方面步子迈得最大也最快的国家。不仅拥有数量最多的太空资源，而且长久以来通过对于太空的军事利用在各种冲突中占尽优势。第一次海湾战争被称为首次“太空战”，当时美国为首的联军充分利用各类卫星，完全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在短时间内以摧枯拉朽之势打败了萨达姆的伊拉克军队。在此后的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第二次伊拉克战争等军事行动中，卫星都大显身手。

但是，美国对此并不满足，企图长久独霸太空。特朗普任内，在航天领域推动了一系列改革。2019年12月20日，特朗普签署《2020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人类历史上第一支“天军”诞生。太空军成立后，美国相关动作一环扣一环。在2020年11月，美国太空军成立了“第九太空三角洲部队”，专门负责在太空实施监控，甚至必要时发动太空攻击。12月，美国副总统彭斯在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举行的一次航天会议上表示，美军位于佛州的两处基地将更名为“航天基地”，成为美太空军首批基地。当月，白宫在美太空军成立一周年之际将其正式命名为“守护者”。拜登上台后，美太空军建设继续向前发展，据其负责人雷蒙德上将称，在实现成为世界首支“完全数字化部队”愿景方面取得了进展，该计划分为创建数字总部、建立数字熟练度、实现数字工程三个部分。这些表明，美太空军正向具备实战能力急速靠拢。

中国的“祝融”号火星车在火星表面工作。

“太空军事化”趋势已不可逆

在美国的“示范”下，其他国家纷起效尤。法国于2019年7月宣布批准在法国空军内部成立太空司令部，同年制定了“国防太空战略”，并决定在《军事计划法》生效期间（2019～2025年）投入近50亿欧元，其中36亿用于改善提供光学监视及保障通信的军事卫星能力。2020年秋，法国空军改名为“法国航空与太空军”。同年，日本自卫队成立了首支宇宙作战队，主要任务是监视陨石、人造卫星、太空垃圾等，今后或会增加任务范围。英国今年4月初也建立了太空军司令部，并从陆海空三军和民间招募人员。德国也认为太空对国家繁荣、人口发展和军队建设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性，其国防部今年7月宣布成立太空司令部，主要任务是保护为军队提供关键通信服务和侦察数据的卫星免受外部干扰，并在战时破坏敌方卫星。该司令部还将应对卫星数量增长速度过快、太空碎片过多等威胁。澳大利亚等国军方也在筹建太空司令部。

美国还在推进太空结盟。在美看来，在太空层面推进军事化甚至部署太空轨道武器，需要耗费大量资金、人力和物力，如采用“众筹”模式，将更多盟友强行拉入太空博弈战场，不仅能实现资源和技术优势的最大化，还可分散舆论压力。目前，美正在“五眼联盟”基础上拓展与盟友的太空军事合作，主要包括“施里弗”“全球哨兵”“太空旗帜”等太空军事演习，以及以北约、美印日澳四国合作等为主要平台的天基情报监视侦察信息共享与合作，等等。今年6月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希望就“袭击北约成员国卫星行为将被视为攻击北约”达成共识，以便将集体防御原则的适用范围扩至太空。美国还积极开展太空外交，利用商业卫星出口和遥感卫星数据服务，寻求与发展中国家建立更紧密的利益关系，换取他们对美方发起的相关国际规则议案的支持，以推行“美制”太空规则。

除国家行为体外，各种民间行为体也开始参与“太空军事化”进程。SpaceX的“星链”计划虽是商业卫星星座计划，但其军事应用潜力巨大。有分析认为，“星链”计划可以大幅增强美军的宽带通信能力，助其实现全天候无缝监视侦察，甚至可以提供天基目标探测和打击能力。美军方也曾表示，太空系统司令部将会改变太空部队与商业航天工业的合作方式，希望能利用它们建立“更具弹性”的空间能力。空间系统司令部已经设立了采购商业卫星通信的办公室，现正扩大其职能，更广泛地关注商业服务。

事实已经证明，拥有先进太空技术的一方，在军事行动方面会具备相当的优势，未来“太空军事化”趋势将难以逆转。

2021年3月4日，中国国家航天局发布由“天问一号”探测器拍摄的高清火星影像图。

难以界定的“太空武器化”

如果说“太空军事化”概念已不存在争议，那么与之相比，究竟什么是“太空武器化”现在仍是一个让国际社会争论不休的问题。“太空武器化”与“太空军事化”相伴而生，然而目前所有关于太空的国际法律机制都没有明确界定何谓太空武器，也很难达成共识。1985年中国代表在国际裁军会议上提出反对太空军备竞赛时，曾对太空武器做出界定，系指“建立在太空（包括月球和其他星体上）的所有装置与设施，设计用来攻击、破坏空中、陆地、海洋上的物体”。

1998年联合国裁军研究所（UNIDIR）试图把太空武器界定为“放置在外层空间（包括月球和其他星体）上的或者地球环境上的装置，用来摧毁、破坏或干扰其他物体的正常功能”，任何其他装置如具有被用于上述所界定功效的能力，也被视为太空武器。加拿大政府则认为，“任何装置或一个系统的组成部分，通过质量或能量用来对其他任何物体施加物理伤害”，均应被视为太空武器。

2008年中国、俄罗斯联合提出《防止在外空放置武器和防止处理或使用武器反对太空物体》草案（PPWT）。2014年6月两国再次联手向裁军谈判会议提交更新的PPWT。在有关草案中，中俄把太空武器（更准确讲是“在太空的武器”）界定为“位于外空、基于任何物理原理，经专门制造或改造，用来消灭、损害或干扰在外空、地球上或大气层物体的正常功能，以及用来消灭人口和对人类至关重要的生物圈组成部分或对其造成损害的任何装置”。

以上这些界定或从技术、或从功能（意图）方面做出，但没有任何一种能为国际社会成员普遍接受。美政府认为中俄提出的太空武器界定明显是针对美国弹道导弹防御系统设计的，指责这一界定放手让中俄发展地基、空基、海基反卫星武器。正是因为对太空武器的界定无法形成共识，因此很难对太空武器的发展做出限制。

笔者认为，“太空武器化”应被定义为在太空部署武器的常态化，太空武器则是指长期部署于太空，用于攻击太空、地面、海上、空中目标的武器系统。成为太空武器的前提必须是“长期部署于太空”，而不是在发挥作用时短暂经过太空或在太空停留。部署于大气层以内用于攻击太空目标的武器系统不能被划入太空武器范畴。若非如此界定，平时部署于地面，用于打击地面目标，但发射时主要轨迹经过太空的弹道导弹就可以称为太空武器。而部署于岸上用于攻击海面目标的岸舰导弹，以及部署于地面用于打击空中目标的地空导弹等，就可以被形容为海上武器或空中武器。

“太空武器化”的巨大危害

一旦“太空武器化”成为现实，对全世界都会产生巨大影响。

首先，“太空武器化”会削弱太空军力处于弱势一方的核威慑力。一旦战端开启，太空军力弱势方的核力量在发射前就会受到强势方太空武器的威胁，而发射后，在强势方太空系统的有力情报支援下，其反导拦截系统的效率将大为提高，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太空力量会直接参与反导拦截作战。要看到，一些拥核国奉行的是最低限度的核威慑战略，所拥有的核武器本来就不多，再加上“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这一原则，就意味着其只能承担敌方的第一波核打击，并被摧毁一部分核武器，如再被太空力量强势介入、此消彼长，核威慑力将受到极大削弱。

其次，“太空武器化”会对全球太空产业构成威胁。“太空武器化”的表现之一，是反卫星技术和能力的发展，进而对在轨运行的航天器构成直接威胁。在他方强大的反卫星能力面前，各国太空产业会成为其手中的“人质”，未来会否发生以太空资源为目标的“太空恐怖主义袭击”也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第三，“太空武器化”直接威胁弱势方国土安全。天基常规对地打击武器对地实施打击，准备时间短，反应速度快，适应未来信息化条件下一体化联合作战对作战单元进行快速作战的需求。另外，天基常规对地打击武器对地实施打击，隐蔽性好，突防能力强。同时，此类武器对地打击作战范围广，能满足全球作战需要。因此，“太空武器化”会直接影响太空弱势方的国土安全利益。

由于“太空武器化”会导致未来战争规则的改变，如果不加有效管控，就很可能破坏全球战略稳定，并引发太空军备竞赛。届时，有能力的国家——无论是出于称霸世界目标还是维护自身安全目的，都会主动或被动地卷进去，从而导致全球紧张态势升级。

2021年6月17日清晨，“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在甘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广场举行，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中美太空博弈——新时代大国竞争的重要表现

中国作为太空强国的崛起

尽管一直面临他国的阻挠和孤立，中国仍在航天领域成功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中国的太空事业起步于1956年。那一年，成立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1970年“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发射升空，中国成为继苏、美、法、日之后第五个走向太空的国家。此后经过60年发展，中国航天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骄人的成就，成为崛起中的太空大国，拥有较完善的太空基础设施、太空工业基础和四个卫星发射场，以及可与欧美相媲美的卫星测控能力。

从轨道发射能力来看，中国的“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已处于世界先进水平。整个“长征”火箭家族现已具备向低、中、高轨道发射轻、重有效载荷的能力。在卫星技术方面，中国已能制造和发射绝大多数种类的卫星。中国是世界上第三个掌握返回式卫星技术的国家，成功回收率为100%。“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作为中国自行研制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是继美国“全球定位系统”（GPS）、俄罗斯“格洛纳斯卫星导航系统”（GLONASS）之后第三个成熟的卫星导航系统。中国的“天宫”作为中国迄今为止研制的最大航天器，将成为“国际空间站”退役后人类唯一在轨空间站，一旦彻底建成将是中国在太空领域的闪亮“名片”。

在对外星球探测领域，中国的“嫦娥”探月工程进展顺利，已经完成“绕、落、回”三个阶段，并成功带回了月壤。2020年7月23日，“天问一号”任务成功发射，迈出中国火星探测的第一步。2021年5月15日，“天问一号”探测器携“祝融号”火星车，成功软着陆于火星乌托邦平原南部。截至2021年8月30日，“祝融号”火星车在着陆点以南方向累计行驶1064米，所有科学载荷开机探测，已获取约10GB原始数据，目前状态良好、能源充足，将继续向南部的古海陆交界地带行驶，进行科学探测。

美国视中国为首要太空竞争对手

可以想象，中美在太空领域如能合作，对于两国乃至全世界都将是福音，但事实却大相径庭。

长期以来，美国以冷战思维看待中国崛起，认为中国会挑战美国的霸权，两国冲突不可避免。为了尽可能保住“世界第一”位置，美国想方设法遏制中国，在一些关键技术领域更是严防死守。甚至连中国自力更生研发的成果也被美一些机构和媒体指控是“窃取自美国”。在美看来，太空领域作为未来世界战争和军备竞赛的“主战场”有着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所以中国航天技术的发展必然会给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挑战”和“威胁”，所以太空技术也是美国的重点封控对象。

20多年前，美国竭力阻止中国加入“国际空间站”项目，导致“国际空间站”上缺乏“中国元素”。2011年，美国国会出台“沃尔夫法案”，禁止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及与NASA有合同关系的美国航天企业同中国航天领域进行任何接触和合作，该法案至今仍是中美太空合作的“壁垒”。随着探月热再次兴起，2019年5月美国宣布了“阿蒂米斯”计划，称要将“首位女性宇航员和下一位男性宇航员送到月球”，迄今已有日本、意大利、英国、澳大利亚、阿联酋、欧洲空间局等八个国家或国际组织宣布参加该计划，中国同样被排除在外。拜登刚胜选之际，其高级顾问曾提出美中在有限范围内合作，以缓解两国紧张关系并降低发生不稳定太空竞赛的可能性。很快，这种微弱呼声被对华战略竞争的强势观点淹没。

现在的美国，几乎到了“逢太空必提中国”的地步。美将中国塑造成太空假想敌并夸大竞争挑战，可为自身进行太空军事发展争取更多拨款及“合法性”，还可以迷惑国际社会，误导不明真相者，引发其他国家一同攻击中国的太空政策，为中国发展自身太空力量设置障碍。2020年6月，五角大楼提出了新的国防太空战略，要求在面对俄罗斯和中国不断提升的太空行动能力时，始终保持美太空军事优势。这也是继特朗普2019年12月宣布成立太空军后，美官方公布的第一份太空战略文件，提出了“保持战略优势”“整合作战能力”“确保太空稳定”三大目标，以及为实现目标需要做到的“打造太空全面军事优势”“将太空纳入国家联合作战”“改变战略环境、与盟友、伙伴、行业及美国其他政府部门和机构合作”四项行动方针。有分析指出，该战略进一步反映出美军把太空领域作为一个认真备战的方向，而不仅是其他战场的辅助。该战略称“发展、测试和部署太空对抗能力的中国和俄罗斯构成了最大战略威胁”，“中国和俄罗斯都已将太空武器化，因此降低了美国及其盟友的军事效能，挑战了我们的太空行动自由”。

中国要继续练好“内功”

不难看出，只要美国冷战思维不变，中美在太空领域就很难开展实质性合作，未来还有爆发太空冲突的可能。对此，我们在不放弃合作希望的同时，更应未雨绸缪。“未雨绸缪”关键是要继续炼好“内功”。根据规划，2030年左右中国会实施首次载人登月，2033年左右实施第一次火星采样返回，2035年左右实现木星以远的行星、卫星及小天体探测；2040年左右建立首个短期有人值守的月球基地，2050年左右实施首次载人登陆火星，深空探测器可到达太阳系边缘……

除练好“内功”外，在太空领域广结善缘也很重要。美国正在太空领域拉拢盟友，中国同样应该拥有自己的“朋友圈”。

在与美国等力量的太空博弈中，中国、俄罗斯这对组合具有举足轻重的分量。论航天实力，中俄仅次于美国。而从太空合作层面讲，中俄在太空领域的合作原本就最为紧密且历史悠久。早在中苏关系“蜜月期”，苏联就向中国提供技术援助，发展弹道导弹，“长征”系列运载火箭正是在此基础上研发起来的，苏联可谓中国航天的“启蒙老师”。冷战结束后，继承了苏联“太空遗产”的俄罗斯尽管技术和实力明显下降，但基础还是相当坚实的。1992年，中俄签署政府间太空合作协定。2000年，双方在中俄总理定期会晤委员会框架下成立航太合作分委会，开展太空领域的交流合作。到2015年，中俄航太合作分委会举行了16次会议。2017年10月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两国联合启动“卫星导航联合监测评估服务平台”，中国“北斗系统”与俄“格洛纳斯系统”将能够互相监测对方数据，并根据监测结果共同提高精度。今年3月9日，经两国政府批准，中国国家航天局局长张克俭与俄国家航天集团公司总经理罗戈津签署《关于合作建设国际月球科研站的谅解备忘录》，为两国共同开发月球铺平道路。

中俄两国时刻关心太空安全，先后于1999年、2000年、2001年、2002年、2004年向联合国裁军大会提交了多份关于太空问题的工作文件，致力于防止“太空武器化”。2008年，中俄两国正式向裁军大会提交《防止在外空放置武器、对外空物体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条约草案》（PPWT) 。此后，两国发起广泛外交努力，就条约草案中的有关界定、内容与多国进行磋商。

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太空合作也在稳步展开。2018年5月28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与联合国外空司联合对外发布合作机会公告，邀请联合国各成员国参与未来中国空间站的空间科学应用国际合作。目前已有来自17个国家的九个项目成为中国空间站科学实验首批国际合作项目。在首落月背的“嫦娥四号”上，装有四台用于科学探测的国际合作载荷，分别来自沙特、荷兰、德国、瑞典。“嫦娥五号”任务也与国际合作息息相关，如在探测任务中阿根廷、纳米比亚允许中方设立两个测控站，作为该任务监测网络的一部分；巴基斯坦和欧洲空间局也提供了帮助，欧洲空间局利用库鲁航天发射中心（位于南美洲）传输信号，帮助确认“嫦娥五号”探测器顺利抵达目的地。

以上种种都充分展现了中国开放、和平、共赢的外空理念，很明显，未来在航天领域中国不但会与俄罗斯等国强强联合，并且将合力带动其他国家一起步入太空新时代。而这一切再加上中国自身的太空实力，对于制衡美国的太空野心、维护太空秩序平稳发展都将会大有裨益。

中国航天的发展宗旨是：探索外层空间，扩展对地球和宇宙的认识；和平利用外层空间，促进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造福全人类；满足经济建设、科技发展、国家安全和社会进步等方面的需求，提高全民科学文化素质，维护国家权益，增强综合国力。同时，中国坚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和平发展、开放发展。相信在未来，我们一定能全面建成航天强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支撑，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