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之后世界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的就不再是资本了

前工业时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大的争议焦点在于：“财富和资本是从哪里来？”

资本只在前工业时期发挥的作用才最大，这也是资本主义价值观长期占据了主流经济学家头脑的依据或原因。当然了，西方国家经历前工业时期的时间也很长，若从17世纪中期算起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大约足足经历了300年之久。

在这300多年里，西方国家的传统农业或渔业经济一步步地走向了边缘，这中间伴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兴起、交替、衰败到破产。

但人们很容易忽视的一点是，不仅传统的农业经济主要依靠的是简单的劳动力，就是在西方国家的工业化早期简单劳动力在整个生产过程中仍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达200多年之久。正因如此，19世纪中叶的劳资冲突才会那么激烈，那么难以调和，工业无产阶级一度比农业时代的绝大多数农民还贫困，还要一无所有，才最终导致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总爆发。

换言之，爆发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原因在于工业资本家对工厂劳动力的剥削、压榨太重了，甚至比之前农业时代的大多数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压榨还要没底线。如今，越来越多资本主义早期在欧洲发展的大量史实都足以证明这一点。

【有越来越多的史料也表明，旧中国工业无产阶级的劳动强度、生活水准很可能比中国封建盛世年代的大部分农民还要大、还要低，最终导致通过旧民主主义革命已经不足以解决中国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深刻矛盾和问题】。

众所周知，美国曾经是英帝国的殖民地，而后形成的一个大量移民开疆拓土的国家（牺牲了大量原住民）。作为一个有着老欧洲文化背景的移民国家，美国的出线，后来居上，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率先突破了欧洲旧体制枷锁的束缚、禁锢，率先实现了整个国家生产的工业化，也就率先在二战前后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

资本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最彻底也最普遍首先是发生在美国。两权分离也预示着“科学”与“技术”从此有了更明显的区分或者说不同。两权分离产生了促使科学与技术发展有了区别于以往的新观念、新模式、新途径。

后工业化时期，社会创新甚至比技术创新还重要。

技术创新有赖于资本，但如果缺乏社会创新，技术创新本身却再也难以转化为现实社会生产力 —— 发生这一历史巨变的时间相对于整个资本主义价值观主导市场经济理念的时间而言并不长 —— 但至少也已经有半个多世纪之久了。

最先意识到这一点的或许是熊彼特（1883-1950），以及哈耶克（1899-1992），但绝不包括凯恩斯（1883-1946），而真正认识清楚了这一点的却是彼得.德鲁克（1909-2005）。

人类依靠机械力代替劳力生产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二战后，民族国家发展“压倒一切的是稳定”。

德鲁克在1942年出版的《工业人的未来》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功能性社会”的概念，阐明了“20世纪的工业现实”。在1950年出版的《新社会》一书中，德鲁克接着对工业社会的工业秩序进行了理性的思考与分析，这一分析一定程度是建立在对通用汽车公司经营管理做了深入调研考察的经验基础上。

德鲁克也最先深刻地认识到，二战以后能够促进一个国家、社会发展进步的绝不再是资本，而是科技创新和社会创新。“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中国近40多年最大的社会创新便是在坚持国家主权独立和民族文化自信基础上实行改革和开放。

科技和社会创新已经取代了革命，甚至超越了改革，成为了后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最主要的途径、工具。

创新能创造出资本，而不再是相反。经济越是全球化，创新则越能创造出资本。

这注定了奉行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市场经济国家会周期性地反对经济全球化，因为资本或技术都是可以输出的，而社会生产力则有关于文化和传统。二战后至今，还没有证据可以表明一个地区大国可以完全抛弃她的文化和传统形成生产力 ——这便是社会创新在发展社会生产力过程中无可替代的价值和作用。

中华民族的复兴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具体体现便是中国经济在后发崛起的过程中所用到的西方资本其实很有限，原先以为可以的“以市场换技术”最终所换到的技术事实上说明更有限 —— 绝大多数充其量都是二手货。

日本和德国在二战后的经济重建，根本上同样在于其各自国家所采取的发展政策，并仰赖自身独到的民族文化所成就，而非美国资本的扶持或帮助。

民族国家与民族国家之间是如此，一个民族国家内部企业的成长、发展也是如此。资本充其量是外因，外因要靠内因（科技创新和社会创新 —— 在企业即技术应用和管理创新）才能发挥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