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所不知道的三国故事（五）引发黄巾之乱的前因是什么

通过前文介绍，大家应该明白了：所谓“战乱”、“天灾”等因素并没有具体的史料支持，因此并非引发“黄巾之乱”的主因。

若要强调某些社会因素促成“太平道”的发展壮大，我们不妨把眼光集中到其他社会问题上来。本节的主要话题就是“土地兼并”。

汉末著名思想家仲长统在《损益篇》中就对这个社会问题做了系统性阐述，他认为“土地逐渐集中在地方上少数权贵手里”是造成社会矛盾的根本原因之一。

仲长统说：井田制【商周时所推广的土地国有制度】被废除之后，土地兼并没有被限制而是任其无限发展，致使地方上豪族做大做强，甚至削弱了地方政府的行政能力；

范书《仲长统传》：井田之变，豪人货殖，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身无半通青纶之命，而窃三辰龙章之服；不为编户一伍之长，而有千室名邑之役。荣乐过于封君，埶力侔于守令。财赂自营，犯法不坐。刺客死士，为之投命。至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帷败，寄死不敛，冤枉穷困，不敢自理。虽亦由网禁疏阔，盖分田无限使之然也。

仲长统又在《理乱篇》描述了汉末地方豪族的奢靡之态：

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绮室；倡讴伎乐，列乎深堂。宾客待见而不敢去，车骑交错而不敢进。

其次，仲长统在《损益篇》中还认为分封到各地的郡王也是社会不稳定因素，说他们对朝廷有图谋叛乱之心，对地方有鱼肉百姓的残暴行径。

范书《仲长统传》：于是骄逸自恣，志意无厌。鱼肉百姓，以盈其欲；报蒸骨血，以快其情。上有篡叛不轨之奸，下有暴乱残贼之害。

地方上有豪族和郡王等权贵们掠夺百姓财富，追根溯源，这是东汉帝国开国时就有的事，而在桓、灵二帝执政时期进入朝廷高层的宦官们，也在地方上加入了掠夺百姓财富的队伍之中。

中平六年（189年），董卓领兵进京时向朝廷上书，其中内容就有弹劾张让等宦官乱政敛财，并说甚至连雒阳周边的大量沃田都被宦官霸占了。

陈志《董卓传》裴注引《典略》：臣（董卓）伏惟天下所以有逆不止者，各由黄门常侍张让等侮慢天常，操擅王命，父子兄弟并据州郡，一书出门，便获千金，京畿诸郡数百万膏腴美田皆属让等，至使怨气上蒸，妖贼窎起。

综合起来，我们可见在汉末之时，“郡王+豪族+宦官”成了掠夺、聚集地方财富的主力，甚至弱化了国家权力。

何兹全教授在其著作《三国史》开篇介绍黄巾起义的时代背景时，对“土地兼并”问题做了引申，认为“农民失掉土地，在农村没法生活，只有游荡于社会，麇集于城市。从西汉开始，流民问题就是社会上的大问题。”这个观点，我仅是部分赞同的。

何教授认为“官商勾结”导致了农民失去土地，农民因此被迫转移进城市，以手工业、从商谋生；当城市的饱和度达到上限（生产力过剩）时，又有大量城市人口被迫走上了流亡的道路，这时候唯一的生路就是做强盗。

《汉书·鲍宣传》：民流亡，去城郭，盗贼并起。

何教授为了强调“土地兼并”和“流民问题”是个顽疾，写道：

自东汉建国，流民就一直不断。安帝以后，越来越严重。“黎民流离，困于道路”，“弃捐旧居，……穷困道路”，“老幼相弃道路”，“人庶流进，家户且尽”，“万民饥流”，“民多流亡”，“百姓饥穷，流冗道路”（《后汉书》和帝以下各帝纪）这一类的话，真是史不绝书。

实际上，何教授举例的这七条关于“流民”的记载是有断章取义的嫌疑，我们来看看原文究竟如何。

范书《和帝纪》：（永元十二年，100年）三月丙申，（汉和帝刘肇）诏曰：“比年不登，百姓虚匮。京师去冬无宿雪，今春无澍雨，黎民流离，困于道路。……”——原来是连年歉收，百姓缺粮而走上流亡讨饭的道路，刘肇下诏给饥民放粮赈灾。

范书《安帝纪》：（永初元年，107年）（十一月）戊子，（汉安帝刘祜）敕司隶校尉、冀、并二州刺史：“民讹言相惊，弃捐旧居，老弱相携，穷困道路。其各敕所部长吏，躬亲晓喻。若欲归本郡，在所为封长檄；不欲，勿强。”——原来是司隶、冀、并三州百姓听信谣传而走上流亡之路，刘祜下诏让地方政府官员亲自去安抚百姓，劝其返乡。

范书《安帝纪》李贤注引《古今注》：（永初二年，108年）时（正月）州郡大饥，米石二千，人相食，老弱相弃道路。——这是饥荒引起的流民，甚至出现了“人相食”这样的人道主义灾难。

​范书《樊准传》：时饥荒之余，人庶流迸，家户且尽，准课督农桑，广施方略，期年间，谷粟丰贱数十倍。——这是樊准担任冀州钜鹿郡太守期间的记载，约在永初二年（108年）之前，钜鹿郡因为饥荒导致百姓流亡。

范书《安帝纪》：（永初二年，108年）秋七月戊辰，（汉安帝刘祜）诏曰：昔在帝王，承天理民，莫不据琁机玉衡，以齐七政。朕以不德，遵奉大业，而阴阳差越，变异并见，万民饥流，羌貊叛戾。夙夜克己，忧心京京……——这里记载的“万民饥流”就是本年正月出现的饥荒事件。

何教授举例之“民多流亡”，我检索整本范书，未发现出处。

范书《桓帝纪》：（永兴元年，153年）秋七月，郡国三十二蝗。河水溢。百姓饥穷，流冗道路，至有数十万户，冀州尤甚。诏在所赈给乏绝，安慰居业。——这是因为蝗灾和水灾引起以冀州为主的流民事件，有数十万户背井离乡。

大家看到了吧？何教授举例的“流民事件”实际上都是因为天灾、饥荒、谣言等因素导致的，并非“土地兼并”所致。

同样的，何教授在范书《灵帝纪》找不到“流民”这两个字，于是将（181年）司徒杨赐与掾吏刘陶商议的内容作为佐证，何教授以“简别流人”这四个字认定太平道教徒中有流民，并反证流民是参与太平道的主力军，至此形成其观点链：官商勾结→土地兼并→流民→太平道（黄巾之乱）。

范书《杨赐传》：（杨）赐时在司徒，召掾刘陶告曰：“张角等遭赦不悔，而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讨，恐更骚扰，速成其患。且欲切敕刺史、二千石，简别流人，各护归本郡，以孤弱其党，然后诛其渠帅，可不劳而定，何如？”

我在前面已证明了何教授所列举的史料有断章取义的问题，他认为“土地兼并→流民”这个因果关系并没有具体的史料依据，甚至其收集关于“流民”的史料都是来自于西汉、东汉早期的记载，却无法找到灵帝执政时期（172-183年）的记载，只能拿几十年、上百年前的记载充数，这样很难让人信服。

当然，我不能说因为何教授没找到“灵帝时的流民”记载就等于灵帝时没有流民。我终究还是找到了一条：

在《北堂书钞·卷39·政术部13》收录了蔡邕为颍川郡太守王立所作的颂词，题为《颍川太守王立义葬流民颂》。事情缘由是王立收葬了客死颍川郡的流民遗体。蔡邕是灵帝时人，这件事自然就是灵帝时事了。

汉灵帝

我以为：在灵帝执政时期，流民这个社会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土地兼并→流民”这个因果关系应该是产生流民原因的其中之一（天灾、饥荒、谣言、土地兼并这四种情况均会导致出现流民），而不是何教授那样把流民的产生全部归咎于“土地兼并”。

至于何教授提出“流民→太平道”这条观点链条也不全面。

退一步说，我也不否认有失去土地的农民参与太平道的可能性，我只是否定这条观点链为“太平道发展壮大”的主因。

可能是何教授对宗教发展的传播方式感受不深，简单的认为太平道教徒中有流民，就认定流民为其主力。实际上，大家都应该知道基本上所有的宗教都会有“传道人”的存在，哪怕是在信息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很多宗教传道方式，仍然是靠人力流动传播的。

范书《皇甫嵩传》：（张）角因遣弟子八人使于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转相诳惑。

所以说，有部分太平道教徒离开原籍，去全国各地传道，这是宗教活动的具体体现而已，并非因为教徒本身为流民所致。我甚至可以说：反而是太平道的传播发展才产生了一部分的流民。

范书《皇甫嵩传》：大方马元义等先收荆、杨数万人，期会发于邺。

如《搜神记·卷6》记载：小民相向跪拜趋信，荆、扬尤甚，乃弃财产，流沈道路，死者无数。——这正是“宗教产生流民”的真实写照。

所以我认为：宗教传播导致流民，流民导致宗教传播，这两种情况应该是相互并存的。

最后谈谈“解决之道”。

从上述史料来看，当大量土地集中在地方权贵手中，摆在失去土地的农民面前的生路是：

①依附地主，继续务农。

②从商。

③成为流民。

④造反做贼。

前两条路还能维持社会稳定，而后两条路显然对社会稳定不利了。

对于造反的人，政府的解决之道自然是率军讨伐或招安，而对于解决流民问题，政府的举措就是派官员劝说流民返回家乡，或出钱粮赈灾，或鼓励开荒务农。

前文介绍的钜鹿郡太守樊准，就大力“课督农桑”，安定了一方百姓；汉末的郑浑在担任地方官时，为了发展农业，甚至去夺走渔具猎具，鼓励开荒屯田。

陈志《郑浑传》：天下未定，民皆剽轻，不念产殖；其生子无以相活，率皆不举。（郑）浑所在夺其渔猎之具，课使耕桑，又兼开稻田，重去子之法。民初畏罪，后稍丰给，无不举赡；所育男女，多以郑为字。

再到孙吴帝国时，大批依附地主的佃户也放弃务农，转为商人。这里的原因是：来自地主的田租和政府的税赋太重了！导致务农的利润太少，所以农民宁可放弃务农。

陈志《孙休传》：（永安二年，259年）（三月）（孙休诏：）……夫一夫不耕，有受其饥，一妇不织，有受其寒；饥寒并至而民不为非者，未之有也。自顷年已来，州郡吏民及诸营兵，多违此业，皆浮船长江，贾作上下，良田渐废，见谷日少，欲求大定，岂可得哉？亦由租入过重，农人利薄，使之然乎！……

对此，孙吴帝国皇帝孙休提出改革建议是：

今欲广开田业，轻其赋税，差科强羸，课其田亩，务令优均，官私得所，使家给户赡，足相供养，则爱身重命，不犯科法，然后刑罚不用，风俗可整。

当然，在土地资源仍然富余的情况下，由政府牵头，组织失去土地的农民开荒种田，并降低税赋，安抚农民，是可以缓和社会矛盾的，但并不会破坏现有的“土地兼并”制，治标不治本。

又如果让地方豪族、世家这些既得利益者把兼并的土地赠还给流民，这又无异于与虎谋皮。所以说，开荒劝农、降税安抚都只是当时缓和社会矛盾的必经之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