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五月风暴50年后要迎来一次“回响”吗?
【最近愈演愈烈的法国黄马甲打砸抢烧事件,让人不得不联想起50年前的“法国1968”。对那场五月风暴爆发的原因、事件的定性以及革命的遗产,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们仍众说纷纭。当年这对戴高乐的政治生命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事件和当下的黄马甲未必没有共通性。本文作者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矛盾及国际环境的影响三个方面阐述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原载《世界历史》杂志,作者郑春生)
1958 年戴高乐执政以后 ,法国经济进入持续高速发展时期。法国1958年国内生产总值为2447亿法郎 ,1963年为4112亿法郎 ,1967年为5738亿法郎 ;国民收入1958年为2219亿法郎 ,1963年为3705亿法郎 ,1967年为5150亿法郎 ;进出口贸易总额1958年为113亿美元 ,1963 年为186.1亿美元 ,1967年为237. 6亿美元 ; 黄金外汇储备1958年为10.50亿美元 ,1963年为49.08亿美元 ,1967年为69.94亿美元(国外经济统计资料编辑小组《: 国外经济统计资料(1949 —1976)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79 年版 ,第 34 、387 、501页。)。
横向比较 ,法国经济发展也毫不逊色。1960 —1969 年法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实际增长为 5.7% ,而同期美国为 4.2% ,联邦德国为 5.0% ,英国为 3.0% ,都比法国低 ,只有日本和意大利比法国快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法国研究室编《: 法国经济》,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第 19 页。)。可见 ,法国经济在此期间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由于经济的稳定发展 ,法国的就业情况良好。在 1967 年以前法国几乎是全就业 ,即使是1964 —1965 年经济危机中 ,法国许多部门仍缺乏劳动力。
而且伴随着经济的发展 ,社会提供的就业机会也在不断增加。1961 年法国提供的就业岗位为 1872 万个 ,1964 年为 1944 万个 ,1967年为 1978 万个 ,1968 年为 1979 万个(国外经济统计资料编辑小组《: 国外经济统计资料(1949 —1976) 》,第 524 页)。人们的生活水平也随着经济的发展有了很大的提高。
法国人住房的改善 ,汽车、电视机的迅速普及可以为证。1949 年法国汽车、电视机、收音机、手表的产量分别为 28.6万辆、0.2万台、83万台32万只 ;1970年则分别达到275万辆、151万台、292万台、1090万只 。1966年 48.8 %的工人拥有汽车 ,52.5 %的工人拥有电视机 ,64.4%的工人拥有电冰箱 ,48.3%的工人拥有洗衣机 ,31.8%的工人拥有录音机。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 人们还得到了充分的教育机会。高校学生人数大幅度增长。1958—1959学年为17万人 ,1963—1964学年为28.4万人 ,19681969 学年增至61.2 万人。法国首度有一半的人口接受高等教育。政府对高等教育经费的投入也大幅度增长。自 1958年到 1968 年 ,高等教育的预算(一切费用都包括在内) ,按法郎计算 ,已由 6. 35 亿增到 37. 9 亿法郎 。
在国际舞台上 ,戴高乐利用核武器、欧共体、法郎和其独立外交政策使法国逐渐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国。照戴高乐自己的说法“: 我们的国家突然变成了世界舞台上的主角 ,以前人家总是把它当作跑龙套的。至于各国政府 ,不管是属于盟国一方的 ,属于东方国家的 ,或者第三世界国家的 ,都懂得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新的政治阶段。在这个阶段里 ,法国重新和过去的历史衔接起来 ,再不听从任何人的指挥。”“最近这几年里 ,法兰西在世界上已经恢复了它原有的地位 ,所有这一切 ,都说明我国重新矗立于世界。”
这一切都说明法国达到了空前的繁荣 ,历史上从没有一个时代发展到如此水平。按理说 ,这时西方社会的年轻工人和学生应该是生活在幸福和美满之中的一代。许许多多的人也确这样认为。有人说“: 在可预见的将来 ,欧洲资本主义社会不会有广大工人群众进行革命性大罢工的危机。”法国社会、法国政府和戴高乐也这么认为。1968 年春 ,民意测验的结果展示出一幅太平盛世的前景。民意测验的组织者声称“, 学生从未如此称心如意过”。戴高乐在1968 年新年献辞中也自我夸奖“: 众多的国家正在被频繁的骚乱所扰乱 ,我们自己的国家将继续成为有效处理这类问题的榜样。”
但法国的繁荣并没有使人们感觉幸福和美满 ,更没有增添对戴高乐总统的尊敬和信任。相反 ,对戴高乐的抨击愈加激烈。尽管此前对他的批评之声一直不绝于耳 ,但到 1968 年前夕 , 戴派的一些成员也开始批评戴高乐搞专制主义。如独立共和党的吉斯卡尔 德斯坦在 1967年9月8日会见《世界报》的皮埃尔 维松 - 蓬泰时说“: 我在 1965 年就认识到在历史上长期遭受
专制主义统治的法国 ,专制主义又在死灰复燃。我感到政府毫无作为 ,它只是按照一个‘孤家寡人的意志’行事 ,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更出人意料的是 ,1968 年 5 月 ,巴黎大学农泰尔文学院率先燃起一股革命之火 ,随后以燎原之势迅速遍及整个法国。“无论是戴高乐将军还是他的总理蓬皮杜都没有料到 1968 年春天会发生震撼第五共和国的社会骚乱。”《革命的年代》的作者霍布斯鲍姆也说“: 法国发生的这些事件可以说完全没料到且无先例。
几乎所有的政治观察家都毫无疑义地认为西方国家将不可能再见到原来意义上的革命 ⋯⋯革命不可能在这样的条件下爆发。然而这样的事却在巴黎发生了。”学生、工人竟然会在法国如此繁荣的情况下起来革命。戴高乐颇为愤愤不平。他在辞职
后写道“: 老实说 ,在 1969 年 4 月 ,很少人能回忆起 ———他们能否知道呢 ?
11年前我重新执政时法国经济、财政和货币是什么情况。”“除了盲目的 ,拥有成见的人以外 ,世界上没有人否认法国取得的巨大成就 ,这是有目共睹的 ,甚至只是看看图片也会得到的深刻印象。法国的生产、建设、教育从来没有达到现在这样的程度。法国人的生活从来没有达到现在的水平。世界上任何地方没有像我们的失业人数这样少。我们的货币和信用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巩固 ,以致我国已由向外借债变成贷款给那些最富裕的国家。
但是 ,为什么在我们看到成就的时候 ,反而灰心丧气呢 ? 这等于仿效莎士比亚描写的那个渔夫 ,当他找到了一颗珍珠 ,看到它是如此美丽时反而感到恐惧 ,终于把它扔回海里。”
后一段话是戴高乐在回忆录里写自己在1962年提醒人民注意自己国家的进步时的用语。这何尝不1968年戴高乐心态的真实写照呢。
“五月风暴”是法国社会全面危机的体现。参加这场运动的人数从几百人迅速发展到几十万、再到几百万、近千万 ;参加者从学生迅速扩及教师、工人 ;地域从巴黎迅速遍及全国。“消费社会必须在暴力中毁灭 ,异化的社会应在历史中消亡 ,迎接一个新颖的社会 !”
倾听戴高乐演讲的法国民众
“向不合现实的秩序挑战 !”这类随处可闻的口号表达了人们要求全面改造社会的愿望。但戴高乐在运动之初仍没有认识到危机的严重性 ,对它可能达到的规模、影响及后果严重估计不足。
因此 ,蓬皮杜才会继续他的亚洲之旅 ,而戴高乐到5月14日仍继续坚持其罗马尼亚之行。结果 ,越来越多的学生罢课 ,越来越多的工人罢工 ,学校被占 ,工厂瘫痪 ,社会各界广泛支持 ,国家政权几近崩溃。
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对戴高乐的打击非常巨大。蓬皮杜在回忆 1968年5月28日见到戴高乐的情景时说“: 我走的时候并不了解将军是何等疲乏 ,何等气馁。他不明白 ,在经济重新蓬勃发展、各方面的形势都得到好转的繁荣昌盛的法国 ,竟会产生这样的一种失望情绪和突如其来的要求变革的愿望。”
尽管革命风暴最终停止了 ,但法国并没有雨过天晴。戴高乐最赖以自豪的外汇储备受到了最大的打击。1968 年外汇储备共减少 35 亿美元。革命过后 ,法国的经济虽然仍惯性发展 ,但已经同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危机重重了。
这场突如其来的“五月风暴”不仅对法国影响深远 ,而且对戴高乐个人的影响也非常巨大。他的个人权威不可阻挡地在革命风暴中丧失。5月13日,游行者高喊“: 10 年 ,够长了 !”“工人学生团结起来 ! 权威正在丧失 ! 让我们打倒权威 !”“戴高乐进博物馆吧 ! 戴高乐进修道院吧 !”
反对戴高乐竞选总统的加斯东 德弗尔嘲笑说“: 在两次总统选举投票时 ,戴高乐要我们在他和混乱之间做出抉择。今天 ,我们却同时拥有了二者。”
5月24日 ,戴高乐发表的广播讲话也无法阻止事态的发展。尽管 5 月 30 日 ,戴高乐重新控制了局面 ,并在随后的大选中取得胜利。戴派的选票比 1967 年增长了 170 万张 ,得票率为 46 % ;议会选举中得到 346 个席位 ,而其他各党总共才 117 席。但 6 月大选在某种意义上正如马尔罗所言“:是选举了他 ,而是选举了秩序。”
在 6 月 ,法国人不“五月风暴”使戴高乐几乎丧失了信心和勇气。5 月 29 日上午 11 点钟 ,他打电话给蓬皮杜时 ,心境颇为凄凉。“我已经老了 ,您还年轻 ,将来属于你们。再见了 ,拥抱您 !”
他未与总理和内阁成员商量 ,便独自从巴黎神秘“失踪”。尽管 5 月 30 日后他重新控制了局势 ,但他的信心和勇气并没有因此而恢复。6 月 1 日他在会见总理蓬皮杜时说“: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了虚弱。我不为自己感到骄傲。”6 月第一轮大选结束次日 ,戴高乐对蓬皮杜说“: 在取得这样的胜利之后 ,我们却感到失望。这该如何解释呢 ?”
他在离职以后与宪法委员会成员弗朗斯瓦戈盖尔说“: 正如我说过的那样 ,当时的局势是捉摸不定的。5 月 30 日 ,我重新鼓起勇气 ,重新掌握了法国。然而这已不可能持久了。
我必须准备在适合戴高乐身份的情况下离职。我早已预见到公民投票最多只能得到一个微弱的多数 ,更可能的是根本得不到多数。”
正是由于自信心的动摇促使戴高乐把其政治生命的全部赌注都押在 1969 年“参与”改革的公民投票上。公民投票失败后 ,他有权选择继续执政 ,但他却宣布辞职。这与 1968 年对他的打击密切相关 ,正如他在回忆录里所言“: 这次否决我的公民投票是 1968 年五月事件自然的结果。”
对于太平盛世、欣欣向荣的法国在 1968 年突然爆发这次急风暴雨式的大革命 ,并把矛头直接对准他 ,戴高乐一方面宽慰自己“: 我每天证实 ,经济和生活一样 ,也是一场战斗 ,而且在整个战斗过程中 ,绝没有全盘的胜利。甚至在奥斯特利茨的那一天 ,太阳的光辉也没有照亮整个战场。”另一方面在他的郁郁余生中他一直在找寻着答案。戴高乐侧重从具体的层面探讨这场革命发生的原因。戴高乐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 ,教育中存在的一些问题造成学生不满。在五月街垒发生的第二天 ,戴高乐就对一位来访者说“: 只有那些怕考试的坏学生才聚众闹事 ⋯⋯”。当时 ,戴高乐以为是法国极其严格的考试制度促使学生起来革命。后来在回忆录里他总结得更彻底“, 我们过去使用的一套 ,如有关学生的录取、教师的任命、教材、课程考试、文凭等的规定 ,今天差不多都成了问题。” 二战后 ,法国教育虽然进行了多次改革 ,但到 1968 年大学里仍然实行高度中央集权的教育管理模式。
全国高等学校都由中央教育行政部门统一集中领导与管理(私立学校除外) ,有关大学教育的内容、方法、规章制度及教师人事等 ,均由中央主管部门或其派出的专门机构负责 ,地方机构则无权问津。结果是 ,法国高校课程设置落后 ,授课制度僵化 ,但考试制度却极其严格。
1968 年 5 月学生运动之前 ,学生就经常抵制考试 ,在 5 月学生运动中和 5 月学生运动之后它仍然被作为学生反抗的一种手段。
其次 ,一些社会问题导致人们对现存社会的不满。戴高乐认为最严重的是住宅问题、通货膨胀问题、贫差距问题。住宅方面 ,在 1500 万户人口中 ,37 万居民居住条件差。巴黎地区有7 万居民 ,而在第四个经济计划期间就有 10 万居民。1968 年的调查表明 ,31. 6 %的家庭过分拥挤 。由此法国出现了一种怪现象 :一个工人阶级家庭可能拥有电视和汽车 ,但却住在贫民窟里 ,或者住在一所可能摆设着许多现代设备的、但却拥挤不堪的新公寓里。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可以奢侈地上馆子吃饭和去希腊度假 ,却不愿邀请他们的朋友上家里作客。人们甚至把住宅问题称为“国家第一耻辱”。戴高乐也说“: 在这个方面我们将会受到审判。”
通货膨胀本来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戴高乐执政时期也一直被这个问题所困扰。以法国消费物价总指数为例 ,假定 1970 年为 100 ,那么 ,1958 年为 61 ,1966 年为 83. 2 ,1967 年为 85. 4 ,1968 年为 89. 3 。法国 10 年之中物价上涨了接近 35 % ,最低工资收入者离生活最低消费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在 1967 年以前由于法国经济飞速发展 ,法国人均国民收入迅速增长 ,扣除物价上涨因素 ,工人的实际平均工资仍在不断增加 ,人们的不满情绪是有限的。但 1967 年以后 ,工人实际平均工资下降了。一份报纸有些夸张地说“: 根据一些材料的统计 ,1968 年初工人的实际平均工资下降到 1957 年水平。”雷蒙 阿隆也指出“: 数字显示在过去几年里实际收入的增长已经放慢 ,事实上在过去 18 个月里几乎停滞不前。名义收入的增长率和生活费的增长率是相等的。”
于是 ,人们的不满情绪迅速增加。
戴高乐也看到法国的贫富差距表现在多方面。第一 ,地区间的差距。这种差距有其深远的根源。二战后 ,戴高乐也采取了一些政策试图改变这种状况。但到 60 年代末 ,中央高原贫穷省份的平均收入比最富的地区低两倍 ,而这些贫穷省份的卫生、文化和社会福利的指标却于全国的平均数 。
第二 ,行业部门间的差距。50 、60 年代以来 ,法国传统工业越来越不景气 , 工人实际收入与其他部门行业工人的收入不断拉大。农业工人的收入也较低。1968 年农业工人平均工资为制造业工人的 48. 7 % 。同一行业的不同部门的收入也有很大差别。1958 年制造业的平均工资为 1. 84 法郎/ 小时 ,冶金工业工人的平均工资为 2. 50 法郎/ 小时 ,纺织工业工人的平均工资为 1. 87 法郎/ 小时。到 1967 年 ,三者分别为 3. 37 法郎/ 小时、4. 71 法郎/ 小时、3. 46 法郎/ 小时。纺织业工人和冶金业工人的工资差距由 1958 年的 0. 63 法郎/ 小时扩大到 1967 年的 1. 25 法郎/ 小时。
第三 ,男女工的差距。1968 年女工平均工资为男工平均工资的68. 3 % 。第四 ,工人工资与垄断资本家及其代理人的“薪俸”相差极为悬殊。虽然在 1970 年有 2/ 3 的法国人认为收入的不平等是正常的 ,但是大多数法国人都觉得收入差距的幅度未免太大了 。经济的发展给人民带来了希望 ,但穷者愈穷 ,富者愈富的事实使那些急于提高生活水平但又受资本主义制度压制的阶层 ,经常感到不满和怀疑⑤,进而对社会不满。
此外 ,戴高乐在后来的回忆中认为 ,心理的不平衡也是导致危机爆发的原因之一。二战以后 ,随着经济的发展 ,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人们的欲望也随之迅速增长。消费社会不能满足人们日益膨胀的各种欲望 :住宅建多了 ,可他们的住宿仍很紧张 ;娱乐增多了 ,可他们消费不起 ;生活改善了 ,可人们的贫富更悬殊了。
戴高乐回忆说“: 虽然在各个家庭的餐桌上摆着各种各样的食物 ,人们都有衣穿 ,住宅里家庭用品都有增长 ,路上有汽车 ,屋顶有电视天线 ,但是每个人对所缺少的东西的需要程度甚于超过对已占有东西的欣赏。”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在享受现代社会给他们带来种种好处时 ,却又在大喊大叫 ,一旦遇到合适的环境 , 不满就演变成革命。
欣欣向荣的法国为什么会在 1968 年突然爆发一次急风暴雨式的大革命 ? 除了戴高乐提到的原因外 ,宏观层面的几个原因也值得重视。
首先 ,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即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在起作用。二战以后 ,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开展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 ,资本主义各国出现了一个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但它并没有消除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成果的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因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仍然周期性地爆发。1967 年 ,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出现危机。法国由于自身的一些特殊原因延迟了危机的爆发 ,但却无法阻止危机的爆发。因为随着法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 ,生产资料的集中程度日益加强。例如 1960 年 ,法国拥有资产 10 亿以上的大公司只有一家 ,1966 年增加到 10 家 ,1970 年增至 27 家。法国两百家族中的一部分老牌垄断巨头和一些新近暴发的新垄断巨头成为法国的超级富豪 ,占有法国一半以上的公司和企业。
而传统工人和农业工人却日益贫苦化。劳资矛盾进一步激化。因此 ,法国“五月风暴” 爆发的根本原因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结果。
其次 ,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冲突。戴高乐一生都在孜孜追求法兰西的“伟大”和“独立”。为此 ,戴高乐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手段 ,谋求法兰西的“伟大”和“独立”。法兰西利益高于法国人利益的道理大家都懂 ,但个人利益又是绝对不能忽视的。一旦两者利益关系处理不好 ,社会矛盾很容易激化。
戴高乐太注重法兰西的利益了。他与宪法委员会成员弗朗斯瓦 戈盖尔会谈时讲过“: 法兰西是在法国人之上的。我并不关心法国人的幸福。” 在这种理念指导下 ,他为了法兰西的伟大而实行的一些政策损害了法国人的利益 ,导致了人们的不满。最明显的是其货币政策。在货币政策上 ,戴高乐主张通过积累黄金储备 ,保持法郎的坚挺 ,挑战美元的地位 ,从而提高法国的国际地位。他认为“: 我要使法国拥有一种标准法郎 ,只要我在职 ,它的等价是不会改变的。”
但以法国的综合国力挑战美元的地位 实在是勉为其难。雷蒙 阿隆的观点很有代表性。政府想通过保持法郎坚挺来削弱美元地位。⋯⋯法国经济无法支持法郎的过分坚挺。”果不其然 ,在 1968 年 3 月 ,戴高乐还来不及庆幸美英等国因金融危机导致美元和英镑地位的动摇 ,巴黎也出现了抢购黄金的狂潮。西欧金融界认为目前疯狂抢购黄金可能是 30 年代以来西方最严重的金融危机。
法郎根本抵挡不住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动荡。7 月和 11 月法国又出现两次严重的法郎危机。在取得美英等国的支持后 ,法国才勉强渡过难关。但戴高乐不得不对美国开始采取较为和解的态度。在他辞职不久 ,蓬皮杜就务实地让法郎贬值了。再如法国的核政策 ,戴高乐为要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坚持发展核武器 ,进而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
但相当多的法国人并不这么想 ,或者不希望法国用这种方式来提高自己的地位 。雷蒙 阿隆的一段话概括了戴高乐发展战略核力量的原因“: 只要大国拥有核武器 ,法国也应拥有核武器。在戴高乐将军的眼里 ,军事独立是民族和国家的根本。戴高乐之所以决计要原子武器 ,不是出于对当时形势的分析 ,也不是考虑核扩散的危险 ,而是出于一种纯属哲学的理论 ,可以说出自一种对历史的追寻。”
从 1958 年到 1966 年 ,法国用于核研究的费用从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1. 12 %增加到 2. 44 % ,原子能局 1992 年的预算高达 44. 44 亿法郎。而法国民众的生活无人问津 ,300 万人居无定所 ,找不到满意的工作 ,子女得不到应有的教育机会。许多人因不满政府发展核武器的政策而走上街头。
最后 ,国际环境的影响。二战以后 ,随着西方社会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 ,世界各国的联系 ,特别是西方各国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国际环境对各国的影响越来越大。除了世界经济的影响外 ,60 年代从布拉格到柏林 ,从伦敦到东京 ,从圣弗兰西斯科到北京 ,各种运动卷全球。它们不但从思想上 ,而且从组织上、斗争形式和方法上都深深影响着法国学生运动。
“五月风暴”显然有着当时国际思潮的影响。美国人马尔库塞的批判理论、俄国人托洛茨 基的“不断革命论”在法国这一代学生中传播。第三世界的革命思想也被法国学生广泛吸收。 其中 ,中国与古巴的革命思想影响最大。法国的“革命共产主义青年”等组织对古巴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格瓦拉的名言“革命的任务就是制造革命”在法国广泛流传。许多法国学生也承认“: 我们占领学校的想法来自于美国和德国。” 可见法国的“五月风暴”是当时国际各种思想加上法国本土各种思想共同作用的产物。
法国学生对大学的批判与美国和德国的影响分不开。
1965 年 9 月 ,加利福尼亚的伯克利大学开始自由演讲 ,批评大学体制 ,这场自由演讲运动得到了美国几乎所有地区的大学的支持 ,并对欧洲学生产生很大影响。受自由演讲运动的影响 ,1967 年秋天西德社会主义学生联合会在西柏林掀起了“批判大学运动”。1968 年 1 月 ,科恩 - 邦迪作为法国学生代表成员之一参加了在西柏林召开的国际反越战大会。他对德国学生将反战和批判大学结合起来的做法印象很深。他说“: 这在法国还不存在。我们动员反对越南战争 ,但是没有人涉及到大学问题。
我们从德国学到了这点。他们批判大学的思想打动了我。”后来法国学生邀请当时西德全国社会主义学生联合会主席卡尔 迪特里希 沃尔夫来巴黎作报告。
美国的对越战争为法国“五月风暴”作了相当大的组织准备。在反对美国对越南进行战争 口号的鼓动下 ,学生们纷纷组织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 ,各种学生组织不断发展壮大 ,为“五月风暴”的爆发作了组织准备。
1967 年 ,意大利爆发了学潮 ,学生和警察发生冲突。1968 年 2 月 ,西柏林和法兰克福的学生也与警察交火。这使当时的学生运动演变成武装冲突 ,形成当时西欧学生运动的一种模式 。这种和警察斗争的方式影响了法国“五月风暴”的进程。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形式
也对法国的“五月风暴”产生了影响。《法兰西晚报》刊登的一篇文章说“: 在大学里 ,学生住在
教室里 ,醒来后就组织讨论大学的前途。在阶梯教室里 ,墙报到处都是 ,完全具有中国‘文化革命’的风格。”
正是由于以上种种原因 ,太平盛世、欣欣向荣的法国才会在 1968 年突然爆发一次急风暴雨式的大革命 ———“五月风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