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制造，四十不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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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深圳，如何在制造业的外迁大潮中，迎风升级？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钛禾产业观察（ID：Taifangwu） 作者：刘爱国，数据支持：钛禾产业研究院
从深圳大梅沙出发，沿着大鹏湾的海滨公路一路向东行驶，穿过葵涌荫翳蔽日的亚热带密林，便来到7000年历史的咸头岭遗址。
遗址目前并不对游客开放，只有一道铁丝网的大门与外界隔离。门口伫立一块“2006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咸头岭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木牌，和一个看守的岗亭，代表着这个禁区非凡的身份。
这里出土的文物主要展示在深圳博物馆里。考古队在这里发现了精美的圆形石器，和压制陶纹的石拍，还有石刀、石斧、石锛等石器。代表着7000年前，这里的器物制造工艺，已经是珠三角地区同类型遗址中的最高水平，并成为对周围遗址有较强辐射力和控制力的一个中心性聚落。
咸头岭遗址位于珠江流域，而珠江流域与台湾地区以及东南亚地区的古人类文明，又有着有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
咸头岭遗址的发现，为深圳人重塑了对城市历史的自信，也让深圳人可以自豪的对外界宣布：深圳不缺乏历史文化，我们从7000年前起，就拥有着当时制造业的最高水准。
深圳，这座话题不断的城市，四十年来历经风雨无数，却一直在改革开放的滚滚浪潮中，扮演着中国制造业价值链的领航者角色，牵引着珠三角乃至整个中国的制造业升级。
华强北
华强北是指由深蓝中路、红荔路、上步中路、华富路4条城市主要道路合围而成的区域，总用地面积1.45平方公里。在华强北最鼎盛的年代，这里每天的客流量达70万人次，商业批发、零售、电子产品交易和餐饮年销售额超过1000亿元。
和多数产业集群兴起一样，华强北的崛起，早期同样是国家意志的一次风险投资。
华强北的源起，要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初。原电子工业部、兵器部、航空工业部、广东省电子局等单位，在上步工业区内创办了一系列中国电子工业企业。这片区域，也成为中国电子工业涉足市场经济的最初试验田。而当时的华强路，只是工业区内一条内部道路的名称。
这条路得名于最早入驻的华强公司。这家从粤北迁到深圳的军工企业，早在1979年深圳特区成立一年前就来到深圳，深圳划拨了15万平方米的土地，位于如今华强北路东面大半个街道。来到深圳后，这家公司才改名华强，寓意中华民族富裕强大。
第一家来华强北投资建厂的央企是中航技公司。这个国家航空工业部下属企业因为进入早，得到了如今华强北路西面到华富路几乎所有地块，达10万多平方米。1981年3月开始，先后开办了南航电子厂、航空精密模具厂、深圳航空铝型材厂等。[1]
另一家是中电公司，不仅建立了京华电子、华发电子两家合资企业，还建立起了电子大厦、电子科技大厦两座深圳著名的高楼。
1982年8月，20层高的深圳电子大厦竣工，是当时深圳经济特区第一高楼
1986年，为了整合分散的小电子企业，实现市场化运营，电子工业部发起成立深圳电子集团公司。1988年，深圳电子集团更名为赛格电子集团，并在赛格工业大楼一楼，设立全国第一家专门销售国内外电子元器件的电子产品交易市场——赛格电子配套市场。当时由来自深圳本地和内地的160多家厂商以及10家港商，以自营自销、联营代销的方式经营。此时形成了华强北的雏形，上步工业区也从一个工厂区变成了一个国内举足轻重的电子元器件交易市场。
制造哺育交易，交易带动制造。华强北的崛起，让深圳的电子产业开启野蛮生长模式。这里不仅有布满流水线的大工厂，更有遍地开花的小工厂。每天的电子元器件像小山一样堆积无数，平了又起，起了又平。从手机到视听产品，从电脑整机到各种零配件，这里流转着几乎全世界所有能想象得到的电子产品和元器件。
“在美国需要花3个月才能找齐的电子元器件，到了华强北可能只需要一天。”[2]
以赛格电子市场为例，前后一共经历了五次扩容，发展至目前总经营面积近60000平方米，商铺3000余个。2000年，总高度355.8米，共72层的赛格广场投入使用，宣告华强北正式问鼎当时亚洲的第一大电子市场。
交易活跃的背后，是财富的原始积累，和一个个造富的神话。
2000-2008年，是华强北的黄金年代。曾经，深圳只有两个商圈——东门和华强北。华强北，几乎就是中国电子产业的晴雨表。
在那个年代，在华强北的生存模式简单粗暴，谁能抢到好的档口，谁就能坐着赚钱。档口价格被炒到30万/平，一张商铺申请登记表可卖到5万一张[2]，不起眼的玻璃档口背后，是无数个身价不菲的富翁。在华强北这小小的1.4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诞生了数不清的亿万富翁，也孕育了腾讯、神舟电脑、同洲电子、金证、洪恩软件等一批在国内响当当的知名企业。
世纪初的华强路，过往的行人几乎都是统一的姿态：两眼放光，小碎步快走，手里拿着各种样式与品牌混杂的手机，不断联络着业务。各个柜台档口里忙碌的老板，和此起彼伏的讨价还价，还能常常看见有外地的游客往大号蛇皮口袋里塞满扫来的战利品——山寨的手机、MP3和各种数码产品。这些产品，大多数是受老家亲戚朋友委托代购的深圳“土特产”。
对于很多内地朋友来说，当年华强北的数码代购风潮，更甚于现在的“海购”。
21世纪初的华强北
盛极必衰，物极必反。
华强北的衰落与三件事几乎同步。一是以苹果为代表的智能手机的兴起，让山寨潮流迅速消退。二是以淘宝京东为代表的电商的风靡。越来越少的人会选择拎着蛇皮口袋去华强北采购数码产品。第三件事是深圳房价的飞涨。随着地价房租的高歌猛涨，物流的便捷发达，也让华强北的效率越来越不具备竞争力。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深圳地铁的施工。2013年，华强北地铁施工围挡，让华强北进入隔离状态。人流大幅减少，大量实体商铺空置，出租率和租金价格都急速下降。
华强北，在一片质疑声中开始长达近四年的蛰伏隐忍。
如今的华强北，已经在新工业革命的浪潮下完成悄然转身，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代。但是华强北留下的一个个创富故事，已经成为一代深圳人不可磨灭的记忆，和激励新一代深圳人面向未来的驱动力。
深圳梦
作为一个移民城市，从当初不满50万人的小县城，到如今的2180万常住人口（编者注：数据来源于广东移动大数据应用创新中心）。深圳的奇迹大多由外地人创造。
与深圳这座城市的气质一样，早期来这片土地上打拼，并且闯出一片天下的外地人，几乎带有同样的基因：野蛮生长的能力。
这里地处海滨狭长地带，既不像北京上海有体制的桎梏，也不像北京上海有政治大树的荫蔽。但对于当年众多来深圳的追梦者来说，这里却是背水一战之地，进，则意味着全中国。退，只有浩瀚南海。
四川人陈秀峰陈良兄弟，初来深圳之时，也是怀揣一个深圳梦。兄弟俩开过川菜馆，做过液晶显示屏贸易。2006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从樟木头一位收电子废料的商人那里，拿到一种白色的“塑料布”。这种塑料布其貌不扬，当时却要卖到每平米近40美金。陈秀峰兄弟得知这种塑料布名叫“锂电池隔膜”，是制造动力锂电池的四大材料之一。被美、日等国垄断，国内不仅完全依赖进口，而且被加以诸多限制。
兄弟俩决定投身隔膜的贸易，贸易初期的方式极为原始——从樟木头收回大卷隔膜剩下的边角废料，运回来捋平、裁直，再重新加上自制的包装盒，可以继续卖给生产小型电池的工厂。
一个毫不起眼的机会，一种现在看起来很原生态的创业方式。却为中国未来最大的动力锂电池隔膜企业，掘来第一桶金。
在有了比亚迪、中航锂电等第一批客户之后，陈秀峰希望获得日本厂商的代理授权，但是却被拒之门外。收售边角废料的路子也不可能一直持续。此时的星源材质，面临第一个十字路口，是见好就收，还是继续前行？
陈秀峰和陈良决定赌一把大的。将之前贸易赚来的所有资金押注自主研发。在一片国内科技的空白地带上自主研发，和代理贸易完全是两个难度级别。意味着一旦成功，将名垂青史，而一旦失败，则倾家荡产。
但深圳这片土地上从不缺少幸运的故事，星源材质不仅成功搞出了锂电池隔膜，更是历经曲折，发展成为国内锂电池隔膜的龙头企业。
星源材质的锂电池隔膜工厂
类似星源材质的创业路径，并不是深圳高端制造业的个案。不拘一格，敢放手一搏，这是早期在深圳打拼天下的那一拨企业家，几乎共同具备的天性。
1995年，28岁的处级干部王传福，从一位做投资管理的表哥那里借了250万元钱，注册成立了比亚迪科技有限公司，领着20多个人在深圳莲塘的旧车间里开始了镍镉电池的生产。
1987 年，43岁中年男人任正非，因经营被骗200万元而被国企南油集团除名，妻子随后与之离婚，任正非一个人带着老爹老娘弟弟妹妹在深圳住棚屋，集资2.1万元，创立华为公司。
比亚迪和华为的创业故事本篇不做多叙。这两者如今分别在不同的领域，代表着中国制造的最高水准。
深圳的第一代创业者，和7000年前咸头岭的祖先们一样，在一片完全野生的处女地上，开垦着属于自己的世界。
深圳人这种野蛮生长能力，随着深圳的国际化大都市化，正在逐渐退化。即将进入不惑之年的深圳，不再是二十来岁那个年轻的深圳，血气方刚，可以凭借一腔热血和过人胆量打天下。年近四十岁的深圳，越来越精英化，越来越具备自己的判断力。
屡屡被官方宣扬的“深圳精神”，形成于1990年，原为“开拓、创新、团结、奉献”的八个字。2002年3月至8月，深圳市开展了“深圳精神如何与时俱进”大讨论活动，深圳市委常委会集中全市人民的建议意见，经过慎重研究，决定将深圳精神重新概括为四句、十六个字。新的深圳精神是“开拓创新、诚信守法、务实高效、团结奉献”。
位于深圳市委门前的拓荒牛，代表着深圳精神
深圳不再年轻。房价飙涨的深圳，也不再是外地人追逐梦想的天堂。但是四十载的沉淀，让深圳这座城市稳重、精明了许多，却依然保留着不拘一格，创新求生的气场。
外迁的深圳
陈秀峰兄弟、王传福、任正非等人初来深圳之时，看中的是深圳优渥的政策土壤、开放的交易环境，浓厚的创业气氛。而如今，企业家们却要纷纷“逃离”深圳。
深圳的版图，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张，城铁和高速公路的兴建，不断地将整个珠三角拼接在内。逐渐步入一小时生活圈的珠三角经济带，正在升级成为粤澳港大湾区。深圳这个拉动珠三角乃至全中国经济的火车头，却不再有足够可供制造业发展的土地。
与土地不足相伴而生的，是房价的飙涨，当年打工仔的天堂，如今成了一座买不起房的城市。
星源材质的第二、第三座工厂，都没有选择落地在深圳。2017年，与主要客户之一——国轩高科合资，总投资30亿人民币，年设计产能5亿平方米的湿法隔膜工厂在合肥投产。2018年12月，总投资50亿人民币，年设计产能10亿平方米的超级涂覆工厂，即将在常州投产。
合肥建厂是因为主要客户位于此地。而投资常州的原因也与客户有关，除了深圳没有足够合适的土地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重要的下游客户如LG化学等，均将自己的电池工厂布局在长三角。
2017年，一篇名为《是深圳抛弃了制造业，还是制造业抛弃了深圳？》的文章在网络流传，文中引用深圳市政协发布的长达25万多字的《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壮大深圳实体经济重点调研报告》指出：深圳制造业外迁已成潮流。“近期，有超过1.5万家企业迁出深圳。”
外迁的包括深圳的诸多明星企业：如2014年中兴通讯将生产基地迁往河源；比亚迪则在2015年，将新能源汽车的产业基地选择在广东经济最为落后的汕尾；2016年华为终端转移落户至东莞松山湖；大疆科技2013年就在东莞买地；富士康更是早早地，将不少生产线移到了郑州及内地诸多城市……
欧菲光、兆驰股份、兴飞科技、海派通讯等企业，将生产线搬迁至江西南昌，建立了规模庞大的产业园区……
比亚迪汕尾工厂
另一篇几乎同时流传的文章名叫《别让华为跑了！》，文中除了将深圳制造业外迁的重要原因归咎为深圳一路高歌猛进的房价，和严重短缺的土地，也同时指出：“全球性的伟大公司，往往都是在轻松舒适的城市中诞生的。”而深圳这样高强度、快节奏、每天都在疲于奔命的城市， 显然不再适合研发型人才的留伫。
评论之间也纷纷声讨，高房价不仅留不住打工人群，甚至可能连高收入的精英人才都一并挤出。
任正非随即站出来回应：“深圳的营商环境总体已经很好了“，“我们从未想过要外迁，我们总部基地永远在深圳”。
事实上，迁移是一定历史时期中，不可逆转的趋势。当年移民组成的美国，也曾经历一场制造业的大迁徙。在美国的制造业离岸外包的那个年代，整个第三世界纷纷成为美国制造业转移的腹地。
当年因为本土制造成本过高，而鼓吹美国制造业离岸的人们，显然忽略了离岸后的真实成本。生产与公司的管理分离，隐性成本的增加；产品和生产流程的脱离，减少了改进产品的可能，失去产品的创新性；知识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员工流动大，无法储备高端人才；远距离供应增加交付周期，进而增加仓储需求；供应链和存储环节占用大量资金……以及国内工作岗位的流失，某种生产技能的丧失，让离岸的美国制造业，逐步呈现空心化状态。近年来，美国自上而下，又开始一场“制造业回岸”的运动。
深圳的情况不太一样，深圳转移的腹地，是大湾区和整个中国，并不存在肥水流向外人田的问题。对于已经超负荷运转的深圳城市来说，转移一些相对低端的产能也是一种减负。相反，深圳制造的外迁，可以外溢价值到相对落后的地区，以深圳为高地，优化大区域的产业布局。
从这个角度来说，深圳牵引着整个中国制造的升级。
迎风升级
制造业外迁的背后，并不是深圳的没落，而是深圳的升级。
就好比一个创业者，过了二三十岁靠体力和激情打拼的阶段，没必要再时时刻刻冲杀在一线。转而以经验和智慧，带领着公司的发展。
即将四十不惑的深圳，如今正在从一个制造+交易驱动的城市，逐步升级为一座科技+资本驱动的城市。
华强北并没有没落，在经历萧条之后重塑的华强北，虽然少了以前川流不息的买卖人，但却正以另外一种力量，继续牵引着中国电子产业的创新发展。
早在2008年，深圳市政府就对华强北的未来发展提出了“三个中心”的定位，即高端电子信息服务、展示和交易中心，多元业态混合的高品质商业中心和生产型服务中心。如今的华强北，一改过去低端卖场的形象，已经成为“创客”的天堂。
星源材质虽然将工厂向外转移布局，但是最主要的管理和创新研发中心仍然在深圳。
比亚迪的决策大脑仍然在深圳，而华为的中枢神经，仍然在深圳。
企业外迁的，只是工厂和部分创新部门。正如任正非所说，深圳经过四十年的发展，“营商环境”总体已经很好了。
任正非所说的营商环境，不仅包括政策、法治，还应该包括资本、信息和配套环境。而新世纪以来崛起的金融资本，已经成为推动深圳，乃至中国持续创新的新生力量。
如今的深圳，拥有证券交易所1家，证券经营公司19家，期货公司13家，法人保险机构22家；基金管理公司24家，所管理的基金占全国半数以上。
深圳市政府1999年出资，并引导社会资本出资设立的深圳市创新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深创投前身），目前管理各类基金总规模约2913.47亿元，已投资项目927个，累计投资金额约402亿元，其中142家投资企业分别在全球16个资本市场上市。已经成为国内规模最大的创新投资机构。
2018年的资本寒冬，深圳市政府拿出500亿专项资金，发放委托贷款给上市公司，用于救助企业的流动性。这一颇具争议的举措背后，也体现出如今深圳的财大气粗。
而根据吴晓波2017年8月19日在深圳前海万豪酒店的《转型之战——转型升级的七条路径》主题演讲中提到，“中国企业利用庞大的内需市场和人民币泡沫所形成的资本能力，在全球范围内通过并购和降维打击的方式，获得制造环节的核心能力，这件事情是不可逆的。”
深圳制造，正在迎风升级！
任正非眼中的深圳的未来是六个字：“法治化、市场化”。在任正非的理解里，把知识产权保护真正一点点地落实好，就会原创越来越多，创新就有可能。
如果说前四十年的深圳，是可以打破传统，不按规则出牌，草莽英雄创造了深圳的奇迹。那么后二十年的深圳，则需要多一些规范，多一些规矩。
在深圳开车的司机就会深有体会，深圳的交通处罚有多么严格。
2018年3月30日，深圳交警通报了一个在深圳很常见的罚单：车牌号为湘FXXXX9的小车，于2018年03月28日在滨海大道沙河东立交东往西，驾驶机动车违反规定占用应急车道。深圳交警对此开出的罚单是：罚款3000元、记6分。
关于违反规定占用应急车道，公安部的规定是：罚款200元，一次记6分。很多省市都是按照公安部的规定开罚单，深圳则直接把罚款额提高了15倍！
这就是现在的深圳。临牌过期，罚！后排不系安全带，罚！在内地不经意的违章，在深圳也可以罚到肉痛。而严格执法的背后，是深圳规矩的一个缩影。有规矩，就要遵守。有法治，就要执行。这种对规矩的敬畏，带来市场的公平。
所以，成为中国制造业的领航者，在上个世纪，深圳是开路先锋。在本世纪，深圳仍是当仁不让。这座城市的未来，还远远不到下结论的时候。它正以强大的自我认知和更新升级能力，在新时代书写新的辉煌，肩负更重大的历史责任。
尾声
深圳制造的四十年，是中国制造的四十年。
深蓝大道两侧，如今已鲜能见到拎着蛇皮口袋，操着各地方言的往来客商。而穿行的人流，依然显得忙碌、仓促。这些人的衣着明显光鲜了许多，都是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其中不少人已经拥有深圳户口。
深圳是什么？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
毗邻香港的深圳，当初只是内地人的一个逃港口岸，冰凉的海水中埋葬着无数食不果腹者悲怆的梦想。如今却成为一个重要中枢城市，每天从全世界赶来的客商络绎不绝。这里诞生着无数中国式的传奇故事，也驱动着中国制造的沉淀，升级，迈向中高端。
陆地面积1997平方公里的深圳，无法仅仅用“创新之都”四个字来概括。相对于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国土，深圳又实在是显得渺小。但正是这中国地图上的一个小圆圈，成为了中国市场经济的第一块试验田，成为了中国奇迹的梦起之地。这块小小的土地，成就了无数人，改变了无数人，也摔倒了无数人。
深圳是什么？只有经历过的人才可以回答。
对于改革开放的经历者们来说，即将年满四十岁的深圳已经不算年轻。但是对于深圳来说，四十岁还很年轻。未来的深圳，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而对于一座时刻保持创新状态的城市来说，故事不会有终点。
【1】南方都市报《华强北30年发展史:土丘荒地到南方最大商圈》，2013
【2】新华社《特写:创客“工具箱” 小铺通世界》,2017
【3】深圳商报《揭秘:中国电子第一街华强北的前世今生》，2017
【4】蒂姆·哈特泽尔 [著] 何蓉 [译]，《美国制造业回归之路》，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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