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我又思考了一下，发现儒家的天命观在实践层面其实有很大的b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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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人千古不磨心

儒家是一个很复杂的群体，你这样简单的从近代批儒批孔者得来的宏观叙述，是难以把儒家与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关系这个问题讲明白的。

儒家承认等级（阶级）的存在，但却不能简单的把等级与儒家划等号。

儒家的第一个观念，是血缘，等级也是从血缘中。所以儒家讲亲亲，讲爱有等差，都是从血缘这个基本因素来的，没有血缘的关系儒家这些关系都无从谈起。但如果只考虑血缘，那么这只是殷商儒，因为殷商最讲祖宗崇拜，换言之最认血缘关系的。

儒家的第二个观念，是天命，等级的合法性是从天命中得来的。所谓天命，难以简单讲明白，这里只取其中一个较为通俗的方面来说，天命就是天下有德者居之。这个观念是周儒带来的，周取代殷商得到天下，它得解释他的合法性，这个解释就是他们靠祖宗之德而得天下，换言之天下不是靠血缘关系来讲继承的，而要讲祖宗所具有的德，失去其德就失去天下，能承其德就是承天命而得之。有人会说，这不过是周人伪饰，周人实际也很残忍很狡诈。这种诘问根本就无关紧要，因为这里只考虑的是政权合法解释的变化，在周人那里，我们中华民族对于政权合法性的解释，就不再是只是“我武力强大，所以我有合法性”，“这是我祖宗留给我的，所以我有合法性”，而是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我有德，所以我有合法性”，你甭管他是真有德还是无德，从周人开始，中国政权的合法性就必须要有“德”的解释维度了，至今都是如此。

儒家的第三个观念，是师道。这是孔子儒带来的。以前是有师无道，至孔子始就是则有师道。什么意思呢？就是作为一个老师，好像看起来最基本的特质是传授“知识”，但在孔子儒系统里，作为一个老师不仅仅是传授知识，老师本身就是一种“道”，这种“道”本身就有讲究。从老师与知识的关系来讲，老师传授知识是要讲道的，从老师与学生的关系来讲，老师不仅仅是传授知识，也在传授道，从老师与老师（其自身）的关系来讲，老师自身就要遵守师道。等级关系的逻辑中心，从殷商讲祖宗之血缘、周人讲祖宗之德，到孔子则又有突破，不在祖宗那里打转，而突破到“师”，以“师”来讲等级，这是孔子儒。

儒家的第四个观念，是天道。此为汉儒所讲，简而言之，天地之等级秩序，就是人伦之等级次序之标准。

儒家的第五个观念，就是人为最灵。此为宋明理（心）学儒所讲。此观念，首先是要反对汉儒的讲法。可以这样说，汉儒认为“观乎天地，则见圣人”，而宋儒认为：“观乎圣人，则见天地”，这样一个对比能显示汉儒与宋儒精神取向的不同，然后是凸出儒家与其他一切万物有灵论的区别，儒家承认万物有灵，但是人为最灵。另一方面这是顺孔子师道的讲法，师道对于儒家来说有两条进路，第一条是作帝王师，第二条是百姓师。说白了，一条去当官作帝王的老师，一条在民间作为教化的教主，第二条路往前一小步走就是基层的文化组织，往前走一大步就是宗教。本来宋明理学（心学）皆属于第二条道路的儒家，朱熹和王阳明都属于非权力核心的教主型人物，后来理学成为官学以后，这条路主要由心学这一派的人在走，所以明亡之后，遗民骂心学教坏天下人心，就是因为心学走的就是老百姓路线，到底教坏没教化人心不关键，总之天下老百姓人心方面的问题就得心学来背锅。

大致来说，儒家在各个时代就表现出这样几种观念，后面的儒家总是兼具、批判的继承以前的儒家。儒家当然是承认等级存在的，上面的每一种观念都能演绎出一种等级体系。但不代表等级体系的存在就代表儒家存在，因为如果存在可以不讲血缘、天命、师道、天道、人为最灵的等级社会的话，那就不存在儒家了。

这两天我又思考了一下，发现儒家的天命观在实践层面其实有很大的bug，因为天命观与政治相结合之后，会特别在意塑造所谓的形式上的政治合理性。

比如，天子坐明堂，在儒家眼里，明堂作为一个彰显天子威仪的东西就是展现天命的载体。那么沿着这种逻辑，是不是明堂修得越气派，这种天命感越强呢？

于是乎修呗，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反正苦的都是老百姓。劳动创造的价值服务于一个虚无缥缈的被形式化的天命，这在信息闭塞，民智未开的古代还有一定通过“圣象”凝聚人心的功能，但放在当代，信息扁平化，大学生过剩的年代，这种形式主义就非常落后了。

既然提到圣象了，那就不得不提提天主教对于圣象的执着。宗教改革很大程度对这种形式主义进行了批判，而后的新教则是赋予了基督教一定的现代性，这也是为何新教国家进行工业化都很成功，从思想文化上来说，即是把更多的社会资源放到了实事求是的地方，而非去搞这种类似于儒家天命所带来的政治形式主义。

实际上现在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化，早就不是传统儒家那套，只是对于“修明堂”的心理，就像西方人修“教堂”的心理一样，仍然存在于人心中。

但这种通过外物去印证自己身份的心理，放在微观个体层面可行，而在宏观的社会层面就容易形成一种毫无必要的内卷化的风气。

中国社会上一阵子所形成的开豪车，住豪宅风气，究其思想文化根源，与武则天为证明自己受天命所昭而修超大明堂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此外，在政治实践中，天命观会出很多问题。这取决于这个皇帝得位是否正。比如像武则天这样逆天改命者，势必会因为底子不牢而疯狂地通过“物化天命”的方式搞形象工程。此外，就算不是武则天这种外家人夺权，自家子嗣争夺皇位也会存在类似的问题。

总的来说，我觉得儒家的理论都很好，而且有具体的形骸，但到了实践层面就会变味，流于形式。所以我才说儒家对于现代社会来说，放之于个人，家庭很好（修身齐家），但放之于社会却有很大的问题（也就是说平天下的效果弱化了）

另外一个层级，是儒家这种过于看重形式的实践结果在现代环境中，面对西方的自由主义攻势非常的脆弱。定体论，国等民这些神奇帽子其实打的都是儒家这套思想的薄弱环节。

在封闭的中华文化圈子里看儒家，大体是可以自圆其说的。但放在高度全球化，对面舆论攻势一波接一波的当今呢？

想想49中门前那一个个百花战士吧。尊重现代人精神世界与古人的一些客观差异，有助于我们继承发展自己的传统文化，也有助于儒家思想迈上一个能融入现代化的新台阶。

而我与马督工最大的区别在于，他起手就认为传统文化是错的，而我则认为是其发展得不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