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被当成恋童癖，这群同性恋也要解放儿童

摘要：儿童是被压迫的阶级，在父权制家庭制度的统治下受苦。同性恋解放组织意识到儿童在传统家庭之下失去自主权，并受到各类压迫，并开始引导解放儿童的社会运动。

1972年，于三年前（1969年）的石墙骚乱后成立的最具影响力的同性恋解放组织之一——波士顿男同性恋解放组织（Boston’s Gay Men’s Liberation）的成员驱车前往迈阿密，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递交了一份含有十项诉求的宣言（文末附有全文翻译）。在新的酷儿政治意识、女权主义和义愤的交汇下，这份宣言应运而生，表达了一种乌托邦式的政治愿景。它涵盖的内容十分广泛，其涉及的领域远远超出我们现在对LGBT政治的定义。例如，它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停止任何基于生理上的歧视。任何政府机构都不应记录肤色、年龄和性别。生理特征永远不应在法律上造成任何歧视或特权。”

1970年的“同性恋解放日”，华盛顿“马太辛协会”成员在纽约街头。

图片来源：Timeline.com

四十五年过去，如果说男同性恋解放组织的许多要求仍有争议，但大部分要求在今天的政治语境中却仍然清晰可辨：该组织试图结束美帝国主义，防止基于性别认同的歧视，并废除警察制度。许多激进左翼人士在今天依然有上述诉求。然而，该宣言中的第六项要求，即使是对于今天的许多活动家来说，都显得不负责任、异想天开并有些危险，可能引发社会动荡：

抚养孩子应该是整个社会共同的责任。应该解除父母对“他们的”子女的任何合法权利，每个孩子都应该自由选择人生。要建立免费的全日托儿中心，让男女同性恋者共同分担抚养孩子的责任。

集体育儿？在法律上解放儿童？酷儿们帮助抚养其他人的孩子，并且作为榜样和道德楷模？当保守派们警惕共产主义赤旗下自由的“社会改造”（social engineering）时，他们所害怕的不正是这种苏联的教育日托所在美国的酷儿版本吗？

还是说，它是一个将女性最终从生育负担中解放出来的乌托邦，同时创造了一种社会结构，在这个社会结构中，孩子们可以作为独立个体放心地活动，不会因为探索“性”而感到恐惧或羞愧？

“童年”是成年男性为了压迫女性创造出的概念 

至少从十八世纪以来，关于童年的本质一直存在激烈的争论。孩子们是否天性本善，是适合开放的劳动力市场，还是需要标准化教育？这些问题在几个世纪以来引起了两极分化的观点，但大多数改革者已经在不同程度上都认为，儿童需要成年人的保护，作为交换，他们享有较少的基本权利。

无论先前的许多改革有多么进步，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儿童解放运动都是巨大的突破，因为它否定了儿童应该由家长抚养。在成年人（从嬉皮士、激进女权主义者到民权主义者或早期同性恋平权者）寻求更大的个人自由的文化背景下，年轻人认为自己是（或被认定为）被压迫的少数，从而寻求享有法律上的平等和解放，也许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20世纪60年代的激进主义本质让我们知道，儿童解放并不是一个题外话，而是争议的核心。保罗·古德曼1960年最畅销的书《荒谬地成长：组织系统中的青年问题》（Growing Up Absurd: Problems of Youth in the Organized System ）提出，儿童是资本主义横冲直撞下的首批受害者；而同年A·S·尼尔的具有前瞻性的教育论文《夏山学校：一种激进的育儿方法》（Summerhill: A Radical Approach to Child Rearing）提出，儿童可以作为民主行动者，做出明智的社会选择和性选择，而且他的学校多年来一直在此方向教育他们，这种教育方法没有任何不良影响。

当中古史学家菲利普·阿希叶的《童年世纪：家庭生活的社会史》在1962年以英文出版时，也一样引起了轰动，这本书追溯了西方国家“童年”的详细历史，证明我们现代的“童年”概念——即孩子必须被保护在世界之外——只是近年的社会建构。核心家庭也是如此。 阿希叶表示，在历史上大部分年代，除了最年幼的孩子以外，其他儿童都像成年人一样生活于世。

《夏山学校》一书在1960年至1970年销售量超200万，而古德曼的 《荒谬地成长》在出版的最初几年销量也超过了10万。儿童解放的政治语言很快取代了理论和猜想。在20世纪70年代，至少有15本面向大众的书籍宣传儿童权利和儿童解放思想，包括大卫·古利布的《儿童解放》（1973）、比阿特丽斯和罗纳德·格罗斯的《儿童权利运动：战胜青年的压迫》（1977）。

而当这些想法与新出现的女性解放话语相结合，就发生了更为激进的转变。例如，舒拉米斯·费尔斯通在其突破性的《性别辩证法》（1970）一书中指出，生理生殖本身是女性压迫的核心，并呼吁采用新技术来取代分娩。此外，她还认为，儿童是被压迫的阶级，在父权制家庭制度的统治下受苦。费尔斯通在“打倒童年”一章中争辩说，“童年”这一阶段的产生以及“童年无辜”（childhood innocence）的概念是成年男性为了加强对妇女的压迫而创造的建构，而这也是核心家庭的功能。凯特·米利特在1984年的论文《超越政治：儿童和性》中进一步指出，儿童的压迫明显源于否认他们的性认知：“性本身对儿童是一种罪恶。这就是成年人如何控制孩子并禁止他们的性行为的。这种观念已流传许多年了，而且对成年人来说无比重要。”

同性恋解放儿童 

同性恋解放组织受到妇女解放组织的启发，许多人希望在他们的行动中加入童年和教育学的话题。然而，仅仅因为表达了对儿童的理论兴趣，他们就面临着被当做是恋童癖的风险; 毕竟，当时大多数美国中产还是认为男同性恋是变态者。 一些同性恋作家采取了立场，直接承认大多数同性恋者都知道而大多数异性恋者却试图拼命否认的事实：同性恋儿童是存在的。面对着种种谬见——即成年女性和男性“选择”去当同性恋或者被堕落的成年人诱惑成为了同性恋——同性恋解放者讲述了他们自己作为同性恋儿童的故事，并根据正如凯特·米利特的理论认为，对青少年来说，性压抑和缺乏性知识远比同性性行为更危险。 卡尔·威特曼，在石墙骚乱前一个月发表的具有奠基意义的《同性恋宣言》中写道：

关于剥削儿童的说明：孩子们可以照顾好自己，并且比我们愿意承认的时间更早就意识到了性。我们这些在青春期早期就开始在公共场合猎艳的人都知道这一点，我们这是在寻欢，而不是被老色鬼勾引……至于对儿童猥亵的行为，绝大多数都是异性恋男人对小女孩做的：这不是同性恋特有的问题，而是由反对肉体之欢的禁欲主义所带来的挫败引起的。

石墙骚乱。图片来源： Leonard Frank 

仅仅谈及同性恋儿童的存在就冲击了恐同人群的核心。成年同性恋说他们还是孩子时就已有了特别的性欲，这类证词是公众关于同性恋话题的新发展，也是一个大胆的政治策略。事实上，在一个新兴的儿童解放运动的背景下，证明同性恋青少年和儿童的存在对政治组织产生了直接影响。石墙骚乱后不久，随着同性恋解放组织遍布全国各地，青春期的酷儿们也开始组织起来。在《纽约的同性恋解放青年运动：“恋人永不言败”》（The Gay Liberation Youth Movement in New York: ‘An Army of Lovers Cannot Fail’，2008）中，斯蒂芬·L·科恩记录了十年间至少三十个美国LGBT青年成立并运作的组织。

更激进的理论家认为，一旦人们接受了资产阶级家庭压制儿童性行为的观点，按逻辑来说下一步就是要求结束核心家庭，并让男女同性恋者参与儿童养育。尽管其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可能使其有些极端，但在当时，政治运动范围延伸到育儿领域并不是越俎代庖。其他政治运动已经在处理如何去定义儿童及其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之类的问题。例如，黑豹党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学校和课外项目，还有免费早餐的计划，将自身参与到既有的公立学校系统。

主流和激进的女权主义者成立了女权主义日托中心。他们还出版了没有性别歧视的儿童书籍。最著名的包括马洛·托马斯1972年的插图书和唱片《自由地去做……你和我》（Free to Be . . . You and Me），鼓励性别平等;还有夏洛特·佐洛托1972年的创作的图画书《威廉的娃娃》，书中一个男孩想要一个玩偶当礼物，让他注重性别规范的父亲大为恼火，因为娃娃一般被认为是女孩的玩具。

同性恋家庭的诞生

坚持认为男女同性恋能够帮助抚养孩子，这是改造传统家庭的一种激进观点，但其目的不仅在于塑造儿童，也在于塑造成年人：许多活动家认为，只有当他们能够参与抚养社会下一代时，他们的公民权利才能充分地被享有。

但我们也要客观地去看到，多年来，成年酷儿们一直在抚养被家人发现性取向并离家出走的酷儿儿童，特别是在纽约西村和旧金山卡斯特罗等同性恋聚居区。无家可归的酷儿儿童，无论是自己选择还是被环境所迫，都往往会涌向这些街区，在那里他们常常被好心的成人收养。例如，Sylvia Rivera和Marsha P. Johnson于1970年创办了街道异装运动革命阵线（Street Transvestite Action Revolutionaries，STAR），在曼哈顿为无家可归的跨性别青年设立收容所。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同性恋俚语中，如果一个年长的男同性恋者接受了给新来的年轻男同性恋者提出指导或建议的任务，他就会被称为“妈妈”（mother）。

由跨性别组成的酷儿家庭 图片来源：《姿态》剧照

这符合20世纪70年代早期流行的“同性恋家庭”概念：不具有传统家庭关系的、一种延伸了的，通常是跨代的朋友们互相支持，就像一个生理家庭那样。在社区中建立家庭，对于当时许多LGBT人群的日常生活至关重要，说实话这是在挽救生命。这种家庭的活力在70年代末十分明显，当时Sister Sledge的热门歌曲“我们是一家人”（We Are Family）立即成为同性恋酒吧的最爱，并且经常被作为LGBT社区舞会和同志骄傲游行的最后曲目播放。在艾滋病流行期间，对同性恋家庭的需要更为迫切，因为许多原生家庭抛弃了他们生病的儿子，而传统的疗养社区也崩溃了。

换句话说，同性恋者多年来一直在创造和养育家庭，这些家庭比起核心家庭提供了诸多优势——特别在身体和情感安全上。然而，他们不希望这种家庭再被视为是二流家庭，他们想要让所有人从父权制和资产阶级价值观的残暴枷锁中解放出来。

酷儿育儿的实践

然而，男同性恋解放组织的要求从来没有实现，对于如何进行实际操作，“十点要求”的作者往往只有雏形。同样，纽约同性恋解放阵线的一些男性成员也离开了该组织，他们认为这个组织不够女权主义，并建立了男同性恋革命女权组织（Revolutionary Effeminists）。历史学家马丁·杜伯曼（Martin Duberman）在2018年的对LGBT运动的分析《同性恋运动失败了吗？》写道，男同性恋女权主义者“认为男同性恋者也应该为女性服务，承担传统的家务，包括抚养子女，以此促进女性力量的崛起。然而，似乎男同性恋女性主义者也没能将理论付诸实践，而且这个团体的成员从未扩大，因此很快就消失了。

尽管如此，在地方层面上，酷儿育儿的实践以不太激进的方式发生。除了上面提到的同性恋实际收养的例子，1975年波士顿的一些同性恋和异性恋男性——他们与男同性恋解放组织并无联系，但可能受到其要求的启发——形成了男子育儿组织（Men’s Child Care Collective）。虽然该组织有意识地被塑造成一个异性恋/同性恋联盟，但关于该组织的公布的极少量的报道总是将其称为“男同性恋的育儿组织”。这个口误可能说明了这一事实：该组织中绝大多数是男同性恋。

该组织在波士顿市中心布罗姆费尔德街22号的布罗姆菲尔德街教育基金会会面，在那里《男同性恋社区新闻》和《Fag Rag》（男同性恋解放组织的分支）的出版物都有自己的办公室。大多数会议都是为了提高意识，讨论男同性恋如何和异性恋男性成为朋友，如何共同合作。并且，作为一个进步的，制定女权主义思想的男性组织，他们也讨论要通过分担照顾孩子的工作以帮助女性。

他们开展的一个具体项目是为在剑桥参加酗酒互助协会的妇女设立一个日托小组。他们还在LGBT和进步政治会议上志愿提供日托服务。该组织的一个重点是向以各种方式被边缘化或处境艰难的妇女提供儿童保育。他们的女权主义理论既反映了男同性恋解放组织的一些要求，也有对阶级、经济和种族问题的关注。像许多政治团体一样，男子儿童保育会持续了几年。后来成员离开波士顿或更多地参与其他项目，该团体便解散了。

包括旧金山、圣克鲁斯和纽约在内，全国各城市都有了类似组织。这些组织的目标有三个。作为女权主义者，成员们承诺减轻一些女性照顾孩子的负担。他们也会有意识地反对一些限制性的性别角色，即男性不应照顾和养育儿童。也许最重要的是，他们决心通过言语和行为来对抗一个根深蒂固的迷思——同性恋是猥亵儿童者。

核心家庭的复归

然而，尽管包括波士顿男子育儿会在内的这些团体在观念上都是激进的，他们也奇怪地有传统的一面，因为他们倾向于把男同性恋者置于异性恋关系中，让他们作为孩子的临时看护人。而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看护孩子的女同性恋中的大多数也是已经离异了的。在某种意义上，女同性恋们或男同性恋们一起养育“自己的”孩子这一想法，至少再过十年才会开始萌芽。而当它出现的时候，它通常仿照而非挑战异性恋的核心家庭模式。随之而来的是，在同性恋平权活动中，近乎崇拜地将同性婚姻优先于所有其他目标之上。激进的同性恋解放组织的目标是颠覆核心家庭，但取而代之的是这项同性恋权利议程，它通过重新在核心家庭中注入象征意义和现实必要性，赋予核心家庭新的生命。

到1977年，美国全国保守主义运动的兴起，让罗纳德·里根入主白宫。它还预示着高度组织化的“道德多数派”运动（他们在道德及宗教上观念强硬而保守）的出现，将右翼福音派新教的话语注入政治。 在这一背景下，反同歌手安妮塔·布莱恩特（Anita Bryant）在攻击一项LGBT反歧视法案时，提供的原因是“把我们的孩子从同性恋中解救出来”。布莱恩特领导了全国性的“救救我们的孩子”（Save Our Children）运动，采用了美国现代历史上长期以来使同性恋者深受其害的骚扰、虐待和洗脑手段。

同性恋平权运动不再以事实，或最起码以同性恋年轻人的证词来与这些谎言对抗，而是放弃了与儿童和青少年的一切关系。同性恋社区中心对赞助同性恋青年团体犹豫不决。 社会对于男女同性恋合法收养儿童的讨论漠不关心。所有关于将LGBT材料引入课堂的讨论都被搁置。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政治讨论从集体照顾儿童，同性恋家庭转移到私有化核心家庭的婚姻平权。在更大的政治背景下，关于儿童解放的讨论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保护儿童免受性侵害，免受“不良”音频的浸染，免受潜伏的捕食者猥亵。

美国最高法院外，反对《捍卫婚姻法案》的示威者。

图片来源：Timeline.com 

近几十年来，争取婚姻平等的斗争对于同性恋平权运动的成功至关重要。然而，对于我们这些回忆起从前富有政治远见和活力以及激进变革潜力那段日子的人来说，这一胜利喜忧参半。用同性核心家庭代替传统的异性恋家庭，并不一定能根除这种体制带来的危害甚大的结构性问题。同性恋解放组织关于儿童的策略和理论方法是个复杂的政治问题。它们有的实际，有的则异想天开，但动机都是渴望能认真照顾儿童，以及希望彻底打破充满压迫的家庭结构。凭心而论，这些各种各样的运动——从证明同性恋儿童的存在，到照顾儿童，再到破坏允许父母“拥有”孩子的法律框架——不仅是同性恋解放组织为重塑世界做出的尝试，也是为了治愈数十年来社会（尤其是同性恋者的原生家庭）对同性恋们造成的伤害。

半个多世纪以来，这种疗愈在许多方面润物无声。数量惊人的青年纷纷越来越早地公开同性恋身份。而关于酷儿青年性行为和性别角色的讨论也日益复杂，充满活力。如同1972年的同性恋解放运动开始想象的那样，孩子们现在都没事，他们自己把自己照顾得很好。

原文链接：

http://bostonreview.net/gender-sexuality/michael-bronski-when-gays-wanted-liberate-children

附：

波士顿男同性恋解放组织的“十点宣言”：

波士顿同性恋解放阵线敦促将以下原则纳入1972年民主党纲领：

1. 我们要求结束一切生理歧视。任何政府机构都不应记录肤色，年龄和性别。生理特征永远不应成为任何特殊法律歧视或特权的基础。

2. 我们要求停止一切基于性取向的歧视。每个人都应该自由地获得性满足而不必担心被强奸。政府既不应使这些满足形式合法化，也不应使之非法化。任何人都不应该因为自己是同性恋而在行动（无论是移民入境还是出境）、就业、住房或其他方面受到限制。

3. 美国政府不仅应该结束对穿衣习惯的歧视，还应该积极鼓励更具想象力的着装。 任何武装部队或其他政府机构的成员都不应该被强迫穿“制服”，以符合生物性别或等级地位。 例如，如果他/她们喜欢，女性应该被允许留短发和穿长裤; 而男性可以留长发和穿连衣裙。

4. 应该停止对男女同性恋者的一切经济歧视。我们不应该因为性取向或着装习惯被剥夺就业或晋升的机会。我们应该与生活在核心家庭中的异性恋者享有同样的税收优惠。我们也应该和所有人一样有充足的食物、住房、医疗服务和交通工具，以便过上充实有益的生活。我们特别支持为每个人提供5,500美元的基本收入，我们呼吁重新分配国家财富。资源和权力必须从白人异性恋男子那里夺走，重新分配给所有人。

5. 我们呼吁停止所有关于“同性恋”的政府（或其他）研究。我们的性取向不是疾病; 所有化学、电击或催眠“治疗法”来“治愈”同性恋都应该是非法的。现在用于“精神健康”的政府资金应该给男女同性恋者和其他“精神病患者”群体，以便他们可以在咨询和社区中心组织起来以满足自己的需要。

6. 抚养孩子应该是整个社区的共同责任。父母对“他们的”孩子的任何合法权利都应该被解除，每个孩子都应该自由选择自己的命运。应建立免费的二十四小时托儿中心，让男女同性恋者在那里分担抚养儿童的责任。

7. 现在所有因任何“性犯罪”（强奸除外）而被监禁的男女同性恋者应立即从监禁室、精神病院或监狱中释放。他/她们应得到每监禁小时2.50美元的赔偿；所有监禁记录都应被销毁。因其他指控而被监禁的男女同性恋者应免于被狱卒或囚犯殴打和强奸；任何人都不应因在禁闭期间从事“同性恋行为”而被剥夺迅速释放或假释的权利。

8. 我们呼吁停止所有有目的的侵略力量。我们支持越南人民的七点和平计划，并呼吁所有美国及其支持空军、陆战队和海军部队从越南完全撤离。此外，我们呼吁所有美国军队返回美国境内，作为结束美帝国主义的最有效方式。

9. 在美国，我们要求解散所有武装部队、秘密警察（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国税局、禁毒队等）和制服警察。武器应该只用于保护人民和防止强奸。为此目的，我们呼吁建立一个人民警察机构，由现在最容易遭受警察暴行的人组成：第三世界团体、妇女、男女同性恋者和穷人。

10. 我们要求，不论国家、性别、党派、种族、年龄或其他人为强加的类别，所有人民都有自治和自决权。只要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成为他人的财产或奴隶，我们的解放运动就仍未完成。所有强权和统治必须结束，必须建立平等制度。我们必须共同寻求新的合作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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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Michael Bronski

翻译：七音

编辑：xd Targaryen 

美编：太子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