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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慕兰:“红色女特工”扑朔迷离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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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的黄慕兰。

2017年2月7日,浙江医院ICU病房,110岁老人黄慕兰安静离世,走完了她传奇的一生。作为中共早期地下工作者,黄慕兰亲身经历了那一段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与党史上的诸多重要事件与人物发生过交集。她先后经历了4段婚姻,诞下8名子女,写下6份密级不同的自传,其中公开发行的《黄慕兰自传》在带给她诸多荣誉、引发媒体高度关注的同时,也引发了一些怀疑乃至批判的声音。随着亲历者的渐渐凋零,那些重要的历史细节一点点堙没于时光的长河之中,真伪、是非、功过只能留待后人评说了。

走出包办婚姻,她投身革命洪流

1907年7月18日,黄慕兰出生于湖南浏阳,本命黄彰定,字淑仪,家里兄弟姐妹共有7人。1919年春天,她进入长沙周南女校就读。这是一所由教育家朱剑凡和夫人创办的进步学校,曾经培养出向警予、蔡畅等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在学校里,黄慕兰接受了五四运动的熏陶,思想变得开明起来。

然而,黄慕兰的学生生涯并没有维持多久,就陷入了封建包办婚姻的泥潭。黄的父母虽然算作开明人士,但受旧礼教的影响,早早就给她定下了亲事。1923年,黄慕兰带着丰盛的嫁妆出嫁。她的丈夫是一位好吃懒做的公子哥,每天吸食鸦片烟,靠打骂丫环来解闷。黄慕兰在这样的家庭中倍感煎熬,整天郁郁寡欢。她趁着父亲前来探望时,偷偷给他塞小纸条,求他一定要把自己解救出去。1925年,黄慕兰被舅舅接回了家,从此就摆脱了包办婚姻,走出家庭参加革命。

1926年春,黄慕兰只身奔赴位于汉口的英美烟草公司,参加支援女工罢工运功。她剪掉了长发,并由“彰定”改名为“慕兰”,以示对自己从小就敬仰的女英雄花木兰的敬佩和追随之意。当年6月,她加入了共青团,担任国民党武汉特别市党部妇女部长杜蕴章的秘书,并结实了同在党部任职的宣传部长宛希俨。11月,在妇女运动中表现积极的黄慕兰,转为中共党员,并担任武汉特别市党部执委、妇女部部长等职务,在宋庆龄、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下从事妇女工作。

在黄慕兰工作干得风生水起之时,她也迎来了甜蜜的爱情。她和宛希俨在长期的接触中互生爱恋之情,于1927年的三八妇女节结为夫妻。两人没有举办任何仪式,只是由董必武在一次会议上宣布喜讯,并在报刊上刊登了“我俩因为志同道合,结为革命伴侣”的启事,用这种方式宣告包办婚姻的终结。

随着北伐的节节胜利,蒋介石等野心家逐渐暴露其反共的本质,向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随着“四•一二” “七•一五”政变的相继举行,革命运动陷入低潮。黄慕兰夫妻奉命辞去了在国民党内的职务,离开武汉前往江西,开始筹组中共地下江西省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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宛希俨烈士。

这时,黄慕兰已经怀孕,她担任交通员,装扮成家庭妇女的样子,秘密传递各类情报和文件。在工作中,她学会了用米汤在线装书或者圣经上写情报的技巧,牢牢记住与不同人等接头的地址、暗号等细节,还要经常应付军警的上门检查,在刀光剑影中开启了“潜伏”人生。

1928年初,就在黄慕兰生育儿子杰儿3天后,宛希俨接到了去赣南地区担任特委书记的命令。出发前,他来到医院与黄慕兰母子告别,深情地握着妻子的手,细声交代说:“如果我在那边工作顺利,就来接你们母子上山;如有万一,你要服从党的安排,把孩子送回黄梅老家,交给祖父母抚养,长大成人好继续革命。”黄慕兰记得那是一个飘着鹅毛大雪的日子,她的心也随着爱人的远去而变得痛楚和冰凉。

宛希俨到达赣南地区后,广泛发动群众,进行了一系列的农民暴动,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引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反扑。1928年3月下旬,中共赣南特委被敌人破坏,宛希俨被捕。他严词拒绝了敌人的威逼利诱,经受了种种酷刑折磨,于4月4日英勇牺牲,年仅26岁(黄慕兰自传里,则提出宛希俨在1928年5月攻打江西万安县城时牺牲)。

当年年底,黄慕兰接到了去上海工作的命令。她遵从烈士的遗愿,先把刚断奶的孩子送到自己老家,由自己父母抚养半年多,再送至黄梅宛家。黄慕兰的父亲十分喜欢这个孩子,为他取名宛昌杰,以纪念他出生于英雄之城南昌。直到建国以后,阔别数十载的母子俩才得以相认。

调动命令到来,她忍泪告别次子

黄慕兰抵达上海后,被分配至中共中央书记处当秘书,负责中央政治局的会议记录,同时兼任中央机要交通员。她在工作中学习到了用各种符号代替文字的记录方法,既保证了记录的速度,又不容易被敌人发现。

虽然在中央书记处当秘书只不过几个月时间,却让她同时收获了一份爱情和一份怨恨。时任中央委员的贺昌与她工作上的接触很频繁,常常劝导她走出丧夫之痛,抛弃旧礼教影响,勇敢地追求自己的幸福。后来,贺昌向黄求婚,经组织同意后两人结为夫妻。他们没有操办任何仪式,只是搬至宾馆里一同生活,就这样黄慕兰在平淡中开启了第三段婚姻生活。

当时,担任共青团中央秘书长的饶漱石,早在南昌时就对面容姣好的黄慕兰心生爱慕之情,此时眼看着黄与他人结婚,就酸溜溜地说:“好啊!你是攀上高枝了,又是为中央政治局会议作记录,又嫁给了中央委员贺昌,眼里哪还有我这样的小人物呢?”

黄慕兰听后又是气氛又是伤悲,以至于在做完政治局会议记录后,恍惚间把记录本遗落在人力车上。她在黄浦江边徘徊了很久,越想越痛苦、自责、伤心,于是纵身一跃跳进江里寻短见,好在被水警救了上来。被冰冷江水刺激清醒了的黄慕兰,编造了一个失恋的理由搪塞过去,当时的报纸还撰写了“妙龄女郎失恋自杀遇救”的桃色新闻。后来,周恩来专门找她谈话,鼓励她不要计较流言蜚语和个人恩怨,勇敢地放下心中包袱,她这才重新振奋起工作的干劲和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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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黄慕兰以学生身份从事地下工作。

1929年春,中央鼓励机关干部下基层锻炼,黄慕兰积极响应号召,申请到工人中参加罢工斗争,成了浦东恒丰纱厂的一名学徒工。那时,学徒工不但收入低微,还经常忍受工头的凌辱,黄慕兰宣扬的妇女自救思想得到了大家的积极响应。

为纪念“七一”党的生日,黄慕兰和工厂的党员、积极分子们一起策划了罢工运动,黄慕兰被推选为学徒工代表,与资方进行谈判。还没等黄慕兰把工友们的诉求表达完整,军警们就一哄而上,把8个女工代表统统抓捕起来,关进了龙华警备司令部看守所。

此后不久,赫赫有名的“农民大王”澎湃不幸被捕,同样被关进了这个看守所。他利用其中一名看守为其做联络员,为狱中的政治犯们鼓劲加油,勉励他们不要暴露身份,等待机会出狱继续革命。因黄慕兰识字,澎湃与她交流很多,并在狱中书信留下两处和她有关的内容。后来,澎湃英勇就义,他的精神却激励着狱友们挺直腰杆去斗争。

监狱的生活无疑是十分艰难的,雪上加霜的是,黄慕兰发现自己怀孕了。好在同囚室的女工们都同情她,重活都帮她分担了,留下她来干一些缝缝补补的轻松活计。就这样关了足足100天时间,黄慕兰她们才重获自由。

出狱后,黄慕兰才得知丈夫贺昌已调至设在香港的中共南方局工作。考虑到经受牢狱之苦,她的身体极为虚弱,贺昌便申请把她也调来了香港。那时,广东省委军委书记聂荣臻夫妻也在香港,且聂的夫人张瑞华同样怀有身孕,于是两个孕妇笑称要指腹为婚,结为儿女亲家。

1929年冬天,黄慕兰执行了一次转运经费的任务。她装扮成怀孕的贵妇人,把共产国际汇至香港的钱取为现金,藏在樟木箱子的下层随身携带。黄慕兰购买的是头等舱船票,那天恰好是圣诞节,船上安排了丰富的活动,她回忆说这是此生唯一一次享受如此奢华的旅程。到了上海,她把钱交给了中共中央,顺利地完成任务。

翌年3月3日,黄慕兰在医院里生下了第二个儿子——郭平。没想到,骨肉分离的历史又一次重演。贺昌已经接到去天津任北方局书记的调任,马上就要启程履新。考虑到北方环境复杂、斗争艰苦,妻子的奶水不足,孩子又很瘦弱,估计难以承受舟车劳顿之苦,贺昌决定把孩子送给接任南方局书记的卢彪夫妻抚养。就这样,生产后仅一周,黄慕兰就不得不强忍泪花,告别襁褓中的次子,坐上了北上的海轮。直到1950年,中共中央把贺平从澳门接回北京,他们母子俩才得以相认,贺平才了解到自己的真实身份。

变身“红色女谍”,她迎来人生巅峰

抵达天津后,黄慕兰依然担任秘书兼既机要交通员工作。当时,受李立三左倾冒进思想影响,贺昌广泛发动党、团、工会、农会等组织,先后策动了唐山兵变和河北完县“五里岗”、博野一带农民暴动,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暴动很快就遭受失败,北方局的彭真、薄一波、陈复等领导被抓捕,党的组织和掌握的力量遭受严重破坏。

1930年9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错误路线,贺昌等人也在会议上作了深刻检讨。会上,贺昌被增选为中央委员。然而,仅仅几个月之后,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召开,王明取得了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三中全会制定的正确路线完全被推翻。会后,撤消了中共北方局,贺昌的中央委员职务也被拿掉,被调回上海进行反省。

贺昌经过痛苦的反思,对自己存在的左倾冒进思想有了深刻的认识,主动申请到苏区去搞武装、打游击。组织上批准了他的请求。临行之际,是否带上妻子同行就成了一个难题。

贺昌感到去苏区环境艰苦、斗争复杂,长期在城市生活的妻子很容易暴露自己、引发敌人怀疑,而把妻子留在上海,更能发挥她的活动能力与社会关系,于是推荐她到党的外围组织——中国人民革命互济总会,担任营救部部长。当时,由于左倾冒进路线,导致党的组织大量暴露,很多党员被捕,互济总会营救党员的任务十分繁重,黄慕兰常常奔波在营救战友的第一线。

黄慕兰在其自传中,描述了她在周恩来领导下,参与营救中共早期领导人等传奇经历。1931年4月,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关向应被捕,但其身份尚未暴露,党组织给他安排了一位年轻有为的进步律师陈志皋为其辩护。这个陈律师出生于当时享有盛名的海宁陈氏家族,父亲陈其寿在上海法租界当了18年法庭庭长,司法界方方面面的关系都很熟悉,有着较大的影响力。

黄慕兰扮演成上层妇女形象,以宛希俨遗孀的身份与陈志皋接触,赢得了他的信任和支持。在陈的引荐下,黄慕兰上门拜访了陈父。陈父对谈吐举止端庄大方的黄慕兰心印象很好,就专门约见了审判关向应案件的法官赵韵逸,席间宣布黄是他的干女儿,关是黄的表兄,要判案法官通融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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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慕兰与陈志皋及孩子们。

随着工作中的接触越来越多,陈志皋对颇有风韵的黄慕兰展开了热烈的追求。1931年6月22日,陈志皋约黄慕兰一起去看电影。因为时间尚早,两人就在咖啡馆聊天等候。这时,陈志皋在法租界巡捕房当翻译的同学曹炳生恰巧来到了咖啡馆,三个人便一起喝起了咖啡。

陈问曹最近巡捕房有什么大新闻没有,本意是想了解有关关向应的消息,不曾想曹爆出了一个更大的猛料。他说当天南京政府过来抓捕了一个共产党的头头,湖北人,50多岁的年纪,镶一口金牙,酒糟鼻子,只有九个手指头,还是悬赏了10万大洋才抓获的,赏金可真高呀!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黄慕兰佯装平静地搅和着杯中的咖啡,大脑却开始高速运转,在想这个人到底是谁。她像过电影一样,把中共的领导人挨个在脑袋中过了一遍,忽然想起来这个人应该是向忠发,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政治局常委会主席。

“这可是一个重要的情报,必须马上报告中央!”黄慕兰暗自下定决心。等曹炳生一走,她就自称头痛,电影也看不成了,马上就要回家休息。陈志皋也没多想,就送她回了家。

到家后,她很快就把消息报告给潘汉年。随即,一场紧急的大转移马上紧锣密鼓展开,由于应对及时,党中央并未遭受太大的损失。心思缜密的周恩来,还安排暗哨在自己和向忠发的寓所处埋伏侦察,发现有特务前来搜捕,证实了其已叛变的情况。令人万万没想到的是,被捕仅仅两天,6月24日向忠发即遭枪决。周恩来对黄慕兰的贡献高度肯定,称其“行动得很好,一上马就为党立了这一大奇功!”

经陈父打点,1931年底,关向应在被关押大半年后顺利出狱,黄慕兰和陈志皋一同前往龙华监狱,为其办理了出狱手续。不久后,关向应就前往湘鄂边苏区,在革命历程中作出了突出贡献。据黄慕兰自述,关对黄的营救之情一直铭记在心,要求党的领导人不要亏待于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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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慕兰在回忆录中,还详细记录了她设法澄清“伍豪脱党启事”的经过。伍豪是周恩来写文章用的笔名,但从1932年2月起,国民党在上海《时事新报》《新闻报》《申报》等各大报纸,刊出伪造的伍豪等243人联名脱党启事。为此,周恩来托黄慕兰,通过陈志皋刊发启事予以回应。但陈觉得自己出马会引发敌人审问,于是委托好友、法国律师巴和,以周恩来在党内常用别名周少山的名义,在《申报》再行刊登启事,算是侧面迂回进行了回击。然而,在文革期间,江青却发动红卫兵,利用“伍豪脱党启事”对周恩来进行攻击,成为困扰晚年周恩来的一个重要政治议题。黄慕兰自称,周恩来并不知道“周少山启事”,如果知道的话就会是一个很有力的武器。

传递向忠发叛变情报、营救关向应出狱、为周恩来澄清“伍豪脱党启事”,是黄慕兰一生引以为傲的突出功绩。随着《黄慕兰自传》的初版和再版发行,其中的情节被媒体不断放大,因此黄慕兰也有了“红色女谍”“《风声》原型”“美女特工”等诸多美名。

然而,也有这一段历史亲历者的后代和专家学者对此提出异议,比如原中共中央交通局局长吴德峰的女儿吴持生,近年来多次发文予以批驳。她提出,中央特科与中央交通局是周恩来领导下的两个垂直机构,最为忌讳两个系统的人发生联系、私下交往。而黄慕兰在自传中涉及到两个系统的多名人员,有悖于中共的地下工作规则。

情报史专家沙青青则认为,黄慕兰属于一般干部,周恩来不会与她发生过多联系,“伍豪脱党启事”发生前周早已前往中央苏区,更不可能在上海当面拜托黄来处理,更遑论给予她“党的百科全书”之类高度的评价。

潘汉年研究专家尹骐则在其撰写的《潘汉年的情报生涯》中提出,潘汉年把黄慕兰从互济总会“临时借调”至中央特科,是为了让她能够通过陈志皋的关系,接近法租界巡捕房华人探长赵子柏。但没想到,赵子柏对黄展开了疯狂的追求,为了防止失控的情感成为一柄“双刃剑”,潘汉年终止了这次行动,撤回了黄慕兰。

黄慕兰自传中谈及的三件大事,涉及党的高层秘密,且年代久远,加之当事人纷纷离世,因此究竟真相如何实难考证。但综合史料考证和专家意见,可以得出一个判断:黄慕兰应该是中央交通局的一名交通员,中途临时借调至潘汉年处执行专项任务。这三件大事,都是中共中央主动应变、群策群力的结果,黄慕兰的自传美化、夸大了自己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黄慕兰在其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对党坚持地下斗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奉命脱党成婚”,她走过坎坷人生

1932年,黄慧兰更名为黄定慧。为躲避国民党的抓捕,她在杭州避居了将近一年时间。在此此间,随着她和陈志皋交往的增多,慢慢萌生出“姐弟恋”。黄慧兰自述这时感觉非常苦恼,又十分思念前往苏区后音讯全无的贺昌。没想到陈志皋竟咬破手指,在一条白毛巾上书写爱意。后来组织上考虑陈这一层关系对于营救被捕同志十分重要,同意他们结婚。但黄约法三章:一是继续支持营救工作,二是婚后互不干涉个人行动,三是允许黄将来与前夫留下的遗孤相认团聚,陈全部答应。

1935年5月,黄慧兰与陈志皋在上海中华学艺社举行了盛大婚礼,开启了她第四段婚姻生活。《申报》等做了报道,沈钧儒还手录黄填词的《菩萨蛮》作为贺礼。婚后一段时间,她才掌握了贺昌在战斗中英勇牺牲的消息。她自称于1938年,得到了刘少文代表周恩来对这段新婚事的认可。

然而,吴持生持有的一份其母亲戚元德撰写的材料,注明黄慕兰“是大革命时代党员,曾为党做过有益之事,后因其作风事端屡教不改,违犯秘密工作条例等原因,经恩来同志决定与其切断组织关系”,而并非黄慕兰自称的“奉命脱党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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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皋与黄慕兰的结婚照。

1936年11月,国民党当局串通上海租界的巡捕房,以“危害民国”的罪名,逮捕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负责人沈钧儒、邹韬奋等七人,即“七君子案件”。当时,陈志皋与其他20个大律师一起担任他们的辩护律师,而黄慕兰亦四处奔走,为释放他们出一份力。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七君子”平安释放。

抗战爆发后,黄慕兰协助何香凝组织上海市的妇女抗日救亡运动,为前线筹集慰问品,照顾伤病员,开展文化义演,救济各类难民,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工作。后来,他们举家搬迁至香港,在香港沦陷前为转运文化名人出力很多。1941年12月,香港被日军占领后,黄慕兰及其两个孩子一度沦为难民,直到次年1月,才坐上船逃回内地,结束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在广东曲江,他们夫妻在国民党中央赈济委员会,从事了几年的粤港地难民的救济和接待工作。

1942年12月2日,黄慕兰生下了一个男孩。没想到,孩子出生才10天时间,她还发着高烧,却被国民党当局给逮捕了。原来,此前他们夫妻负责护送著名影星蝴蝶逃难,虽然人平安从香港回到内地,但她携带的21箱行李却在路途中被土匪抢劫,不久后在市场上公开售卖,而那些货物本来是蝴蝶想带到重庆高价出售的。恼羞成怒的蝴蝶在军统特务头子戴笠面前告了他们一状。加之黄慕兰经常与共产党联系,早已引起国民党的“关注”,于是以此事为借口,把他们夫妻俩都抓了起来,送至重庆关押。直到1945年1月,夫妻俩才得以释放出狱。这时,黄慕兰才得知自己在曲江所生幼子已经夭折,好在两个女儿并无大碍。因他们夫妻在抗战中所做的工作,2015年9月,她获颁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

抗战胜利后,黄慕兰重回上海,将其在战前打理的通易公司恢复经营。一段时间,公司经营十分红火,黄就用挣来的钱支持进步文化事业,支持国统区人民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然而好景不长,1948年中秋节,通易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发生了挤兑风波,受此噩耗打击,黄刚出生的小孩不幸夭折。屋漏偏逢连夜雨,陈志皋与其大学时期的恋人旧情复燃,1950年带着恋人转道香港去了台湾,从此与黄慕兰再未见面。

1955年6月,黄慕兰受“潘(汉年)杨(帆)反革命集团”案件牵连,被公安局带走审查。1960年,她被转入新建成的秦城监狱,直至1963年以“叛徒、特务、反革命罪”定案,释放出狱、管制3年。出狱后,她常常向上申诉。几年后,受“文革”波及,1967年6月,她又一次被关进秦城监狱,直至1975年5月才再次获释。好在黄慕兰始终注意自我身心调节,还坚持打太极拳锻炼,为其长寿奠定了基础。

文革结束后,黄慕兰一直为争取平反、恢复党籍党龄而不断申诉、四处奔走。1980年4月,黄慕兰获得平反。组织上认定她于1926年入党,1933年脱党,按1951年重新入党计算党龄。此后,黄慕兰担任上海市政府参事,直至1994年离休。

黄慕兰一生共生育8个子女,其中一人为宛希俨烈士之子,一人为贺昌烈士之子,6人为陈志皋子子女(2子夭折,1子3女长大成人)。其后代多在国外任职,事业有成,家庭幸福。

参考资料:黄慕兰《黄慕兰自传》、澎湃新闻《〈黄慕兰自传〉被指歪曲历史 公开史料与其有出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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