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业社会到后工业文明

20世纪发生的根本性社会变革，在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世纪都不能与之相提并论。之前的诸多个人类世纪发生过的社会变革，在规模上与20世纪的社会变革相比要小得多，在变革的速度上也缓慢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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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这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最大的群体都是农民。无论在什么地方，农民都占国家人口的绝大多数。而且自古以来，农民就一直是世界人口的主力军。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除了欧洲的英国和比利时，在其他先进的所谓“工业发达国家”中，包括德国、法国、日本和美国，农民仍旧占其总人口的大多数。

然而在粮食的供应上，一战前后除美国外的所有“发达国家”已越来越无法做到自给自足，越来越必须从那些非工业化和工业不发达的地区进口粮食。

不仅英国和比利时当年沦为了粮食进口大国，德国、荷兰和瑞士也是只勉强保持粮食供给平衡。1890年后，明治天皇统治下的日本对依赖粮食进口的担心成为其政治生活的主基调，成为日本对外侵略扩张以争夺粮食供应充沛地区的借口以及实行帝国主义的心理力量。

大城市由来已久，但在农业社会时代，包括西方各个发达国家的“大城市”在内，无不是被广阔农村分割包围着的一个个孤岛。1900年，尽管巴黎、伦敦、纽约、波士顿和东京已十分引人注目，当时的社会很大程度上与1800年的社会并没有多大分别。

除农民外，住在雇主家的佣人当时还是第二大群体。佣人包括长工、受契约约束的家佣和家奴，在农民出现以前他们实际上已经存在了数千年。与最广大的农民一样，佣人同样被认为是“自然法则”的产物。

在整个19世纪，土地集中，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事实上农民在总人口和劳动力人口中的数量占比在逐步萎缩，佣人在绝对数量和所占比重上却逐步上升。最为典型的是美国，由于大量移民涌入，佣人在美国的增长速度少有能及。到了1900年左右，由于新大陆的大部分土地已被瓜分殆尽，因此对许多初来乍到者，做佣人成为他们唯一的选择。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农民和佣人共同创造了经济和社会，共同创造了人类“文明”。

农民和佣人比比皆是，数量众多。但是作为一个“阶级”，他们又显得太过渺小。农民和佣人居住和工作的社会分布都十分分散，这两个传统的下层阶级没有成为一个有机的组织。事实上，他们非常难以成为一个有机的组织。

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屡见不鲜，18世纪后的农民起义爆发得尤为频繁，但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农民起义在经历短暂的血战后都逐渐走向了失败。19世纪发生在中国的两次农民起义令当时的统治者摇摇欲坠除外。

历史表明，农民很难组织在一起，并且农民群体难以保持必要的组织纪律性。

马克思1883年逝世时，资本主义工厂中的“无产阶级”在产业工人阶级中仍属于少数。占大多数的是在各个私人小作坊中工作的技术工人，各行各业的小作坊最多雇佣20-30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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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经济大发展，农民和佣人不断进入工厂从事工业生产。

对于农民和佣人来说，在工厂工作是机会。在人类历史上，工厂工作事实上是不需要背井离乡而可以“最普遍”、大幅度增加收入的第一次机会。

1900年，只经过短短20年左右的时间，西方国家中的产业工人已成为在工厂中控制机器的工人的同义词。很多工厂雇佣的工人数量已数以百计或数以千计。此时的蓝领工人既没有社会地位，也没有政治权力，没有经济能力或购买力。

1900年的事实证明，蓝领产业工人尚难以占据多数优势，马克思在几十年前早已预测到这一点，即他们仍无法依靠自身力量推翻资本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产业工人的工作时间都很长，在日本等一些国家，情况则一直延续到二战前夕。

但是，产业工人的工作时间仍然比农民和佣人的劳动时间短。早期产业工人的确在肮脏的环境中工作，生活贫困，的确遭到剥削，但产业工人的生活水平还是高于在农田里劳作的农民或在雇主家劳动的佣人，而且待遇也比他们好。婴儿死亡率下降可以证明这一点。

历史上，城市从来不能靠自身力量繁衍人口。城市要永久存在，则需要农村人口不断涌入。一战结束后的80年间，各个西方国家的城市人口迅速增加。

与农民不同，由大量聚集在一起的产业工人形成的群体，即他们的工作地点不是小作坊或单个的家里，而是大型工厂，工人们很快即证明了他们具有组织起来的能力，证明了他们具有作为一个“阶级”采取统一行动的能力。

由于蓝领工人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能够组织起来，以及保持组织纪律性的“下层阶级”，因此他们在1900年前后被上层阶级普遍视为难以消除的“社会问题”。

尽管从事农业的劳动人口在减少，但是除日本仍是唯一大量进口粮食的经济列强外，其他所有实行自由市场制度的发达国家于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均已转变成为了粮食生产出口大国，粮食产量皆达到了1910年时的许多倍。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在其人口和劳动力中的比重下降到了只还有5%。

1950年代，在每个发达国家蓝领工人都已是人数最多的群体。终于，他们受到了不同寻常的尊重。更重要的是，他们得到了政治权力 —— 工会被认为是“真正的政府”。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蓝领工人一度占到了美国劳动力总数的2/5。

然而到了1990年，蓝领工人及其工会出现了全面和难以逆转的倒退。

短短40年间，美国的蓝领工人在数量上已下降到不足总劳动人口的1/5，相当于退回到了1900年的水平，下降得已经不能再少。其他发达国家，蓝领工人的数量出现下滑的速度起初非常缓慢，但在1980年后，许多地方都开始加速下滑。工会的权力也以同样的速度变得越来越弱。

1950年代，在煤矿工人工会面前，英国首相就像火柴棍一样软弱无力。到了1980年代，撒切尔夫人公开藐视有组织的工人，并一步步削弱他们的政治权力，她反而一届又一届大选。制造业蓝领工人及其工会的命运与农民的下场几乎如出一辙。

历史上没有哪个阶级能像蓝领产业工人那样发展得那么快，也没有哪个阶级能像他们那样没落得那么快。能产生长期影响，甚至永久影响的是社会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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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变革就像海里的海水，不会因海面上的惊涛骇浪轻易改变流动的方向。改变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社区和政治制度的不是表面上狂风暴雨般的某个政治事件，而是些不那么显而易见的社会变革。

产业工人在20世纪的崛起显然不是靠武装斗争实现的。武装斗争与佣人最终的销声匿迹、与农民数量在20世纪的快速萎缩或产业工人的崛起等社会变革毫无关系。

17和18世纪发生在英国的圈地运动让农民失去了土地，产生的反应非常严重，且常常非常激烈，其影响范围只限于当地。19世纪初，东普鲁士爆发扫除农民的运动，同样在当地政治上和文化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产业工人在20世纪的崛起相对而言几乎没怎么破坏社会稳定。相反，他们的崛起成为20世纪社会发展最稳定的社会事件。

蓝领工人的崛起靠的是和平方式，其没落同样也是一种和平方式，社会上几乎没有因此引发抗议浪潮、严重的动乱和混乱。

蓝领工人不会像历史上的佣人群体一样销声匿迹，务农的新式农民同样也不会消失。传统的蓝领工人在很大程度上将成为一支从属力量。

技术劳动者和服务劳动者，即靠双手和理论知识工作的人，快速取代蓝领工人的地位。

这种崛起不是机遇，而是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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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中的工作不要求农民或佣人掌握他们本不能掌握的技能，也不要求他们非得掌握额外的知识。

相反，农民掌握的技能大体上比要求在从事大规模生产的工厂中控制机器的工人掌握的技能多得多。同时，从事大规模生产的工厂中控制机器的工人掌握的技能也比许多佣人掌握的技能简单得多。

与20世纪初的农民或佣人尽可能快地进入工厂工作不同。二战后继兴起的蓝领工人之后新兴的、将要取代蓝领工人占据支配地位的群体，根本上属于“知识工作者”。

新出现的工作机会大都要求从事这些工作的人接受大量正规教育，并具备获取和应用理论知识和分析知识的能力，他们需要采取不同的工作方式，并具有不同的观念。最重要的是需要养成不断学习的习惯。

20世纪末，在美国的劳动力大军中“知识工作者”的比例至少达到了1/3，即相当于战时以外昔日的蓝领工人所能达到的比例。

人们普遍认为蓝领工人在发达国家的没落在很大程度上或者完全是这些国家将生产活动转移到“海外”，即拥有大量无一技之长的劳动力和工资水平比较低的国家的结果。这种观点不符合事实。

可是，这种变化令美国历史上最长且最不容易处理的问题变得雪上加霜 —— 即黑人的社会地位问题。

二战后，越来越多的美国黑人进入实行大规模生产的行业成为蓝领工人和工会成员，他们的工作收入达到了中产阶级甚至中产阶级上层的水平，但并不需要他们接受太多的教育或掌握复杂的技能。然而，这些工作恰好是消失得最快的工种。

令人惊异的并非当初很多美国黑人缺乏受教育的机会，相反而是1940-1980年间对于美国黑人的年青一代而言，尽可能早地离开学校参加就业成为从事大规模生产的工人中的一员，在经济利益上属于明智的选择。蓝领工人在40年里的快速没落沉重打击了美国黑人。

在欧洲，“工人阶级的文化”和“有自尊心的工人阶级”已经存在了一个多世纪。即所有财富的创造靠的不是知识，而是蓝领工人的劳动，这种观念根深蒂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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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之后，发挥重要作用的比较优势已经体现在知识的应用上。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绝非还能寄希望于低工资。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方面当然必须设法为数以百万计的没有受过太多教育、无一技之长和除了昔日的蓝领工人的工作外几乎什么也不能做的年轻人提供就业机会。

更重要的是，后发展国家必学会靠发展教育和应用知识，谋求经济社会发展可持续。

在知识社会，纯粹的知识劳动者将不会占绝大多数，但在许多国家的人口和劳动力中，包括最发达的国家，知识劳动者将是数量最庞大的社会主流群体。未来社会的特征、领导阶层和社会分布状况，都将取决于知识劳动者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