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听，《诗经》在说“不”

    距今2500多年至3000年左右的《诗经》（亦称《诗》或《诗三百》）是记录华夏世界早期历史的一份证件，相传由孔子领衔、编撰删定而流传于世的有300余首，按作品年代的先后大致可分为颂、雅和国风三部分（国风或是汉朝再编辑的分类）。

    然而，师出孔门、另立门户的墨子给出的描述仿佛是另一个星球上的事，据说，孔老师“筛选”的底本有“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如此算来，删存比高达七三开。

    更有记载称，春秋时期还有诗三千首，分为“南、颂、雅、风”四个部分。今天，我们能有幸阅读到《诗经》的第一篇《关雎》便是属于“南”部乐歌之一的《周南》篇。不幸的是，《周南·关雎》似乎已被今人误解，“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本意也许并不是鲁迅开玩笑说的“郎才女貌好登对”，而更可能是描述3000年前以舞乐通神的女巫（淑女）在祭祀中与祖先神灵（君子）的对话场景。

    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文化的嬗变一如历史的曲折，蜿蜒往复却不可再现。而历经大浪淘沙的诗三百是灯火阑珊处的岁月遗留给后人的一份无声的交代。

（一）

    孔子依据什麽标准删定《诗经》，如今只剩传说。汉末的达儒曾指出，即便是这诗三百中能够称之为“正经”作品（歌功颂德）的只有三十四首，其余多少有些变味，或者说慢慢地唱作成了变奏曲。

    《诗经》是早期历史的写真，却往往被人忽视，它还是一部华夏最初思想变化的记录，深刻反映变化的就是那些后期大量产生的变“风”、变“雅”之诗。

   如何“变味”？简单地说，在“伐殷、践奄”（奄，殷的附庸）险胜之后，周人自以为，在祖先神灵“天人合一”的护佑下，建设新国家前途一片光明、蒸蒸日上。但是，天有不测，周初因无法彻底消灭殷族旧势而采取维新的社会制度已埋下悲剧的基调，新的最终难以压制住旧的，而旧的又死死拖住了革新，诸多社会矛盾产生并激化，维新被迫变换成维稳，终而“天降丧乱”，一己之福变奏为自求多福。变“风”、变“雅”之诗正是由社会悲剧的真实矛盾，反映而为矛盾的真实悲剧。

    对比同时代的古希腊，《诗经》可以被视作一部中国特色的悲剧史诗，不知名的创作者们不厌其烦地述说着一个又一个的“不”——这是特色鲜明的中国式的政治劝谏——主观上企图从衰微的命运中解救自己，却无法打破维新维稳的桎梏，所以注定回天无力，但这一切又在客观上造就出壮大诸子百家思想花果萌芽的土壤。

    这就是《诗》中深潜不露的秘密，与其说“《诗》亡，然后《春秋》作”，毋宁说“《诗》亡，然后诸子出”。

    孔子生平“述而不作”，却将自己很想说的不同意见，通过巧妙精心的选择，以独特说“不”的形式，保存在了诗三百中。今人如果不能充分理解诗中说的“不”，即使不至于夸张沦落到“不学诗无以言”，至少也会留下某种缺憾。

    那么，《诗经》中说了哪些“不”，暴露了当时社会哪些矛盾问题，对两千五百年后的今天又有何意义呢？

    早期史料已披露，维持三百年的西周，其间能称得上是盛世的好景并不长久，昭王、穆王时代的开疆拓土已遭遇军事上的大失败，昭王南征时连命都丢了。到了西周末年，周族不得不率领族人东迁，牺牲地域而维持宗族，“迁国”本身折射周族社稷基础不稳固的末运。

    于是，集中反映东迁前后的变“风”、变“雅”虽有所顾忌但还算放开大胆地痛斥了腐朽的社会现实，其中暴露出的现实矛盾与问题可粗略地归纳为六个方面。

（二）

    1、暴露“不可救药”的社会危机

    在周厉王时代以后的《大雅·板》诗中，一位旧贵族的老诗人形容当时社会矛盾实在是到了“不可救药”的程度，指出城市统治阶级成了孤家寡人，城市国家就要被破坏了。该诗八章，每章八句。第一章曰：

    “上帝板板，下民卒瘅。出话不然，为犹不远。靡圣管管。不实于亶。犹之未远，是用大谏。”

    上章诗句中，“板板”意为违背常道，“犹”通“猷”，意指决策谋划。句意是，上帝昏乱背离常道，下民受苦辛劳多病。说出的话太不像样，作出决策缺乏远见。无视圣贤而刚愎自用，不讲诚信而是非不分。谋划行事太没远见，所以要用诗来劝告。

    第四章曰：“天之方虐，无然谑谑。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匪我言耄，尔用忧谑。多将熇熇，不可救药。”

    其中，“灌灌”即款款，表示诚恳的样子；“蹻蹻”则为傲慢的姿态；“熇熇”意思是像火势炽烈的样子，一发而不可收拾。

    句意是，天下近来正闹灾荒，不要一味纵乐放荡。老人忠心诚意，小子却如此傲慢轻狂。不要说我倚老卖老，被你当做昏愦荒唐。多行不义一发而不可收拾，不可救药病入膏肓。

    据史载，当时周厉王在国内对敢言者采取了监视和屠杀的严厉手段，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人们还是用种种不同的形式来宣泄不满。仅从《板》诗前半部分揭露的，原先具有强大威慑力的上帝既然变得那样反常，人民（奴隶）也就不听话了，因此，照诗人的逻辑来讲，周代王朝是“不可救药”的了。

    这首《板》与另一首《荡》同以讽刺周厉王失德暴政著称于世，以至“板荡”一词成为形容政局混乱、社会动荡的专用词。

    《桑柔》是《大雅·荡之什》中的一篇。此诗共有十六章，几乎章章说“不”，形容社会因了不平，大乱将起，统治阶级就是造成大乱的祸首。前两章曰：

    “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刘，瘼此下民。不殄心忧，仓兄填兮。倬彼昊天，宁不我矜?

　　四牡骙骙，旟旐有翩。乱生不夷，靡国不泯。民靡有黎，具祸以烬。于乎有哀，国步斯频。”

    可直译为，茂密柔嫩青青桑，下有浓荫好地方。桑叶采尽枝干秃，百姓受害难遮凉。愁思不绝心烦忧，失意凄凉久惆怅。老天光明高居上，怎不怜悯我惊惶。

　四马驾车好强壮，旌旗迎风乱飘扬。社会动乱不太平，举国不宁人心慌。百姓受难少壮丁，如受火灾尽遭殃。长长声声心悲哀，国运艰难太动荡。

（三）

    2、讽刺氏族贵族的没落

    周人将自己描绘成是被上帝天神选中的氏族，使得氏族宗子曾孙世代“受民受土”（分配到奴隶与疆土），开万世之太平。然而，贵族统治阶级很快走到了人民利益的反面，《诗经》揭露这一现象的同时，贵族君子也被形容为凶恶人物！

    在《小雅·十月之交》诗曰：“抑此皇父，岂曰不时？胡为我作，不即我谋？彻我墙屋，田卒污莱。曰予不戕，礼则然矣。”

    此诗共八章，每章八句，以上节选自第五章。意思是，叹息一声这皇父（周幽王时的一名高官），难道真不识时务？为何调我去服役，事先一声都不招呼？拆我墙来毁我屋，田被水淹终荒芜。还瞎扯什麽“不是我残暴，礼法就是如此”。

    《十月之交》开篇记述了当时发生的一次日食现象。据现代天文学家考订推测，诗中记载的日食发生在公元前776年9月6日，即周幽王六年夏历十月一日，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日食记录。

    诗人从天昏地暗可怕的灾异，说到朝廷的坏人专权和国家的岌岌可危，然后说到个人去从上的选择，显示诗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情怀，也算是为楚国诗人屈原开了“伏清白以死直”的精神先河。

    同样讽刺周幽王的昏庸，《小雅·节南山之什》开篇的《节南山》一诗有云：

    “昊天不佣，降此鞠訩。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届，俾民心阕。君子如夷，恶怒是违。

　　不吊昊天，乱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宁。忧心如酲，谁秉国成?不自为政，卒劳百姓。”

    说的是，老天爷真是不光明，降下如此的大祸乱。老天爷实在不聪慧，降下如此的大灾难。君子执政如临渊履冰，才能使民众心安。君子执政如碗水持平，憎恶忿怒才能被弃捐。

    老天爷实在太不良善，祸乱从此再无法平定。一月连着一月竞相发生，使庶民从此无法安宁。忧国之心如醉酒般难受，有谁能掌好权平理朝政？如不能躬亲去施政，受劳受苦的仍是百姓。

（四）

    3、揭露战争中人民的痛苦

    《小雅·何草不黄》便是一首反映常年在外劳苦行役的征夫的哀怨之作。此诗全文如下：

    “何草不黄？何日不行？何人不将？经营四方。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独为匪民！

    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栈之车，行彼周道。”

    直译为，哪种草儿不枯黄？哪一天儿不奔忙？什么人儿不出征？劳苦奔忙在四方。哪种草儿不腐烂？什么人儿像光棍？可怜我等出征者，唯独我们不是人！

    不是野牛不是虎，旷野里东奔西走。可怜我等出征者，起早贪黑不得休！狐狸尾巴蓬松松，深草丛里来躲藏。役车高高载征夫，匆匆行在大路上。

    要知道，西周社会的劳动奴隶的来源主要依靠对外战争的俘获，周王朝对东西南北的征伐，不但和缓不了内部矛盾，反而加深了人民的痛苦和劳动力的危机，以致贵族内部也有人以反对派的身份发出警告。

    《鸨羽》是《诗·唐风》中的一篇。全诗三章，重复第一章的意思。这是一首反徭役剥削和压迫的诗作，农民长期服役，不能耕种以养活父母，于是歌以此诗表抗争。第一章曰：

    “肃肃鸨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苍天，曷其有所？”

    《诗经》之所以说是中国特色的悲剧史诗，不同于希腊古代史诗，原因在于最初的史诗具有特别的形式（统治阶级祭祀祖神），而没有国民阶级的活动史料，仅有先王创业的传奇，比如较早的诗有《周颂》和《大雅》的《文王》与《生民》，它直接以“先王”代表了“生民”。

    其次，即使后来出现了一些像《鸨羽》《硕鼠》这样的反映底层奴隶生活的作品，但是西周的维新社会性质终究不可能产生像古希腊那样的雅典民主制度和雅典市民，也就不可能出现古希腊那样伟大的悲剧艺术。而揭露社会矛盾和人民痛苦的，依靠的是垄断文化的极少数贵族中的持不同意见者。

（五）

    4、掀开“民不堪命”的盖头

    周代劳动力主要是集体族奴或公社农民的形式，劳动力的单位一般是按氏族贵族的家室计算，如“百室盈止”，《春秋》记载的赐室、夺室、兼室等，即指劳动力的让渡与争取。西周中叶以后，劳动力（奴隶）已到“民不堪命”的境地。

    如《大雅》的最后一篇《召旻》章中有曰：“旻天疾威，天笃降丧。瘨我饥馑，民卒流亡……”（老天暴虐难提防，接二连三降灾荒。饥馑遍地灾情重，十室九空尽流亡……）；

    “皋皋訿訿，曾不知其玷……”（欺诈攻击心藏奸，却不自知有污点……）；

    “池之竭矣，不云自频。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池水枯竭非一天，岂不开始在边沿？泉水枯竭源头断，岂不开始在中间？）

    类似上述的诗句很多，揭开了当时社会劳动力的危机。在此危机下，所谓“小民难保”等遗训真正成了现实的问题，周初治民的神诰逐渐不灵了。结果是什麽呢？《大雅·桑柔》中最后两章的诗句说得很明白：

    “民之罔极，职凉善背。为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遹，职竞用力。

　　民之未戾，职盗为寇。凉曰不可，覆背善詈。虽曰匪予，既作尔歌！”

    意思是，没有准则地扰民，只因你背弃了良善。尽做不利人民的事，还嫌做得让自己不爽快。百姓要走邪僻路，也只因你施暴太多。

    百姓内心感到恐慌不安，而执政者却在忙着偷盗劫掠。诚恳的劝告听不进，背后反骂我荒唐。虽遭诽谤，我终究还要作歌唱。

    这首诗分明是说出了奴隶面对统治者的“不仁”要铤而走险，将威胁贵族君子们的统治，这岂不是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

（六）

    5、反映生产遭受的破坏

    如果说“瘨我饥馑，民卒流亡”反映的是奴隶因饥荒而逃亡，那么接下来的“我居圉卒荒”（《大雅·召旻》）和“哀恫中国，具赘卒荒”（《大雅·桑柔》）中提及的“卒荒”便是对生产的破坏。

    因此，在“蟊贼内讧”（《大雅·召旻》）的时候，连田野上的草都像水中的浮萍，生产力的衰落是严重的。甚至国家灭亡——所谓“邦溃”也出现在此诗中：“如彼岁旱，草不溃茂，如彼栖苴。我相此邦，无不溃止！”

    《大雅·云汉》是《诗三百》中唯一一篇写大旱求雨的诗歌，作于周宣王所谓的“中兴”时期。周宣王二年至六年（公元前826年—前822年），连年旱灾，周宣王求神祈雨，此诗即周宣王向上天求雨的祷词。全歌八章，每章十句。前两章曰：

    “倬彼云汉，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丧乱，饥馑荐臻。靡神不举，靡爱斯牲。圭壁既卒，宁莫我听？

      旱既大甚，蕴隆虫虫。不殄禋祀，自郊徂宫。上下奠瘗，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临。耗斁下土，宁丁我梗。”

    意思是说，高大显著的那银河啊，光明回旋在上天。君王仰天长叹息，为何降罪于今人。上天陡降灾祸乱，饥馑再次到人间。无一神灵不祭祀，并未爱惜那牺牲。祭神圭璧已用尽，难道神灵都不听？

    旱情既然很严重，酷暑闷热似火熏。并未断绝祭祀礼，从那郊祭到王宫。敬酒埋玉祭天地，无一神灵不尊敬。后稷不能来享祭，上帝也不来光临。亏损败坏我下土，难道是我活该有此遭遇？

    这些诗句不仅指出自然的灾害（大旱），而更重要的指出连上帝也管不着国家的毁灭了。而稍早在《周颂》中自以为傲的创业盛景还是“绥万邦，履丰年”、“万亿及稊，为酒为醴”，此时已然一去不返，难道这不是君王咎由自取的结果吗！

    在过去的历史循环中，不管生产力如何低落，“食我农夫”是传统不变的剥削关系，生产力愈降低，其“不稼不穑”而“素餐”的剥削程度更要厉害，如《魏风·硕鼠》对此的描述那样。

（七）

    6、揭示社会阶层的变化

    由于劳动力危机和生产力破坏，社会阶层（或阶级关系）也就随之发生巨大变动，没落的君子与贵族大人不得不力田代食，而“小人”（非贵族）居然可以富人姿态出现了。贵族的一部分没落者心态就像《大雅·桑柔》所描述的这样：

    “如彼溯风，亦孔之僾。民有肃心，荓云不逮。好是稼穑，力民代食。稼穑维宝，代食维好？”

   意思说的很明白，（国家败坏）好像就在逆风而行，连呼吸张口都变得困难。百姓本有肃敬心，但却无处献力量。重视农业生产事，百姓辛苦代耕养。耕种收获乃是国宝，原来代耕之民最善良。

    反之，在世人的世界观中，“小人”幸进，显得是太不体面的事情了。诗中有不少由阶级感情出发的悲伤调子，如《大雅·瞻卬》说的：

    “天何以剌？何神不富？舍尔介狄，维予胥忌。不吊不祥，威仪不类，人之云亡，邦国殄瘁！”

    “不富”，不福佑也。没落者感叹，苍天为何责罚苦？神灵为何不庇护？元凶顽敌全不顾，只是对我相忌妒。人们遭灾不怜悯，纲纪败坏装糊涂。良臣贤士尽逃亡，国家危急无救助。

    诗句显然对于旧贵族寄存了怜悯，以至于把他们的没落说成人类的没落，把新兴阶级的人物说成“不类”。这种认识的局限性不但表现在古代的诗歌里，而且也陈列于后世中外的文学作品中。比如，坚信“一花凋零，荒芜不了整个春天”的巴尔扎克（法国19世纪伟大小说家）主观上担心封建贵族的灭亡，客观上却把他们描写成没有前途的挣扎者。

    《国风》中也有讽刺“威仪不类”小人的诗句，但这并不减少对阶级关系的暴露，如《曹风·侯人》有云：“维鹈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称其服。”说的是，鹈鹕停在水坝上，翅膀干干滴水不沾身。那些平庸官僚呐，与所穿的衣服也太不相称了吧。

    在西周初年，土地与劳动力都是“公”有的（王公所有），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财富的绝对权力和神的绝对权力相适应，此时居然由于财富权力的变动，第一次的阶级分野便被破坏了。一方面新兴的富人，显得“威仪不类”，另一方面旧氏族贵族感到了“人之云亡”。

    在这样阶级关系变化下，贵族君子也要与民争利了。所以《大雅·瞻卬》说："如贾三倍，君子是识。"（好比奸商发横财，君子有目共睹，学着照做。）

    上述诗句已暗示了西周末年社会从氏族专权城市向着地域经济城市的转变倾向。在古希腊社会，“货币的凯旋行军”，把城邦的贵族送到坟墓，因而产生了古典社会的国民之富；中国古代社会既然走着维新路径，私有财富是在氏族制度的破坏中夹缝生长起来的，这个不完全的私有财富，毕竟在周厉王“失国”与周宣王“中兴”之交发生了。问题之没有彻底解决，则另当别论。

（八）

    综上所述，作为古代中国首部经典的《诗经》揭露当时社会矛盾与问题，不能不说这是巨大进步的体现。《诗经》中还有不少作品明显指出，在大命告终之时，祖先神对子孙没有一点援救，人对天失去了敬畏，也就敢于推翻祖先。

    但值得注意的是，也有不少诗句，为了挽救没落的阶级，依然苦口婆心地拿“以德报德”的话来规劝上面，如《大雅·抑》章有云：

    “辟尔为德，俾臧俾嘉。淑慎尔止，不愆于仪。不僭不贼，鲜不为则。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彼童而角，实虹小子。”

    这有点像贵族元老说的话，意在劝进统治者，努力修明你的德行，使它完美无伦比。言谈举止要慎重，切莫马虎失礼仪。不犯错误不害人，人们无不效法你。有人赠我一只桃，回报他用一只李。羊崽无角说有角，实是忽悠你小子。

    统治者怎么可能听的进去，道德在他们的鼓掌中变成了专门框缚他人的工具，先王德治已然渐变为霸主们的“以力服人”。所以，这样的规劝当然是不会收到任何效果，可能作诗的人也不相信自己的话会有用。

    历史一再重复的是，贵族统治阶级越近没落，就越放肆起来。在《国风》中，这些王公氏族的形象被描绘得下流不堪了。而至于“国人”，如果他们有点财产，出门来显摆门面，那就会遭到贵族讥笑，没落者仍可依赖这些精神胜利法，依然能让自己享受到夕阳无限好的陶醉。

    于是乎，南宋理学集大成者的朱夫子看了诗风如此不正能量，生气之余，大笔一挥，梳理删减，重新注解一番。

    诚然，仅剩不多的《诗经》所揭示出的问题仅仅是早期中国的一个“缩影”。时至两千多年后的晚清，在最后迫于现实不得不承认立宪的时候，抱着旧传统不放的王公与士大夫们依然不放弃最后的抵抗，在颁发堂皇的天赋民权的诏文，同时又说愚民难信，先让五大臣出洋考察一下再另行决议。

    历史的社会性质，前后不同，但传统精神却相似到一丝不改。什麽“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改良主义者龚自珍的这句名言在悲观者或者革命者那里一样都是不切实际的白日梦话。

    需要特别补充一点，“不”字可能是《诗经》中被使用到最多的一个字，但早期的诗中，这个“不”并非是否定意涵。如在《周颂·清庙之什·维天之命》中有这样的句子“维天之命，于穆不已。于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其中，“不显”的“不”意思近似于非常，“不显”表示非常明确、很明白的样子。整句话的意思是，想到天神之命，任何的恭敬都显不够。啊，多么耀眼、熠熠生辉的文王之德！

    又如《周颂·清庙之什·烈文》还有：“不显维德，百辟其刑之，于乎前王不忘。”可以理解为，光芒无限的先祖美德，周之百官应该遵循。啊！勿忘先祖周王之美德。

    历史烟云，沧海桑田，近代百年的华夏世界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巨变，但是与民族伟大复兴要求仍显不够，仍需今人不忘初心，不息奋斗，谱写新世纪最壮美的新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