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学历不值钱，学区房值钱？

　　前段时间，上海教委发布了中考改革的新政。

　　根据该改革方案，从2022年开始，上海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将拿出其招生总计划数的50%-65%来进行“名额分配综合评价录取招生计划”，剩下的名额则通过高中自主招生和统一考试招生来录取学生。

　　所谓“名额分配综合评价”，即把这些优质高中的招生名额，根据一套科学的、均衡的分配方法，分配到上海每一所不挑生源的初中。

　　方案公布以后引起了轩然大波。没有人知道方案执行后会对每个人产生怎样的影响。但目前大家的共识是，这套中招改革方案将对上海的教育模式产生巨大影响，学区房的价格也必然受到波及。

　　在看理想节目《别怕，这就是经济学！》中，主讲人梁捷从这一事件入手，从经济学的角度讨论了分析教育问题的框架以及学习与学习环境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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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述 | 梁捷

　　来源 | 《别怕，这就是经济学！》

　　1.

　　参与教育的各方都陷在量化的困境中，

　　为数字焦虑不已

　　有人与我讨论学区房问题的时候，我经常反问：你觉得一个人的学习能力与学习成绩，多大程度是自我决定的？多大程度是环境塑造的？

　　有一句话叫“是金子总会发光”，又有一句话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按照前者的逻辑，学习成绩主要由个人能力决定，那么一个孩子无论读什么学校都无所谓，最终总能在比较公平的高考里取得好成绩。可如果按照后者的逻辑，一个孩子的学习成绩是由他所在的学校决定的，那家长挖空心思投资学区房就是有道理的。

　　可是这个命题不可能有明确结论。我们每个人都接受过很多年的教育，对于读书考试都有自己的一套心得，但是似乎这种经验很难推广。很多父母自己都是985学校，或者是海外名校毕业的，但看着孩子的学习成绩就是没有起色，也十分地无奈。

　　我们都知道，对于一个人的评价是最难的。我们只能比较身高、体重这些有着明确外部含义的指标，稍微复杂一点的问题，任何指标都会出现争议。

　　就说智力吧，IQ（Intelligence Quotient），这是19世纪优生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提出来的，当时就遭受到很严厉的批评。后来法国心理学家比奈（Alfred Binet）正式发明了一套用于测量智力的量表，很快流行起来，这就是今天我们智商测验的前身。

　　智商测验在很长一段时间颇为流行。但是人们越来越感受到它的局限性，因为智商只是偏重思维或者数学能力，而对于其他一些重要的心理维度都忽略了。很多当年智商测试极高的神童在后来的学习工作中都遭遇不同的困难。

　　一直到了上世纪8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加德纳（Howard Gardner），提出了“多元智能论”，认为智能是多元的，除了传统智商测试以外，我们还必须关注语言智能、数理逻辑智能、音乐智能、空间智能、身体运动智能、人际交往智能、自我认识智能。随着以后心理学的发展，我们可能还能归纳出更多智能维度。

　　应该说，加德纳的“多元智能论”要比比奈量表科学得多，能够更全面、更准确地反映出一个人的智力水平。但客观上，它的可操作性要比比奈量表差很多。

　　当我们拿到两个人的多元智能结果以后，似乎很难对两个人进行比较。而在过去，用比奈量表，操作很简单，谁高谁低一目了然。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加德纳“多元智能论”没有获得大规模的推广。

　　在今天这个时代，量化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量化是最有效率的操作方式，也只有实现了量化，才能在操作中做到公正公平。所以，不管学生还是老师，不管家长还是学校，全都陷在量化的困境中，为了一些数字而焦虑不已。

　　2.

　　教育，是人与人长时间博弈的过程

　　在这些年里，教育已经成为都市人最关心、最焦虑的问题。

　　有很多产业蓬勃兴起，就是建立在“贩卖焦虑”的基础之上——焦虑容貌，焦虑生病，焦虑35岁失业……而“焦虑中的焦虑”，非教育莫属。

　　成年人如果对自己焦虑，还可能通过培训、跳槽、改行、投资等各种手段改变自己，而如果对孩子焦虑，那就很麻烦了。孩子的学习表现、未来前途，变化实在太大，并不是你多投入一些什么就能马上看到改变的。

　　有些家长选择投资改变孩子本身，就是给孩子报各种补习班；另一些家长选择直接改变孩子的学习环境，比如买学区房。

　　因而学区房现在可以说是诸多焦虑的集中体现。以北京为例，北京全市有700余万套存量房，其中大约只有60余万套属于存量学区房，在总体住房中的占比不到10%。目前有学区房供应的重点小学共有175所，其中72%的重点小学集中在东城、西城、海淀和朝阳四个区。

　　北京、上海等城市为了改善义务教育资源供给稀缺问题，促进教育资源均衡化，近年来已经出台很多办法，但是问题似乎越来越多。

　　焦虑越来越往前推移。过去的时代，大家可能只关注大学，关心一个人的教育背景到底是一本还是二本，985还是211，但现在大家普遍关注中学甚至小学。

　　以前我读过一本介绍美国教育的书，叫做《幼儿园大战》，描述美国的精英家长如何为了孩子选择优秀的幼儿园而耗尽心思。没过多久，这个场景在今天的中国就已经复现了。

　　比如我认识几个中国人民大学的老师，他们都自称自己是在人大附中附属大学里工作。因为在人们心目中，人大附中可比人大要“高大上”多了。

　　又比如最近我看到一位上海的大学老师吐槽，他到上海的名牌中学上海中学，去做讲座，介绍诗歌。讲完以后有学生提问，如何理解德勒兹“无身体的器官”概念。这位老师大惊失色，好在当年还算读过一阵德勒兹，勉强回答了这个问题。事后他就感慨，以后只能到大学里做讲座，再也不敢随意去中学里做讲座了。

　　目前，不少地区的基础教育已经内卷化到非常惊人的状态，许多师生家长都痛苦不堪。而要分析教育，就需要提出一个有效的分析框架。当我们在讨论教育的时候，到底站在哪一方的立场上在进行讨论？

　　在我看来，教育中至少涉及三个主体——

　　第一个主体是教育管理部门，比如教育局。教育局是教育制度的制定者，立场应该是中立的。教育局的目的只是要提供更多的教育资源，促进教育资源的均衡化，促使优质的学校与优质的学生能更有效率地匹配。

　　是的，经济学一般从匹配的角度来看待教育。比如北大、清华是最好的学校，可能99%的人都想有机会去那里读书。但北大、清华不可能容纳那么多的学生。教育制度有必要筛选出最适合未来从事科学学术研究的年轻人，送入那里读书，为将来的中国发展提供人才，也帮助学校与学生之间完成匹配。这就是理想教育制度的初衷。

　　而教育中的另外两个主体，学校与学生却并不会这样想。对于学校而言，它的目标是确保自己在中国学校排名中的位置。对于北大、清华这种已经排名最高的学校，那就要巩固自己的位置，同时争取更高的国际排名。为了维持这种地位，学校就要招收最能巩固自己位置的学生，也就是选拔、掐尖。

　　对于学生而言，主要考虑的是自己的状况。全国或者全市范围内，可能比我更聪明、更有能力的人有许多。但是我希望自己能够打败别人，能够脱颖而出，最后能进入到尽可能好的学校。虽然我现在是底层，但底层的人都想着“逆袭”，实现这种逆袭似乎也是人生最快乐的事情之一。

　　管理者、学校与学生这三者的目标并不一致，相互博弈就变得很有意思。

　　学生要进入好的学校，归根到底只有两种手段。第一种是提高自己的实力，通过硬碰硬的实力进入好的学校；另一种则是策略性行为，通过投机行为，钻空子，逆袭好的学校。而好的学校自然不会坐以待毙，在招生的时候会使用各种手段，想方设法了解学生的真实情况，避免不想要的学生被招进来。

　　即使并非学校心仪的学生被招进来，学校作为教学主导机构，也有无数办法处理这个问题。比如学校可以把自己最喜欢的优秀学生分在几个班，把最不喜欢的不得不招收的学生分在单独的班，用不同的老师加以管理。还可以在平时的教学中进行打压，不断劝退，最终让那些原本不应该进来的学生知难而退。

　　教育是人与人之间长时间博弈的过程。在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不管学校还是学生都使出很多特殊手段。比如很多优秀的民办学校都选择在偏远郊区建立学校，自我合理化的解释是，郊区更为开阔，环境更好，更适宜学生学习。

　　但是很多中小学生因为年纪还小，必须要跟父母住在一起。而郊区距离城市太远，不太有工作机会，尤其不可能有高薪的工作机会。为了支付孩子的高额学费，父母必须去工作，那么就应选择距离市中心较近的住所，但每天又要送孩子去读书，住所不能距离学校太远。这就成为两难。

　　而对于学校而言，之所以选择这种偏远郊区，目的就是要排除这些还不够富裕的家长。

　　这些民办学校认为，孩子要变得优秀，一定是学校和家长共同努力的结果，家长在这过程中付出的时间非常重要。如果一个家庭不能做到至少一个家长全职在家负责照顾孩子，那么这个家庭就很难有效配合学校完成那么多教育工作。那些还想着在市中心工作的家长，原本就不是学校的目标对象，学校通过选址就可以把这些家长排除掉了。

　　人是活的。上海这一次的中招改革的效果，最终还是要看大众对此作出的行为反馈。

　　3.

　　构成学校优秀的核心要素，

　　是师资，生源，还是教育模式？

　　以上说的这些，本质上都是歧视。学校歧视成绩不够优秀的学生，歧视拿不出高额学费的家庭，进一步歧视没有能力全职在家培养孩子的家庭。

　　这些歧视对于学生的影响是很复杂的，可能大多数学生会深受困扰，一蹶不振。可也有些学生会发奋努力，奋起直追，最终成为成绩优秀的学生。所以，教育的重点到底是制度还是个人，实在很难说。

　　研究教育问题，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所谓的内生性。一所最优秀的学校，无论它是哪一级的学校，大学、中学或者小学，构成它优秀的核心要素是什么？到底是它的师资，它的教育模式，还是它所招收的学生？这个问题可谓千古难题。

　　这里当然存在两种解释。第一种，学校具备教育功能，不管是怎样的学生进入这所学校，在优秀老师的教育下，都会发生脱胎换骨式的变化，转变成为一个成绩优秀的学生。

　　另一种解释，学校只是把最优秀的人才吸引过来，掐尖。根据每个人都有的经验，这两种解释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也确实都存在。

　　大量研究表明，教育功能的确存在，主要通过一种“同群效应”（peer effect）产生作用。

　　很多人都听过这样的说法，在一所优秀的学校里，真正对你有影响的不是老师，而是你的同学。尤其在今天，很多老师都觉得自己与学生的距离越来越远。学生主要受到周围同学尤其是师兄师姐的影响，而老师的影响在很多时候已经变成第二位了。

　　作为中学生，当你看到你的同学都是12点睡觉，你也改变习惯，也要12点睡觉；当你看到周围同学都很有自信要考北大清华，原本没有信心的你突然也有了信心，觉得既然他们都能考上，自己也能考上。

　　必须指出的是，你的学习进步其实也对其他同学产生影响，他们也会觉得有压力。大家都处于一张网络上，影响是通过这张网络相互震荡。

　　古往今来，这种同群效应都非常重要。历史学者王汎森有一本书叫《天才为何成群地来》，用的就是这个典故。所以学习的过程，择校也好、学区房也好，本质上就是为孩子寻找到合适的群体，让他在这个群体中发展自己的能力。

　　在今天，有些中学生已经有主动选择自己群体的意识了。我听说有些学生到了初三、高三，会主动放弃学校生活，以请病假之类的名义离开学校，在家学习。一个人学习是很困难的，他们会在网上寻找志同道合的人，再找一个接近教室的真实环境，大家都挂在网上，戴上耳机，然后一起学习。

　　我曾经问一个中学生：“既然如此，为什么你不和你原来学校的同学一起学习呢？”他的回答是：“我想考北大清华，而我原来的学校几乎没有同学这么想，所以我只能在网上寻找那些和我一样有理想的同学，远程虚拟地一起学习。”

　　最后，我们还是要说回到学区房的问题。很多经济学家都研究过学区房，其中最有名的是哈佛的经济学教授切蒂（Raj Chetty）。

　　切蒂研究了美国上世纪90年代的一次教育改革，MTO计划(Moving to Opportunity)。该计划在一些高贫困率地区随机选择了一些有孩子的低收入家庭，为他们提供住房补助，但前提是他们要搬到那些贫困率很低的特定的小区。这可以看作是一次自然实验。

　　很多年过去，切蒂研究了这些MTO家庭孩子的读书、收入、婚姻等问题。他最终发现，如果在小孩13岁之前搬到更好的居住环境，就能显著提高孩子的大学就读率和成年以后的收入，同时也会降低孩子未来成为单亲母亲的概率，也会提高下一代的生活水平，但这一影响会随着小孩搬迁时的年纪增大而下降。

　　如果是13周岁以上才搬迁，即使搬到一个贫困率更低的小区，对孩子今后的发展也不会产生什么积极作用。

　　切蒂的研究非常缜密，似乎也为学区房的溢价提供了背书。不过，中国情况似乎有些不一样。中国大量学区房未必属于高档社区。与之相反，过去城市内的教育资源比较发达，所以中国的学区房只是集中在城市内而已。

　　更进一步思考会发现，中国大多数学区房的质量很差，面积很小，都不大适合居住。而大多数购买学区房的人也并不想用它来居住，只是为了购买一个入学资格而已。

　　所以，中国学区房的溢价主要由于教育资源不平等导致，而非它本身具备价值，美国经验与中国经验存在着不小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