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中王安石的评价为什么这么低？我来给大家讲讲这段历史吧

【本文来自《王安石，是有点生不逢时了》评论区，标题为小编添加】

宋朝守内虚外，官僚体系外轻内重，叠床架屋，同样的职位往往有几个人在挂名当官，但工作却没有人做。这也就是当时人一直在极力批评的冗官、冗兵、冗费的问题，钱用不到该用的地方上，看上去财政还非常紧张，朝廷总是捉襟见肘。在这个背景下，宋仁宗任用韩琦、范仲淹、富弼等人，进行了一些局部性的政策调整，史称“庆历新政”。

和后来的王安石变法相比，庆历新政显得非常小儿科，只是局部性的政策调整，修修补补，没有对宋朝的各项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但即便如此，也仍然遭遇了强大的阻力，最终几个主持改革的大臣都被罢相外放，改革也草草收场。

仁宗时期在宋朝来说，是一个很特殊的时期。虽然危机已经爆发，朝廷穷于应付，但因为仁宗性格宽厚，对大臣比较包容，王安石、司马光、苏轼苏辙兄弟，也是在这个时期通过科举考试，走上仕途，并且各自逐步形成了一套改革的思路和方案。其中的王安石和司马光，更是因为观点相近，成为交情不错的朋友。

到神宗继位之后的第二年，王安石升任参知政事，开始主持变法改革，提出了青苗法、募役法、将兵法等等一系列改革，都是针对当时已经暴露出来的弊政，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强国强兵，本意都是好的，成效也十分显著。

但王安石为人性格执拗，听不得不同意见，对于反对他的人，倚仗皇帝的支持，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仁宗时期的名臣们被纷纷外放地方，将本来有可能团结过来的人，纷纷变成了他的政治对手。而他信任和重用的人，尤其是吕惠卿、章惇、曾布等人，都被他委以重任。最后，也恰恰是他重用的吕惠卿，虽然继续沿着王安石开创的路线改革，但却将王安石本人死死地踩住，不让他翻身。这等于他走了王安石的路，让王安石无路可走。

那些反对他的大臣，如欧阳修、范纯仁、吕公著、文彦博等等，都被王安石和吕惠卿打压和排挤。司马光和苏轼原本是同情变法的，而且在一开始也支持王安石变法，只是因为司马光主张节流，王安石主张开源，双方也闹得水火不容。苏轼介于两人之间，认为王安石变法的初衷是好的，大多数政策也是好的，只是用人不够慎重，将一些政策变成了弊政。

因为与王安石的矛盾实在无法调和，司马光看自己在说什么，也无法改变皇帝和王安石，只好退避三舍，主动申请到西京洛阳闲居，专心致志的编写他的《资治通鉴》。当然，他虽然是闲居，但编著《资治通鉴》也是得到皇帝批准的工作，不仅他仍然有职务可以领工资，而且朝廷还特意给他抽调人才，组织了一个课题组，协助他工作。

司马光在洛阳用了15年时间，才将《资治通鉴》的编写工作完成，进呈神宗之后，神宗大为赞赏，并且亲自作序，这就是我们今天打开《资治通鉴》还能看到的御制序言。

在这十五年里，王安石把朝廷反对变法的旧党全部赶出朝廷，大批提拔任用支持变法的骨干。但旧党仍在不断地上书，批评变法。为了缓解舆论压力，证明朝廷变法的成效，在王安石的支持下，宋军主动出击河湟地区，拓地千里，并且照着汉唐的葫芦画瓢，设置了陇右都护府。

看上去，变法一直在轰轰烈烈地进行。但没有了共同的对手，新党内部也开始分裂，先是吕惠卿翅膀硬了，打压王安石，迫使王安石被罢相。几年后，神宗又将吕惠卿贬官外任，王安石再次入京执政。但王安石二次入相时，新党已经四分五裂，内斗严重，王安石也无力整合，再次被罢相。

元丰八年，也就是1085年，神宗病逝，年仅十岁的哲宗登基，神宗皇后向氏为人软弱，神宗的母亲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执掌朝政。高氏倾向旧党，反对变法。神宗在世时，就多次直接向神宗表达反对变法的意见，神宗也不得不有所妥协。神宗驾崩后，高氏主政，马上启用大批反对变法的旧党，司马光、吕公著、刘挚、苏轼等人先后入朝。

高氏想用哲宗的名义推翻新法，新党大臣表示反对，理由是孔子的话，“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神宗刚去世，儿子就全部推翻父亲的政策，这不是将哲宗置于不孝之地吗？

这当然就是辩经了。说到辩经，新党会辩经，难道旧党不会吗？旧党除了司马光等人之外，还有二程兄弟这样的大儒，最喜欢的事情就是辩经。高氏用这个理由问司马光，司马光回答说，他们的理由是以子改父，但现在是垂帘听政啊，儿子做错了，母亲改回来，这有什么问题？以母改子，他们的理由就不成立了。

高氏大喜，马上开始驱逐新党，启用旧党，完全推翻新法，史称“元祐更化”。因为在旧党看来，新党改革祖宗成法，让朝廷政策走上了邪路。现在神宗去世了，他们就要纠正神宗的错误，拨乱反正，让宋朝回到正常的轨道上去。

司马光在洛阳韬光养晦，潜心著述，熬了十五年，终于成了旧党领袖。神宗去世后，他也迎来了自己的人生巅峰，先拜门下侍郎，担任副宰相，后来又拜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正式担任宰相，位极人臣。

但司马光的人生巅峰到来的时候，他的身体状况也越来越差。拜门下侍郎后，他就对吕公著说过，他的病怕是好不了了，他别的什么事情都已经托付好了，只是废除新法的工作还没做完，他就是死了，也无法瞑目。担任宰相仅一年后，他油尽灯枯，走到了自己的人生终点。

就在司马光去世的这一年，王安石也去世了。新党和旧党领袖同一年去世，两派都进入了群龙无首的时代，也就开始了新一轮的派系斗争，政治势力不断分化重组，陷入党争。

司马光去世后，已经盈朝的众正也开始分化，先后形成了以程颐为首的洛党、以苏轼为首的蜀党，以及以刘挚为首的朔党。从这些带有明显地域色彩的派系名字就可以看出，这时候的党争已经不是政治主张的分歧，更多的是权力斗争。

新党和旧党的斗争，是变法与反对变法的斗争，是政治主张的分歧，还算是君子之争，即便是出现了派系权力斗争，也是为了贯彻自己的政策，权力斗争服务于政治路线斗争。而在司马光和王安石去世之后，无论新党还是旧党，都已经完全分裂，虽然从表面上看，还在争论是要恢复新法，还是反对新法，但实际上都是权力斗争，政治路线斗争服务于权力斗争。

比如作为整个北宋新法最后的旗手，蔡京早年起家的时候，其实是以旧党的面目出现的，而且是被旧党引进到朝廷担任执政的。但最后的结果却是，反对改革的旧党最后都被蔡京打倒了，而他自己则在继续变法的旗号下，任人唯亲，贪污受贿，“庙堂之上，禽兽食禄，殿陛之间，豺狼当道”。就在这种乌烟瘴气的气氛下，新党和旧党一起毁灭，整个北宋政权为他们陪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