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与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线索
《诗经》与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线索
文 | 李山
序言
《诗经》是经典。何谓经典?以笔者浅见,凡表现了民族精神并在后续民族精神塑造方面起了巨大作用的作品,就是经典。
《诗经》,无疑是这样的经典。因为《诗经》时代正是民族文化创生的关键期,三百篇表现了这个关键期精神生活的各方面;而在《诗经》诞生后的两千多年里,它曾在经学的阐释下参与过古代精神生活的建构,也曾在理学的阐释下参与古代民族精神生活的建构。在今天,它也应该在新的学术条件下,对《诗经》做出新的阐释下,以使其重新参与到民族精神的延续与更新中来。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反本开新地对《诗经》做注解。
一
说到《诗经》[1],最常见的定义是“《诗经》是我国古代第一步诗歌总集”。也有人不满“总集”两字,将其改为“选集”。可是,不论“总”还是“选”,最终还是“集”,而只要是“集”,给人的印象就是:这是一本“诗歌”的“书”。这样的理解并不算错,就是把《诗经》的文化“原生态”忽略了。
那么,什么是《诗经》“文化原生态”?
就《诗经》而言,其最初的创作是用在典礼或其他场合歌唱的。《诗经》篇章最初与接受者见面,是经由“演唱”而完成的。所谓的“歌唱”,不一定都是一般意义上的配乐而歌,如《史记》所谓的“皆弦歌之”;也不是那个“诗经入乐不入乐”老话题意义上的;而是强调,《诗经》的篇章在当初是与西周“礼乐文明”的建构不可分的。换言之,礼乐文明的建构在很大程度上说,就表现为诗篇的创制。举例而言,《诗经》的篇章,特别是其中《雅》《颂》的篇章,多为严肃祭祀祖先典礼的“人声”。在所有神圣的礼仪场合中,人们总是用各种庄严的包括言辞在内的方式,来表达虔诚之意。具体到这些人声,亦即言辞表达,是用歌唱,还是吟咏,还是诵读的方式,那就要看神圣场合的具体需要了。《诗经·周颂》和大小《雅》作品,有许多都与祭祀典礼相关。同时,就像西方的圣经有“旧约”与“新约”一样,对“神”的理解,也随着时间推移而有重大变化;《诗经》中的这些与神事相关的“人声”,也有同样的变化,正显示着社会文化、精神状态的变迁。再如,西周大力倡导农耕,如此的政治意图,在当时,不是靠政令的宣示,而是经由隆重的“籍田”大典来完成。春耕到来之际,选择好吉日,周王率百官僚及其亲属前往王室直属的藉田,操起农具表演性地耕种一番,此即所谓“籍田”礼,是有热烈的舞乐歌唱的。所歌之诗,就是《诗经·周颂》的《噫嘻》、《载芟》以及《小雅·信南山》《甫田》等篇。整个的亲耕大典,有仪式,有歌唱,还有周王亲耕“表演”,实际就是一出鼓舞精神的大戏。这就是礼乐文明特有的“表现”形态。歌唱诗篇的作用是宣示典礼的意义。隆重的亲耕典礼,若没有这首诗的歌唱,典礼的意义就难以宣明。
此例说明,诗篇在礼乐中的地位和价值是多么重要。由此也可以说,诗篇是礼乐文明的精神之花。强调《诗》的礼乐文明属性,还关乎诗篇的理解。如本书所选的《周南·卷耳》,如果像阅读后来的文人诗作那样读,就会出现怎么读都扞格不畅的情况。因为篇中“采卷耳”是女子之事,而“酌金罍”以及骑马、登高,却是男子的行为;就是说,一篇之内竟含有两个“我”,即两个抒情主体。但是,若将其理解为仪式中的歌唱,是男女对唱,全篇就豁然可解了。这样的例子在《诗经》中颇有一些。还原这些礼仪与诗篇的关联,正是本书努力的一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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