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率地说,我不想回家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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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 南风窗记者 肖瑶

  年初北方的一波疫情出乎意料地袭来,“就地过年”成为疫情防控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十年的春运,被抹去了熙攘。

  许多人都着急。核酸检测、隔离,种种繁琐程序都不是问题,回家路漫漫,抵不过绵绵乡愁。

  但另一些人,则是“正中下怀”。“就地过年”给了不想回家过年者最正当的理由,且不必承受“不孝”“冷漠”“矫情”“自私”等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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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你回“家”》剧照

  在他乡工作,身体劳累,回老家过年,精神疲惫。“就地过年”对于这一部分人而言,是一次真正的休息。

  2020年12月,北京大山子疫情复燃,乔山委婉地告诉母亲,为配合疫情防控,减少人员流动,不给政府添麻烦,今年就不回去了。

  意料之中,母亲立刻坚决反对,埋怨她“宁愿一个人在外地过年也不回家探望父母”。数落一番后,母亲指责女儿丢人,因为“无法向亲戚朋友交代”。

  在一个名为“春节恐归族”的豆瓣小组里,有这么一句说明:恐惧并非源于对回家本身有所抗拒,而是在节日回家的种种烦心事折磨之下,一种本能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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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年不回家之春节恐归族”豆瓣小组

  潜意识里被与“春节回家”挂钩的诸种“烦心事”,包括但不限于“囊中羞涩”“逼婚”“风俗习惯难以接受”等原因。

  乔山形容自己这些年和家人的相处就像“螃蟹在水里慢慢被煮熟。”她多希望家人之间能真正互相理解、坦诚沟通,而不是为了一幅和睦的家庭图景,去回避那么多显而易见的、积弊已久的矛盾。

  “有谁不愿意回家呢?如果真的称得上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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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是我羁绊最深的牢笼

  这几年,乔山过年回家的唯一原因就是陪父母吃年夜饭,不想回家的理由却攒了很多,“父母爱攀比”“爱面子”,很多话小时候听不觉得有什么,越长大却似乎越敏感。

  比如,每年回家,刚进家门爸妈就会劈头盖脸地问她:“你怎么又胖了?你看看那谁家的女儿多瘦多白!”“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别人的孩子都结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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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姗姗的爸爸在综艺《我家那闺女》中提到了“见过一些不生孩子的,最后走得都非常凄惨”,并强调“如果女儿不结婚不生小孩,自己会很伤心”

  从5岁到25岁,在自己家中,乔山都始终逃不了“别人家”。她哭笑不得。虽然在父母眼里,这些都是关心,但乔山依然不能回避内心最真实的感觉:“每次回家就像要上刑场一样,家完全不是一个可以放松舒服的地方。”

  有一年,乔山因事没能回去,表哥表姐立马找上她一顿数落:“(你)父母活一天少一天”“等他们死了你才知道回来过年多好”“去上海、北京上班有啥用?你也没存到钱,还不如回老家结婚”……

  这是不少在外工作的年轻人一大心结。大学毕业后半年内,陈思都没有在北京找到工作,于是她去了天津,却不敢告诉家里人,“不想再顶着压力撒谎”。

  因为每一年回家的母题都一样:被催促考公务员,早点结婚,“多大的人了还在外面漂?”每一次陈思试图向父母谈论自己的职业打算、人生目标,但都会因为不在父辈“稳定职业、尽早成家”的价值公式里,从而不被理解,更不被认可,连交流沟通的机会都被直接堵死了。

  “不想回家,是因为自己心里始终有一道跨不过去的、不想面对的坎。”今年25岁的陈思说。

  陈思从小生活在父母的“打压教育”下,责怪、辱骂是最常见的,家里常常紧绷着火药味,稍犯错就是劈头盖脸一顿骂,可不一会儿,父母又会和声细语来告诉她“我们都是爱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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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欢喜》剧照

  “父母对孩子有没有‘PUA’?”陈思未曾对谁说起过这种荒谬的问句,因为她知道,独生子女、父母双全、家境不算糟糕,这些要素构成的家,就已经是大多数家庭眼里的幸运儿了。

  但常常她又会疑惑,“家庭是用来比的吗?不是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谁来听我这本经呢?”

  因为家里经商,小时候,陈思一家三口全国奔波,换了好几个城市居住,直到五六年前才回到母亲的家乡定居。对于那个情感上陌生的小城市,陈思的确感受不到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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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与父亲关系不好,“好几年没说过话了”。父亲是9个兄弟姐妹里的老大,“总是有种传承香火的感觉”,遗憾陈思不是个儿子。“但不是就是不是啊!”从小到大,陈思会因为自己的女儿身份自卑,继而逐渐演变成委屈、愤懑。

  26岁的小柒回望自己的成长历程,“百分之九十的眼泪都是父母给的”。

  她说不上来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过年回家产生“习得性无助”的,她无奈而无助地感受到,“我就像一个马戏团的狮子,永远逃不掉这个囚笼。”

  从小到大,她认为自己在父母面前“就像一个高度封装的人。”记忆里关于“家”的片段,当然有数不清的爱与温暖,有严厉与责任,这些都是无可否定的方面,但因为是最亲的人,小柒亦无法否定父母给自己带来的阴影。

  比如,小时候,父母不希望小柒与同学朋友交往密切,外出玩耍不能超过半小时回家,也不让她到同学朋友家里去玩,理由是“同学家不会对你多好”,依据则是,父母在他们的小时候,亲眼看到同学父母把好吃的藏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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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空之城》剧照

  而当小柒长大后念中学时,想到市里去玩,却再次被阻拦,理由是“连个能陪着你的同学都没有”。

  “是啊,一个朋友都没有,但我就是这么长大的。”小柒在心底哭。但没有地方哭,站在父母角度,这都是为孩子好,在外人看来,也不过一句“不懂事”的指摘罢了。

  相对于父母的焦虑与紧张,小柒的奶奶也不希望她离开家太远,理由是:小柒是个女孩子,奶奶希望她能留在家里,留在父母身边。

  小柒哭笑不得,自然不敢在家人面前吐露一个人在北京工作的酸甜苦辣,从大学毕业后到现在,三年时间内,她认为自己飞速成长,社会的历练教给她许多东西,“而我的父母只关心我什么时候回家”。她不能理解,为什么最真实的感受、心情,最难以在家人面前吐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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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族的形式》剧照

  于是,对待家人热切的“企盼”和“关怀”,小柒越来越无话可说,到最后只能摆出一副笑脸相迎,至于这一年来在外面积累的诸多心事和感言,再也不敢说出口。

  她很羡慕那些可以和父母无话不谈的人,哪怕做不到无话不谈,至少能和睦相处。有长辈训斥她:“你是没经历过苦!对父母这般那般不满的,自己生一个娃试试,自己去体验一下做父母有多难。”

  无从反驳。只有无止尽的沉默。

  一定程度上,“不想回家”的理由或许是千篇一律的,有主观上的疏离,有客观上的矛盾。比如,对女孩而言,传统家庭观念里的重男轻女;对男孩来说,过于沉重的压力、期待……

  这些东西是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城乡变迁进程中的某种边角料,未必准确,但令人好奇的是,这种撕裂背后的根源,到底是代际之间理解的错层,还是说,这一届年轻人,真的变得越来越敏感、“玻璃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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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热情似火,一催就熄

  “家乡”是一个巨大的炉子,会发光,发暖,但也会让人感受到炙灼。在一贯的家庭叙事里,哪怕是灼烧,也应被视为温暖、关怀。但实际上,每个人对于温度的耐受力和需求都是不同的。

  今年1月份,深圳富士康观澜园区挂出了一则走红网络的标语:“是否被逼婚,是否被相亲?何以解忧,唯有留守。春节留守,才是归宿。”此标语被网友戏称“宣传语秒杀月薪三万的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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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富士康观澜园区走红网络的标题

  理解的不对等、观念的不同步,让更多“恐归族”面临着另一个共通的痛点——催婚、催生、催房三件套。

  老家在东北、工作在北京的胡静今年33岁,硕士毕业后,她曾谈过一段持续四年的恋爱,结束后单身多年至今。然而,30岁以后,母亲开始焦虑不安。“催婚成为近几年我们母女之间矛盾的焦点”,但因为常年在外地工作,所以矛盾通常在春节的7天假期里激化。

  前车之鉴,发生在2020年隔离在家的小半年,居家办公的日子,胡静和母亲的交锋可谓一触即发。只要母女两同时待在家中,任何话题最终都会被引向结婚、找对象,含沙射影的,春秋笔法的,直白明了的……无论胡静如何解释“还没遇到合适的人”,都会被母亲劈头盖脸地统归为“不上心”,她啐道:“等过几年嫁不出去了就孤独终老、寂寞死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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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俊艳在综艺《我家那闺女》中表达了“人生在世,除了婚姻还有其他很多其他的意义”的观点,遭到了爸爸与其他嘉宾的反对,爸爸们普遍认为结婚是责任也是义务

  胡静不明白,为什么在这件事上,亲人不像亲人,不会体己理解,倒像咄咄逼人的刽子手,毫不留情地手刃母女二人之间难得的相处时光。

  2021年刚打头,河北石家庄爆发聚集性疫情,高峰期单日新增确诊人数超过300人,随后,北京燕郊出现确诊病例,河北与北京的通道封闭。

  胡静把通告病例、政府通知都转给了母亲,然后长舒一口气。“虽然远隔千里思念亲人,但只要想到我今年可以过个安静的年,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了。”

  对“安静”的需求,偶尔会掩盖对“团聚”的需求,这不是二选一的关系,而是无可奈何下,互相妥协、体谅的关系。

  今年30岁的小楠与同性女友同居,在她多年的坚持与感染下,父母已逐渐接受了她的女友,但老家的姑姑、叔、姨仍在年复一年地为她找相亲对象,还不厌其烦地在其父母耳旁悄悄劝说:“女孩子还是要找个人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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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说我结不了婚》剧照

  小楠能预料到,只要回家,心里紧绷多年的一根弦会立马溃决,父母救不了她,女友救不了她,无数“善意”却充满偏见的声音会如乱箭四面八方涌来。“不回家是为了不对回家产生‘PSTD’(创伤后心里综合症)。”

  这是一种矛盾的心态。

  除了老一辈的催促,哪怕已经结了婚、完成了“人生大事”,已近中年的大雄也面临着另一种恐惧:没完没了的酒桌寒暄、同辈间的相互攀比、暗中较劲。

  今年赚了多少?

  换房了吧?开什么车?

  在外面赚大钱,可不能忘了兄弟啊!

  这些话大雄都要听烂了,年年如一,除了笑脸逢迎,别无他法。

  这些年来,大雄慢慢感觉到,回家过年的喜悦其实早在他步入社会那一天就开始消淡了,儿时的快乐也被岁月浪潮冲走。“现在的过年只是一种形式,被迫攀比,炫富,聊天三句不离房、车、钱。人情世故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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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族的形式》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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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味年味,年年无味

  除了“过年回家”本身承载的压力,同样不可否认,春节承载的年味,的确有所消淡了。

  疫情让29岁的杨天终于有了逃避一系列古老“乡俗”的机会,比如挨家挨户磕头拜年。

  杨天的老家在一个南方五线城市,她记得在自己小时候,对那些象征年味的习俗都是期待大于抗拒的,也许是自己变了,也许是老家变了,随着成长,工作,家里的老人老去,孩子们纷纷远走他乡,慢慢地,阿格感受到“亲戚间的勾心斗角”“老一辈的矛盾”越来越多,同一屋檐下,家人之间的交谈变得越来越冷漠,甚至是针锋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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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饮食男女》剧照

  这些都是很难描述得具体的,但她十分肯定,那些潜伏在“温馨家庭”表面下的暗涌,并非错觉。

  又比如,当“过年回家”成为一种社会习俗上的必要,这个“年”到底要怎么个过法,个体的自主权被某种程度剥夺了。

  有人想给自己放个假,出去旅游,却碍于亲情的捆绑,情感上迈不出。比如刚年满30岁没几天的阿豪。

  因为工作地与家乡相距不远,防疫压力小,阿豪只好放弃心心念念了多年的独自出游计划,回到广东南部边陲的县城家乡。这些年来,家乡的景貌已经天翻地覆,“不是说发展得多快,而是很多东西都消失了,却没找到合适的来替代。”

  在那个曾以浪漫著称的海边小岛,当路边摊老板说着纯正普通话卖给阿豪鱼丸粉的时候,当老人们把习俗带进城里的房子、却“怎么都显得别扭”的时候,当电视里的春晚越来越难看下去的时候,阿豪忽然“很矫情地”理解了“近乡情怯”四个字。

  “怯”,是害怕对曾经熟悉的、怀念的东西产生抵触,害怕对家乡的失望大于期待。

  然而,除夕前夜,当朋友问起阿豪今年怎么过,他苦笑着脱口而出:“怎么过?熬过呗。”

  就地过年,不管理想中多么自由潇洒,有些东西始终是换不回来的。

  也必须强调,家庭关系的掣肘、年味的消淡,这些也都不是要否定年本身的意义。

  “只有在外面流浪过,才知道回家的好。”对于那些主观上不愿意回家的年轻人,32岁的外卖骑手阿泉哭笑不得。他不否认,感觉得到这些年的“年味”正在丧失,不能放烟花爆竹了,很多传统仪式都在日渐消亡,春晚也越来越不好看了……

  “但真正想回家过年的人不会在乎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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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在囧途》剧照

  阿泉眼中的“就地过年”,不是自由和朋友,不是轻松和惬意,而是接不到外卖订单从而失去收入。在阿泉居住的房屋对面,肉眼可见的工地停工、工厂停产,宿舍清空,食堂不开门,没有福利补贴,没有安置政策,还要自己支付房租。

  “为什么‘春运’成了中国的特色,而不是‘劳动运’‘国庆运’?”阿泉发问,“因为很多人是没办法在劳动节、国庆节回家的。”

  对那些薪水微薄、工作艰苦的城市漂泊者而言,春节团聚,是他们生活中最强有力的精神支柱,是可以卸下一整年孤独与艰辛的安全堡垒。

  “这是一种血脉里的追求。”阿泉这么总结,“不是要去指责那些与家里关系不好的年轻人,但希望他们别就这样放弃‘春运’。”在阿泉看来,“春运”两个字,蕴含着一定机遇——重新倾听、凝视与拥抱家乡的机遇,要放在其他节假日,还真不一定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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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运——上海虹桥站候车大厅(图源:新华社 丁汀/摄)

  回过头来看,父母与子女的关系,除了互相包容、理解,也应该是互相成长、塑造的,一味逃避和沉默,只会让这种掣肘越深、隔阂越厚。

  “回家过年”其实是一个相当暧昧的短语,它蕴涵太多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与情愫,至少绝对谈不上清晰分明。“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不假,但这很难成为情感上回避与懒惰的借口,更不能完全消解春节团聚的意义。

  纵使“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至少,对那些主观逃避过年回家的年轻人而言,踏上春运的路,就已经迈出了愿意为理想状况作出努力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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