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读｜汪涛（自认通晓当代所有科学领域的第一人）谈什么是科学与中国如何科技创新
末那识
学以养识，以识统学。（心迷法华转，心悟转法华）2021-01-12 23:18
按：推荐两篇汪涛的文章。推荐语就引用他在文中的“牛逼轰轰”（全无讥讽之意，诚心褒奖之语）的自信之语吧：“我是目前全世界可以自认为能通晓当代所有科学领域的人，不仅中国的学术界，整个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学术界，还没发现有第二个人声称可以做到这一点。对于要研究“什么是科学”的问题来说，这种“通晓能力”不是一个最高的要求，而是一个最起码的入门资格。如果你不具备这种能力，就不要指望对“什么是科学”的问题有清楚全面的认知，也别指望能对科学下一个合理的定义。这个基本的逻辑，全球学术界没有任何人能否认。所以，我不仅在中国学术界有这个自信，在全球学术界，我同样拥有这个自信。”
原文：
什么是科学？中国如何领导世界？（二）如何建立以原创为主导的科技创新体制1
马斯克搬家能说明硅谷创新能力不行了吗？中国如何领导世界（二）如何建立以原创为主导的科技创新体制2
以下为笔者摘录的其谈什么是科学的内容：
二、判断科学的标准及其困难所在
对于科学的意义和价值人们认可度已经是很高的，并不需要再太多强调。但这需要解决一个基础性和前提性的问题：到底什么是科学？可以说在我所做相关工作（集中体现在《实验、测量与科学》一书中）之前，不仅中国学术界没有清晰的认知，欧美等所有发达国家学术界也都缺乏清晰的认知。在过去不是人们不想弄清楚这个问题，而是它的确存在非常大的难度。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1. 必须从全部科学领域范围来定义科学
想对科学下个定义的努力有很多，但大多只是从其具体的专业、学科或其擅长的领域来进行。这显然是不行的。如同你要说清楚“什么是中国？”，你不能只从西北某地沙漠的范围来进行认识，就此下定义说“中国就是一片沙漠”，当然不能说中国没有沙漠，但这么讲显然是太片面的。你必须把整个中国领土一寸不少地纳入认识的范围。仅仅这个还不够，你还得从至少另外两个角度来进行：一是从外部来看，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二是中国自身发展的历史过程。只有从这三个角度研究完了，才算可以下一个真正够格的定义。
要研究科学，也必须从以上三个角度进行。号称“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科学”的有一门学科，叫“科学学”，它始自于英国学者贝尔纳1939年出版的《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但是，现在科学学所研究的角度基本上是从科学的外部和宏观视角来进行的，因此准确地说是“宏观科学学”。另一个重要的相关学科是科学史。完整的科学学应当是三个分支学科：“宏观科学学”，“科学史”，还有“微观科学学”——从科学的内部视角进行，研究科学的方法，科学内部的逻辑结构体系等。这个视角的研究在过去进行得非常难，主要散布在哲学的认识论、方法论、自然辩证法、科学哲学等学科，以及诸如贝弗里奇《科学研究的艺术》等实践和经验性的方法介绍著作之中。仅限于哲学层面的研究本身就是严重受限的，不可能直接获得完备系统的科学理论体系。科学哲学有些介于哲学与科学之间的层次，但严格说它很难算是一门“学科”，而只是如库恩、波普尔、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等很多学者个人对科学零星哲学观点的大杂烩。
可以说，钱学森是第一个系统地、试图从内部视角的微观科学学角度去研究整个科学的体系结构的人。不过，由于他这种想法和实际研究是在他的晚年才开始，此时他已经清楚意识到不可能靠他自己去通晓整个科学所有学科，因此极力地推动大量其他领域的学者一起去做这个工作。但这种工作方式本身就存在很大的困难，与他直接交流的学者们因为其狭窄专业范围的限制，很难理解钱学森真正的想法是什么。幸运的是，我在进行学术研究的一开始，就接触过他倡导的“思维科学”的学术活动，尽管我不是完全理解或接受实际思维科学研究活动中很多学者的思路，但钱学森想研究整个科学体系的想法，以及他传递的实验在科学中的基础地位等依然给我极大的激励。很可喜的是，在钱学森的秘书李明老师等长期不懈的努力下，将钱学森的书信手稿等第一手资料系统地整理成书出版，并且推动大量学者去继续深入研究钱学森的科学思想。我个人以为，钱学森是系统地建立微观科学学的第一人。
按照我提出的“共轭标准”给出的科学学完备的学科结构
有幸受邀参加李明老师组织的钱学森学术思想读书学习研讨活动
仅仅从某个学科角度来对科学下定义的行为不仅仅是中国学者身上存在（例如崔永元从新闻的角度谈“我所以为的科学”），国外学者也大量存在这种问题，诸如研究创新的经济学家J·A·熊彼特在其《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从经济学角度对科学下定义。这种行为都是存在严重缺陷的，你不能为了把自己的研究行为纳入科学的范畴，就通过改变科学的定义来完成这种事情。科学不是表扬或奖励用的形容词，而是严格系统的认识世界的方法。任何对科学所下的定义，必须要基于对全部科学领域的研究，必须使科学的所有分支学科领域都适合，才算准确。
当然，指责“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是很容易的，但真的要想见森林，你得有本事把整个森林考察一遍并且实际去做了才行。怎么才能够从全部科学领域的范围来进行认知呢？你必须研究完科学所有的学科领域才能做到。甚至于，要想从宏观和外部角度来研究科学，科学与社会、艺术等相互之间的关系，你还得研究大量非科学的文化成就才行。全球学术界却普遍认为，因为知识信息的爆炸，任何人做到这一点已经不可能了。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一个人不仅可以通晓当今整个人类所有科学文明成就，并且至少对研究“什么是科学”这个课题来说是必须要做到这一点，问题只是需要采用正确的方法。我在30多年前开始进行相关学术研究时，所确立的目标就是要先把全人类当代所有科学的学科领域全部考察一遍。
关于一个人如何做到这一点的科学方法，后面会详细讨论。在此要说明的是：即使我详细描述了相应的方法，也不意味着任何人都会去这样做，或者说需要做到这一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最初能完善理解的人很少，但却得到普遍认可。原因在于：第一，他的研究完全符合数学和逻辑推导过程，数学是科学的第一个基本工具；第二，他提出的理论所有对象都是可测量的，测量是科学的第二个基本工具；第三，他的理论与测量结果相符合。
我是目前全世界可以自认为能通晓当代所有科学领域的人，不仅中国的学术界，整个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学术界，还没发现有第二个人声称可以做到这一点。对于要研究“什么是科学”的问题来说，这种“通晓能力”不是一个最高的要求，而是一个最起码的入门资格。如果你不具备这种能力，就不要指望对“什么是科学”的问题有清楚全面的认知，也别指望能对科学下一个合理的定义。这个基本的逻辑，全球学术界没有任何人能否认。所以，我不仅在中国学术界有这个自信，在全球学术界，我同样拥有这个自信。
2. 对实验和测量意义的认知偏差
之所以说这个是认知的“偏差”，而不是“错误”，因为这个认知不能完全说错误，但它存在缺陷。现在这个缺陷已经严重影响到了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全球科学界在过去一致公认，现代科学的基础是实验，这也是为什么伽利略被称为现代科学之父的原因所在，因为他第一个严格地采用斜面落体实验解决了落体问题。原来科学界认为，每一门学科可以自称是“科学”的前提条件就是它能够为自己建立实验基础。例如，心理学被认为进入现代科学的标志，就是冯特建立心理学实验室。之所以说这个认知存在“偏差”，是因为最严格、最准确地说：科学的基础是“测量”，实验只是一种“一般来说”相对严格、精确的测量。关于测量、实验、计量三者之间的关系如下图：
测量、实验、计量三者间的关系
实验、计量都属于测量，计量是测量的基础，它本身也是一类最精致的测量。需要说明的一点是：现在所有的计量基本都是属于实验了，但在历史上，计量基准是曾经采用测量方法，而不是实验方法实现的。例如长度单位米和时间单位秒的计量基准，最初都曾采用过对地球这个自然对象的测量方法来获得。1790年5月由法国科学家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建议以通过巴黎的地球子午线全长的四千万分之一定义为长度单位米。1960年以前，CIPM（国际计量大会）以地球自转为基础，将平均太阳日时长的86400分之一定义为1秒。1960-1967年，CIPM改以地球公转为基础，定义西元1900年为平均太阳年，将秒的定义更改为：一秒为平均太阳年31556925.9747分之一。
在哲学上大谈实验、观察、归纳、物质和意识关系的学者有无数，但要想谈清楚这些最基本的哲学和科学问题，你必须得是实验和测量的专家才行，否则只能是天马行空，难以落地，也不可能谈出什么真正有价值和意义的结果。可以说，我是人类科学和哲学史上第一个测量学专业出身来研究实验、测量对科学意义和价值的人。这也是我可以在全球学术界对研究“什么是科学”的课题有充分自信的第二个原因。
3. 不同学科中对测量学概念的不统一
数学与测量是一切科学的两大基础工具，也是判断一切科学的基本标准。对于这一点要达成共识并不困难。问题在于，由于历史的原因，对于测量的概念在各个学科中非常不统一，这给相关问题的认知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尤其对“计量”一词的混淆，也给相关领域的发展带来了非常大的混淆。关于这一点，我在《实验、测量与科学》一书中有详细讨论，此处就不再展开。例如科学计量学，本应叫科学测量学；化学计量学，本应叫化学测量学；经济计量学，本应叫经济测量学；天文观测，本应叫天文测量；甚至实验物理学，也应当叫物理测量学......希望读者在遇到相关名称时，都以“测量”一词来替代，这样将有助于真正科学地看问题。例如“地质勘探”，应以“地质测量”来理解，调查、访谈，应以“社会测量”来理解。
这里顺便谈一个问题，以有助于人们认清进行这个转变的价值所在。我们都知道毛泽东非常伟大，其伟大的原因是什么？绝大多数研究毛泽东的人只是在讲故事，讲故事当然容易感人，但却不能让人们真正地理解。这个原因同样是来自于科学——毛泽东是伟大的社会测量学家和战争测量学家。但凡读过毛选的都知道他的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如果你把它改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测量》，《湖南农民运动测量报告》，所有奥秘马上就很清楚了。毛泽东不是神仙，他能够远比一般人获得更正确认知的基础，是他只以测量为基础来获得认知，这就是纯粹科学的方法，这与伽利略、牛顿、拉瓦锡、爱因斯坦、居里夫人等人所采用的是完全一致的科学方法。实事求是，应该叫“测量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应当叫“测量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应改为“没有测量就没有发言权”。这样一改，一切奥秘就从科学上完全清楚了。
没有测量，就没有科学；科学始于测量……这是全世界科学界一致公认的。当我们用绝对统一的测量语言来重新表达之后，不仅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伟大的科学原因瞬间变得透亮，而且这样的表达和概念可以很简单地通行于全世界，让所有国家的学术界、科学界、政界、民众心服口服。中国共产党，事实上就是最终只以测量为基础建立自己的认知，并且确立和调整自己政策、路线等等的政党。因此，他是一个科学的团体，而并非简单地是一个政治的党派。
在红军时期，很多战役的初期阶段，毛泽东也不知道仗该怎么打。但当他亲自去测量过战场的数据之后，就知道仗该怎么打了。后来在抗日战争尤其解放战争时期，他不能亲临一线去完备和精确地测量战场现状，但他非常重视来自情报战线的数据，尤其一线指战员的测量数据，他是充分依靠这些测量数据去确立战略战术的。而蒋介石是主要依靠战争理论和军事知识，坐在指挥室里去确立战略战术。从纯粹军事知识上说，蒋介石知道的并不比毛泽东少，但蒋介石的战场测量数据远远没有毛泽东的完备和准确，更重要的是对中国整个社会实际状况的测量数据更是远远不如毛泽东，当然他们的决策也会是天壤之别。由于战场的瞬息万变，为了避免战争测量数据的滞后导致的决策失误，毛泽东在淮海战役时甚至将指挥权直接下放，让粟裕等一线指挥员等可以根据战场一线第一手的测量数据临机应变，不用事事请示。
关于中美制度的优劣人们争论得太多了，却难以形成一个共识性的结果。其实只要一句话就够了，只要问一个最致命的问题：“民主、自由、人权的测量基础是什么？”只要搞清楚这一个问题，就不再有其他任何问题了。只要这一个问题，就可一剑封喉。没有系统和完备的测量基础，任何理论都不可能是科学，尤其本身就无视甚至反对测量基础的理论，全都是胡扯。没有什么“政治正确”，只有“通过测量检验的才有可能正确”。当你谈任何理论中的任何概念时，都必须同时想到：它必须是可测量的，它如何测量，如何用测量来验证你的理论，并且是你理论的每一个细节。任何不可测量的概念，存在不可用测量检验的内容，都不是科学，都不可接受。这一点是非常绝对，不可有任何挑战的基本标准。但凡去挑战这一标准，就必然会出现认知的偏差、错误乃至荒唐的谬误。
测量是解决当今大量根本问题的钥匙。如果你只是说“实事求是”，其他国家的社会精英和普通大众都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如果这样，无论你做得多么优秀，你的软实力也不可能建立起来。别人都听不懂你讲得是什么，还怎么建立软实力？在过去，我们总是习惯于用“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语言来说话，但在今天历史条件下再这么做就不够了，我们需要“用全世界人民都听得懂，就算听不懂、也普遍会信赖的语言”来表达和阐释自己的思想。这种语言只能是科学的语言。宗教可以让相信这种宗教的人认同，但不信这种宗教的人就不会认同。一个民族的特定文化主要是这个民族的人听得懂，喜欢听，但其他民族的人就不一定喜欢。无论你把阴阳八卦说得再天花乱坠，终究还是一堆八卦。唯有科学的语言，是通行天下的。我们需要做的只是比所有其他国家，尤其西方国家更加擅长、更加严谨地掌握科学的语言。我们不是要另立一套无人理解的标准，而就是要站在全人类科学文明成就的基础上，在人们认为西方最强项的科学上，以绝对压倒性的优势超越西方，这才叫真本事。欧美国家在科学上做出过伟大的贡献，但同时还是存在大量缺陷和问题，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通过发现和解决这些问题，来确立我们未来的优势，而不是因为发现某些问题就试图去推翻整个科学。什么是科学的语言？就是数学加测量。
4. 实操层面的科学标准不利影响
无论对科学在理论上如何定义，在实操层面早就存在各类标准，而且这些标准的影响力非常巨大。如以诺贝尔奖为代表的各类科学奖项，它们对科学发展的贡献给予的精神和物质认可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对科学研究是一种巨大的鼓励。但这类奖励本身都有各种不同的判定标准，它们无疑就具有了实操层面的巨大影响力。它存在有利的一面，也可能有不利的一面。例如，诺贝尔奖是不考虑公平性的，它只奖励给按诺贝尔遗嘱要求是“上一年度”在相关领域做出“最伟大贡献”的人，并且只奖励给个人。但科学的发展显然不是某几个人的贡献能涵盖，也不可能只是个人的工作贡献。我在“诺贝尔奖是一门空前伟大的生意”等文章充分讨论了这些相关问题。奖励的公平性与刺激的广告效果并不是一致的，越是集中地重奖个人，其宣传和广告效果越强，作为影响力的投入产出比就越高，但同时公平性就越低。
影响更为广泛和深刻的是学者的职称评判标准，SCI论文评价标准，高校评级标准，排名评价标准，院士、博导、教授、行政职务、各种专家头衔、名校学历、名师的弟子等等。这些标准和评判依据是否有道理呢？当然是有的，也是非常必要的。但任何实操层面的标准无论如何有效，都不能去替代理论层面的科学标准。后者是科技政策，实操层面科学评价标准改进和进步的最深层基础。尤其当中国要从跟随型科技发展战略转向原创性科技发展战略时，就必须更多从理论层面的科学标准去获得助力，而不是过多依赖在实操层面，尤其本身就是源自跟随型科技发展战略的实操标准。如果不能从这些实操层面的标准中脱离出来，就会被锁定在跟随型发展战略上，无论理念上多么渴望原创都无能为力。
三、科学的整体内部结构
1. 共轭标准
共轭标准有两个内涵，一是测量标准——所有实证的学科必须有测量基础，否则就不可能是完善的科学。二是所有实证的学科必须成对出现，一个是以数学为基础的理论学科，另一个是相应的测量基础。所有其他学科的测量基础都必须以普通测量学为指导。例如：
物理学/物理测量学
物理测量学原来叫“实验物理学”，这个名称是不严格的，一切实证学科都必须对应XX测量学。但凡名称不是这么叫的，一定多多少少存在相应的问题。即使最科学的物理学也不例外。因为很多著名的物理学定律甚至基本理论最初都不是靠实验，而是靠测量来获得或验证的。例如作为万有引力定律最初经验性规律的开普勒三定律是从天文测量中总结的。广义相对论最初也是通过对日全蚀的天文测量获得验证。
另外还有：
化学/化学测量学
生物学/生物测量学
原来叫的“化学计量学”“分析化学”等等名称都是不严格的或错误的。生物计量学等名称也是错误，并且误导出现了经济计量学等极端错误的名字。经济领域的共轭科学名称是：
经济学/经济测量学
2. 科学的层次
科学是有层次的。钱学森对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层次结构有长期的研究，并且其观点前后有不断的改变和深化。大致来说，他把科学技术划分为四个层次：
通向哲学的桥梁：对应于该学科的哲学分论；
基础科学层次：认识客观世界的各种理论；
技术科学层次：工程技术共用的各种理论；
工程技术层次：直接改造客观世界的知识。
对于钱学森开创的微观科学学工作，我主要的改进之处在于两点：
一是我不依赖于大量其他学者，而是仅凭我自己直接完成通晓整个科学所有学科知识的工作，集千门万科学科知识于一身。这样做当然是有好处的：只有将不同材料置于一个高炉内，充分搅拌混合，高温高压地处理，才能使它们之间产生充分的反应。当然，我也不可能有钱学森那样的资源和条件去动员其他学科的学者与我一起来研究，所以我必须做到仅靠个人来完成这个工作。
二是我对科学技术体系层次的理解上去掉哲学桥梁的层次。要想使任何研究达到科学的程度，必须完全从哲学中独立出来。我认为科学技术体系也是有四个层次，只是在去掉哲学桥梁之后又增加了一个实践实操的层次：
基础理论：以共轭标准建立的认识客观世界的各种理论；
应用科学：以共轭标准建立的工程技术共用的各种理论；
工程技术：以共轭标准建立的直接改造客观世界的知识体系。
实践实操：在实际实践中实际操作的各种技术和方法和过程，也可叫“运营”。一般到了实操层面，往往都是高度跨学科的，很难仅限于某一个学科领域。
通过这样的分层，可以更准确和立体地理解科学。很多人在争论中医是否科学的问题时，首先就犯了没有搞清楚科学层次的错误。很多人认为中医“可以治病，所以它应当是科学”。这是错误的，“可以治病”是从实践实操的临床层面做出的判断。从不同层面看，会对应不同的学科。
从工程技术层面看，医术/医术测量学，药物/药物测量学，临床医学/临床医学测量学；
从应用科学层面看，病理学/病理测量学，药理学/药理测量学；
从基础理论层面看，生理学/生理测量学，生物学/生物测量学。
中医最大的问题是基础理论层面，阴阳，五行学说一是没有对应的测量学，二是它无法与其他科学知识互通。这不是说他们一点道理没有，而是它们本身都不是科学的概念。其实，现代生理学的研究早已经可以完全替代这些原始阶段的理论学说了，或者说完全可以用生理科学的语言重新对它们进行严格的定义。例如，人体存在兴奋与抑制两个相反方向的机制。阳、热、火等就类似于兴奋；阴、寒、湿等就类似于抑制。说某种食物是热性的，可以说是兴奋性的，说某种食物是寒性的，可以说是抑制性的。五行的相生相克是一种循环的模型，其实生理学早就已经进入以循环的系统观念来看待人的生理结构时代了。金、木、水、火、土显然无法与人体任何可测量的对象相对应。但以循环的系统观念完全可以替代这种五行学说的词汇。尤其在我详细证明了循环因果律以后，这已经不再是问题。
同样一个病理，可以对应于完全不同的医术和药物解决方法。例如，人的血管因长期血脂高而沉积在血管壁上，如果越来越厚可能导致梗阻。这该如何解决呢？它可以从多个不同角度来寻找解决的方法：
一是从外部，通过物理方法，对相关位置长期按摩，疏通血管壁；
二是从内部，通过物理方法，研制一种可以深入到血管中的清理装置，直接把有沉积物的血管壁清理干净；
三是通过外部对相关部位加热等方法，加快血液的流动，将沉积物冲走。这种外部加热可是以红外照射的理疗、泡温泉等；
四是通过药物或食物，软化血管并加快血液流动。如适量饮用红葡萄酒、绿茶等；
五是从病源上寻找解决办法，是什么导致血脂高并在血管壁上沉积，可能是高脂肪的食物食用较多。因此建议减少这类食物的摄取；
六也是从病源上寻找解决办法，但不是简单地减少高脂肪食物，而是通过增加运动把脂肪消耗掉。
......
以上起作用的效果有快有慢，需要的时间有长有短，不同人的适应性有强有弱，副作用有大有小，成本有高有低。问题只是这些评价都必须建立在可测量的基础之上。实践实操层面能治病，并不一定对应基础理论层面就是科学，任何医学都是如此。
3. 科学的多维度模型
要完善地理解科学，需要多个维度：两大基础工具决定的共轭标准，科学的四个层次，发展的历史角度，学科分支结构，学科交叉等。
任何一门学科加上历史角度都可以是这样的：
物理学/物理测量学/物理史学/物理史测量学
数学、测量学、历史学这些学科是可以通行于所有科学领域的学科。而一切实证科学都可以是物理学的分支，因此物理学也是非常基础性的、可以通行于一切学科领域的学科。另外还有信息科学，从研究工具性的角度也具有普适性。这里不再展开讨论。
六、数学与算术的区别
最近有一些中国学者中流行这样的“西学东源说”观点：现代西方科技是抄袭中国的。这些学者认为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等是具体执行这种抄袭的关键人物，并且在抄袭之后，推动和协助将中国大量古籍销毁。明朝和清朝自己也大量进行了古籍的销毁和篡改。另一方面，又兴起一股“西方伪史”的思潮，认为古希腊、古埃及等与科学相关的文明历史存在大量伪造。其中一位学者程碧波的工作我认为还是非常值得关注、有一定科学价值的。他采用不同时期的旧地图研究尼罗河三角洲的变化历史，可归纳出其海岸线变化的规律，越是早期海岸线越往内陆回退。由此得出结论2000多年前被认为是古埃及文明中心的亚历山大港还在地中海中。对古希腊、古埃及乃至古巴比伦的历史断代是在距今几百年至最多不到一千年的时间范围。我对这个结论持保留意见，但对他研究利用的测量数据获得方法表示非常有兴趣，因此也大力向人们推荐过这个研究（参见“程碧波：从旧地图研究尼罗河出海口与两河流域演化”）。但科学的测量并不是直接就能得出可靠的结论，单一证据的证据力度也是有限的，还需要其他角度或维度的测量数据支持。另外，仅仅以有限时间范围内的旧地图作为依据来进行推理毕竟还是一个推理，还需要2000年前尼罗河三角洲的直接海岸线证据。根据冰期旋回理论，地球大的气候变化是有一定周期性的，对应的海岸线会有周期性的海进和海退。另外，河流中含沙量如果出现大的变化，也会导致入海口的三角洲出现生长和消退的变化。600万年前，整个地中海都是陆地。所以，只根据一定时期内的地图上海岸线的变化规律直接进行推论，可能得出的结论会出现较大偏差。其实，任何科学的研究都是这么个过程，并不是一个证据就结束了所有研究。他的这些观点与当地考古测量，尤其碳14测量结果并不一致。程碧波教授也写文章对碳14测量数据表达一定的质疑，其理由是尼罗河三角洲冲击平原和古河道沉积物形成过程比较复杂，其沉积的有机物质有大量是河流从上游带来的，可能将更早期的有机物带到下游。由于河水冲刷的不稳定性，这会使碳14测量的样本是否能代表相应地层的年龄存在疑问。这个质疑的确有一定的道理，但任何测量都存在各种误差问题。仅仅定性地质疑一种测量手段存在误差就想完全否定其价值是不适当的。河水的确会将上游的有机质冲到下游，但有机质在地面腐烂的速度非常快，将几个月前或几年甚至几十年前上游的有机质冲到下游是非常可能的，但程碧波老师的结论与碳14测量之间的断代时间差在1000多年以上。上游的有机质怎么会在地表存在这么长时间呢？并且就算他们在上游因各种原因被埋在地下，怎么会只有上千年前埋在地下的有机质被冲到下游，而几个月前或几年前的有机质却没有一起被埋藏？专业的碳14测量和考古人员是知道各种造成误差因素干扰的，他们的确在处理这种测量误差因素上有差异，不过仅凭定性的质疑远不足以解决问题。
每一个领域的专业人员都有处理他们测量误差的方法，对于埋藏于地下的有机质能否被当作确认相应地层的断代依据，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复杂和具体的专业问题，不可轻易下结论。
程碧波先生还有一个文章是通过对徐光启所翻译《几何原本》的解读，认为这本书就是中国本土的数学著作。其他西方版的《几何原本》是抄袭中国的。其论证依据是该书中对几何概念的解释充分体现了测量的思想（程碧波老师称用的是“测度”的术语，我不建议用这个词汇，因为它是纯数学概念），其主要内容是“度”和“几何度”的计算及量纲换算。几何一词，就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测度术。程碧波因此认为西方人对几何的理解是错误的（参见“程碧波：纹明，《几何原本》”来自中国的证据及其在西方的错误传播）。
但是，理解错误的是程碧波老师和大量中国学者，并且直到现在大量中国学者都还是分不清数学和算术的区别是什么。有一个网络大V文行先生在其文章“中国是世界数学之源”中有这样一个列表，反映了中国的很多数学成就在世界上曾领先的案例。
这些案例是否正确呢？我非常尊重这些老师的工作，他们也引用了很多严肃历史研究的证据。但是很遗憾，这些中国学者提出的论据和论证却正好充分地证明了数学不可能是中国原创的成就。因为直到今天相当多的中国学者还是搞不清数学与算术的区别，以及数学真正的精髓是什么。
先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现代数学有对无穷集合的大量研究。无穷集合是一个在现实世界很难找到对应的研究对象，它是完全抽象的。最简单的无穷集合是自然数，就是1，2，3，4……一直到无穷组成的集合。如果只将其中的偶数抽取出来，也可以形成一个无穷集合：2，4，6，8，10…… 现在要问，自然数的集合与偶数的集合数量谁多谁少？如果以测量的视角来看，无论你选择多么大的范围来测，显然自然数的数量都是偶数的一倍（严格说可能是一倍左右），但集合论的数学研究却会告诉你，它们的数量是一样多的！是不是很意外。作为数学，首先要严格地定义什么叫两个集合的元素数量“相等”，而不是用任何直觉来理解。两个集合的元素数量相等，就是它们所有的元素都可以严格地一一对应。如果把偶数写成2i（i是自然数）的形式，就会发现偶数与自然数可以严格一一对应的途径。不仅是偶数，如果以100i（i是自然数）建立一个无穷集合{100，200，300，400，500,……}，它的数量也与自然数是相等的，这个在直觉上理解的困难性就更突显了。
数学是古希腊智者们有意识的创造，就是要在古埃及文明的基础之上创造一个完全理想的知识体系，这就是科学最初诞生的动力。科学本身从一开始就不是一种原生型的文明，数学是从原始测量获得的知识基础上，经过抽象产生的。如果不能理解柏拉图的理念论，就无法理解数学的世界是什么样的。数学的世界是完美的，超越于现实的，理想的世界。绝大多数数学问题的出现都是为追求数学世界的完美而产生。中国人主要是在与生产实践和直觉可理解的算术问题上有大量成就，却始终没有建立起对数学理想世界极致追求的内在动力，即使在中国学术界也普遍如此。中国人数学知识水平非常高，甚至高到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各国参赛队绝大多数都是华裔，但却难以自己提出问题，难以获得大量原创性的成就。能提出问题，是基于对数学世界理想性持续不断的极致追求。数学成绩好只是说明对原有的具体数学知识技能不掌握更好，却非常缺乏对什么是数学，什么是理想数学世界的深刻理解，甚至像程碧波教授这样的学者反过来，把以原始的测量知识理解的算术作为欧几里德几何学的正解，而把数学真正的精髓理解为西方人的错误。
今天中国的文明更加不是原生的，这是好事情，不是坏事情。不要去对“中华文明”这个概念作任何毫无意义的幻想了。在谈中国原生文明成就的时候请一定要牢牢记住：科学是一种非原生的文明，这是科学最基本和最伟大的特性。
七、第三代科学
直到今天为止，科学经历了两个大的时代。我正在做的工作就是要将科学推向第三个大的时代，每一代都是一次非常伟大的科学革命。科学就是一种认识世界的基本工具、方法和认知成果的积累。其分代就是以其基本工具和方法为标志，而不完全是以其认知的成就为标志。当然，在提出了一代新的工具和方法之后，人们并不是马上就会采用这种方法来认识世界，因此需要采用这种方法来建立第一个或第一批相应时代科学的模版。
第一代科学是古希腊科学，它以逻辑为工具，集中体现在亚里斯多德的《工具论》一书中。它以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为第一个科学理论的模版。这个模版是极为重要的，它也成为后来所有科学理论最重要和最基础的模版。
第二代科学是英国科学革命，它以数学（含逻辑）和“实验”为工具，集中体现在培根的《新工具》一书中。它以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为第一个实证科学的模版，也就是物理学。
第三代科学是正在发生的新科学革命，它以数学和“测量”（包含了实验）为工具，集中体现在我所写的《实验、测量与科学》一书中。它以我写的《科学经济学原理》和《超越战争论》等为模版。
这套全新的科学方法价值和意义何在？因为以第二代科学方法来看，它早就已经发展到极限了，因为有大量的学科无法做实验，这是科学界早就遇到的困惑。不仅几乎所有社会学领域难以做实验，而且包括天文、地质、水利、气象等众多自然科学领域也都难以做实验。这使大量研究领域的科学性如何保证成为巨大的难题。另一方面，即使被人们认为最具科学性的物理学领域，也远不是所有认知过程都是靠实验来验证的。
再者，自从第二代科学出现以后，在认识论和哲学研究上发现了这种工具和方法的大量问题，如对归纳方法的休谟难题等。在科学哲学中波普尔对培根“判决性实验”概念的质疑，提出实验不能证实，只能证伪，因此其理论被称为“证伪主义”。而拉卡托斯则认为实验的证伪作用会因为“特设性假说”而被极大弱化。
但是，这些学者们都不具备实验和测量的具体知识和技能，以这样的基础来研究和谈论实验与测量的作用当然会是云天雾地，不着边际的。我是人类科学史上第一个具备完善的测量学知识技能、数学天份和长期实验、测量与计量工作经历的人来研究这个课题的。这是要研究这一课题必须具备的基本功，否则是连门都入不了，何谈其他呢？
ps：汪涛还是很有料的，值得持续关注、学习，笔者此前也推介过汪涛，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