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日丹心自有辉——对学生电影观后感的回复
“这一封书信来得巧,
天助黄忠成功劳。
站立在营门高声叫,
大小儿郎听根苗:
头通鼓,战饭造;
二通鼓,紧战袍;
三通鼓,刀出鞘;
四通鼓,把兵交。
向前个个俱有赏,后退难免吃一刀。
就此与爷归营号。
到明天午时三刻成功劳。”
这是多年前在电视上听到的京剧《定军山》黄忠破阵斩杀夏侯渊之前的唱段。上周四给马原课的同学们放映电影《高山下的花环》:对越自卫还击战打响前,军队高干子弟赵蒙生的母亲打电话给前线指挥所的雷军长,要求把赵蒙生调回后方。雷军长接电话后,在临战动员会上大发雷霆:
“同志们,现在战争就要打响了,我的千军万马正要去杀敌、拼命、流血! 可就在这个时候,我的军里发生了一件奇闻怪事。我也打了几十年的仗了,称得起是身经百战了吧,啊?!在百战中遇上这种事,我还是第一次!所以今天我的老毛病可能又要犯,可能又要摔帽子、骂娘!…有这么一位神通广大的贵妇人,了不起啊,很了不起呦!她竟有本事从千里之外把电话要到我的前沿指挥所。我想同志们都会知道的啊,在这种关键时刻,我的电话分分秒秒,千金难买呀!…她来电话干什么呀?让我关照她的儿子,要我把她的儿子调回后方,把我的指挥所当作交易所了。他奶奶的,走后门竟走到我流血牺牲的战场上。(欲摔帽,强忍住)她的儿子何许人也?此人原是军机关的一个干事,眼下就在你们师、某连当指导员。我不管它是天老爷的夫人还是地老爷的太太,谁敢把后门走到战场上,我偏要她的儿子第一个扛着炸药包,去炸碉堡!”
看电影的同学们都和电影里的指战员们一起鼓起掌来。
这时,我不禁想起了开头写的《定军山》里老将黄忠的那个唱段:两员忠勇豪迈威严刚毅的虎将形象霎时间在我头脑中交叠到了一起,真是壮声英概,能令顽廉懦立。
课后有同学给我留言:
“老师,今天看了您给我们放映的《高山下的花环》内心触动极大,觉着果然还是老电影好看,想问问您还有没有类似的电影推荐。老电影我几乎很少看,以为以前技术不到位也拍不出啥好看的电影,结果今天打脸了。现在的电影挑挑捡捡除了几部奥斯卡经典电影,竟找不出几部合胃口的了。所以还请老师能不吝将您的“藏片”告知于我,好让我在看了这么多烂片之后也“洗洗眼”。”
我因太忙,并未详细答复她,但同学们的热烈反应,再次证实了我一直以来就有的一个判断:
当代大学生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耽于享乐醉生梦死,他们对文艺作品的欣赏也决不只限于网红脸小鲜花小鲜肉。
其实,当今文艺界很多庸俗、低俗、媚俗、恶俗的作品,也就是这位同学说的“烂片”,本来并不是年轻人爱看,而是一帮眼斜心歪的中老年“社会”人硬塞给大家的:他们不愿意拍也拍不出堂堂正正的东西,因为那些东西与他们三观不合,而且拍起来又是挖掘素材,又是锤炼剧本,又是体验生活,又是磨合演员……实在太费劲了,哪像拍烂片那么省心又省事,而且只要大家都烂,观众没有选择,久入鲍鱼之肆,也不怕他们不看。
至于那位同学说的以前的影片“技术不到位”的问题,大多数情况下并没有影响那些电影的质量。相反,因为没有现在的一些技术,那些影片在艺术上往往更加诚实、精致和富于人文气息:比如《大决战》中那些空前绝后的恢宏战争场面,今天可以用电脑做特效,当年却是用几十万部队几乎一比一地还原当年的战场,以致“万炮轰锦州”、“黄维兵团行进”等史诗级场面,成为影迷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也是中外电影史上真正的经典;而1980年拍的《少林寺》,也是因为没有今天这样的特技,所以里面的武打才那么漂亮,以致引起当年的全国“武术热”;而下图就是《高山下的花环》的导演谢晋同志与协拍部队的领导在工作中合影——当年拍军事题材影片是让部队直接当群演,所以战斗场面逼真,而军人的气质、神态和战术动作则不能说“逼真”了,而只能说就是真的。说起来,当年那些影片真正的问题,是采用胶片,保存不好,时间长了胶片老化,画面模糊,影响今天的观赏。用今天的数字技术加以修复之后,它们就如同洗尽污垢的明珠一样熠熠生辉。上影厂就做了不少这样的修复工作,效果很好,这次放的《高山下的花环》就是其中一部。
今天中国电影以及很多文艺作品的根本问题,在于背离了新中国的社会主义传统,丢掉了艺术的人民性。所以今天很多作品要么去渲染和艳羡无论古今中外的富豪权贵们的奢华生活与勾心斗角,完全无视人民群众的存在;要么把镜头对准人民群众中的那些落后的,愚昧的,灰暗的东西,制造一种浓厚的绝望、颓废的悲观主义、失败主义情调。比如有的评论指出:现在的校园片、青春片,只会拍学生怎么打架,怎么早恋,怎么堕胎,怎么放纵,怎么发傻发疯,至于我以前看的《青春万岁》、《春晖》等影片里反映的学生们正常健康的学习与生活,则完全不见踪影——网友们讽刺道:“这可以理解,因为你要知道这些编导都是些什么学渣,他们上学时就只会干这些呀!”但这些作品的一个危害,是让当代青年被污名化了,尤其一些居心不良的人以为现在的学生尤其是女生真的那么荒淫无耻,以为有机可乘,可以说给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你长期被言说成那样,就有可能真的变成那样)乃至人身安全都增加了隐患。
解决文艺作品中的这些问题,主要不是靠技术,而是靠思想,只有重新建立对社会主义传统的认同,才能拍出像《高山下的花环》这样既敢于直面问题,又能如实地指出希望所在,从而给人以真正的教育和鼓舞的佳作。
至于说怎样解决思想问题,《高山下的花环》导演,也是大家公认的中国电影第一名导谢晋同志指出(以下大部分出自他的文集《我对导演艺术的追求》),艺术家要首先明白自己任务的性质:
“作家、艺术家的任务,是塑造人的灵魂。”
其次要有三种“感”:
“艺术家要有赤子之心,要有历史的忧患感,要像太史公写《史记》那样,要像屈原、司马迁、杜甫、曹雪芹,一直到当代的巴金那样,对民族充满了责任感、忧患感、使命感。”
要始终和人民在一起,真正了解人民,反映人民:
“作为电影艺术,和人民群众在一起,正视生活中的矛盾,艺术地、真实地反映出人们的追求和理想、痛苦和欢乐,就能够反映出这种时代的精神。”
感性要和理性结合,可以揭露问题和黑暗,关键是以什么立场和感情去揭露:
“作家、艺术家都是用感情创作的,当然也离不开理性。这个能不能写?那个能不能写?关键在于怎么写。如果头脑健康、感情是真诚的,你就是揭露也好,歌颂也好,都不会犯错误。你立场不对,感情不对,对我们的祖国,对党根本不热爱,觉得我们国家没有希望,你一揭露就非错不可。”
艺术创作要有真感情,但不要把艺术创作变成发泄私愤:
“艺术家不能只顾发泄自己的积愤,而不顾作品的社会效果,这是一个分寸感,也应该说是艺术家的责任感。”
他为上海师范大学谢晋影视艺术学院题写的院训是:
“缺少艺术天赋的,别来;没有献身艺术的决心的,别来;害怕吃苦想偷懒的,别来;想做金丝雀的,别来。”
因为种种历史原因,谢晋在改革开放后导演的某些影片流露出的思想观点,他对某些具体人和事的褒贬,我未必完全赞同,但我能看出他还是忠于新中国电影的人民性或者说爱国、革命、进步的传统,尽力维系和探索着新中国两个三十年(他逝世于2008年这个标竿一样的年份)之间的统一性。
《高山下的花环》如果不是有这样一位导演,是拍不出同学们看到的这个水平和效果的。
而他的这些谆谆告诫,对今天的文艺界以及一切担负了宣传教育责任的人,乃至我们这些普通观众,都不啻为黄钟大吕,掷地有声,震聋发聩。
我们不该好好听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