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伪代谢经济学的观点批判工业党激进的城市化思维

陈平老师最近一期眉山论剑《我很欣赏工业党，但是有一点我要警告他们》（链接：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ap4y1r75F?from=search&seid=4962673739410441231），针对工业党小伙伴们关于超大城市的发展思路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批判。

可以说，作为一名工科出身，很早就在观网上对工业党的问题展开过讨论的人来说，在浸润了陈老师的观点后，自然又有了一些心得，因此也想再就“超大规模城市”，“消灭城乡二元结构”的工业思维误区深入地谈谈我的感想。

一方面，是因为最近又开始重读陈平老师的《代谢增长论》，对之前一些不太明白的地方有了些豁然开朗的领悟。

另一方面，则是之前观网上有一位名为“前益”的观友试图以文化视角来批判工业党的谬误，结果自然是漏洞百出，贻笑大方。

作为一名在当时也下场批判过前益兄弟的人，我总不能光批判别人，却不告诉别人自己是怎么做的吧。

因此，我在这里就向这位被我批判过的前益兄弟，展现一下我是如何去批判工业党的一些问题的。

由于该文章局部借鉴了陈平老师在代谢增长论的思路，但又因为本人才疏学浅，并不能笃定这就是陈平老师本来的思想，故在此以“伪-代谢增长论思维”自称，有不足之处，还望大佬们多多指正。

1. 生态与技术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

无论是陈平老师，还是温铁军老师，他们的思想本身而言，更偏向于维持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稳态而非追求持续不断的高增长。

这点，在我之前的《再读温铁军：绿色资本与中国之道》中，名为“寒农”的观友曾向我发出过灵魂拷问：“经济的目的是什么？”

在工业党们看来，创造增量就是其目的；而在陈温两位学者看来，如果在创造增量的同时维持经济发展的稳态，就是其目的。

因为目的不同，所以导致的思维方式，推崇的政策方针，自然也会不同。

因为陈平与温铁军老师更加侧重于防范经济危机带来的系统性社会风险，因此他们在考虑经济发展问题时，会在经济基础之下，导入生态与技术对于经济的三元结构的影响。这点，我在《在攻击陈平老师之前，请先读懂他的思想》一文中已经有过详细的阐述。

在这里我深化一下生态与技术两要素对于经济稳态的影响机理，当然，这是我的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1）生态：生态是经济发展中的存量因素和稳态因素。

其一：生态资源的存量决定一个地区可以发展的经济模式，或者用陈老师的观点来说，就是其市场的规模程度。

比如，像中国这样资源相对丰富的国家，可以通过内部区域整合，完成相对完整的经济内循环，甚至在全球化浪潮中，可以通过内需市场稳定自身经济。但像英国这种资源贫乏的国家，其发展就非常依赖全球殖民地的建立，甚至一旦失去殖民地，其经济地位就江河日下，一落千丈。

这种现象本后的本质，就是其固有生态资源存量对于其经济发展的影响。

其二：环境与其可持续发展性对于经济活动的影响；这个很简单，如果生态环境因为经济发展被严重破坏，那最终就导致人类被自然环境给反噬。除非我们集体领悟三体人的脱水技能，否则面临恶劣的生态环境，我们是无法生存的，也更别提去发展经济。

2）技术：技术是经济发展中的增量因素和变量因素

其一：技术革命，技术进步会极大地提升人类的生产力。三次工业革命已经充分说明问题，在这里不用赘述。基于此，技术的革新决定了经济的增量。

其二：这是我从陈老师《代谢增长论》里悟出来的，即新老技术的交替，即技术新陈代谢的剧烈程度会影响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

陈平老师在《代谢增长论》中提到，一个产业技术处于上升期时，其规模效益递增；成熟期时，其规模效益不变；夕阳期时，其规模效益递减。

在其整体的生命周期之内，其规模变化与效益之间是一个非线性的关系。这点，与我之前在亚琛工业大学做研究生课题时，对于工业产品的生命周期的分析有着极高的契合度。

一个工业产品的生命周期，本质上就代表着其背后技术在市场上的生老病死的循环。其中描述这种变化的，最直观的指标，就是这个产品产生的综合消费。

当一个工业产品在其上升期时，市场上可能是供不应求的状况，无论是其微观价格本身，还是其宏观战略价值都是无比的耀眼。这点，比如荷兰ASML公司的光刻机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这时候，理论上增加其规模，效益是随之线性生长。

当一个工业产品大量标准化，普遍化之后，其就成为了能够为大工业体系广泛采用的白菜价。这时候无论规模如何增加，因为市场的均衡，其价格不会浮动太大，效益也是稳定的。

当一个工业产品被新技术冲击，走向被淘汰的命运，则会失去自身的溢价，造成产能过剩。这时候，即便你再怎么扩大规模，因为需求的减少，反而生产得越多就亏得越多。

在第三个阶段中，因为市场对于产品的需求下降，与之对应的消费减少。那该夕阳产品在当前的生产规模下，就会产生严重的过剩。这种过剩所带来的直接结果，一是该产品生产了没人要，二是为了节约产业运营成本，与该产业相关的工作人员会面临着大量的失业。

当我们理清楚这个思路之后，再来看看当下面临着产业升级的中国。

因为落后产能所代表的老技术进入夕阳时期时，其规模效益递减，但占据的就业人口数量相较于新技术依然庞大。

而新技术进入新生期，其规模效益递增，但占据的就业人口数量相较于老技术较小。

而此外，新生技术行业对于就业人口的吸纳能力也是随时间递增的，在新老技术交接的起始点，新技术创造出的就业岗位未必能够立即容下旧技术淘汰的失业人口。于是乎，因为这个数量上的差距，就会在一定的时间段内产生大量的失业人口，最终造成社会的不稳定性。

在此举个例子：假设A产业是一个夕阳产业，其容纳的就业人口是5亿；此时B产业作为一个替代A的新兴产业，正以迅猛地势头发展。但当前B产业因为处于发展初期，其产业链生态还不够完整，仅能容纳1亿的就业人口。

假设从现在开始算起，B产业完全达到A产业5亿就业人口的容纳规模需要五年。那么就会出现一个非常明显的问题，即在接下来的五年之内，如果剧烈地淘汰掉A产业，就会凭空多出来4亿失业人口。

这些人口该怎么消化？这就是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

一般来说，新老产业的交替，需要一个合理的时间周期来补齐这个时间差。但现实层面，影响产业周期的因素过于复杂，几乎已经到了难以人为控制的地步。

因此，如果以工业党所谓的，通过“新基建”，“新技术”来解决一切老产业不能解决的问题，消化一切老产业淘汰下的失业人口就存在时间上的不确定性。

同时，技术小波对于经济稳态的影响，就体现在因为老产业产能过剩而产生大量失业人口，新产业还不能将其完全消化的前提下，这些失业人口作为流民游荡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构成大城市这个看似理想的，现代化的人类聚落结构的不稳定因素。

这还只是建立在最简单的新老产业交替的模型下。

而现实中的产能过剩，如我在《再读温铁军：绿色资本与中国之道》中分析到的，还有更为复杂的多重因素。

比如通过贸易战，人为地让你的产业上下游断裂或者切断你与目标市场的联系，进而形成产能过剩；

又比如新冠疫情下，产业被迫停摆，员工被迫下岗；

又比如次贷危机这种经济泡沫破裂，实体被挤死，进而导致大量失业。

奥巴马夫妇拍摄的《美国工厂》中福耀集团所入驻的前通用制造基地，实际上就是一个典型的因为经济泡沫破灭而被迫停产的例子。

2. 产能过剩影响社会的实质

作为资本主义的一般周期性危机，产能过剩的危害真的就只在于东西卖不出去吗？其实卖不出东西只是第一层，真正的致命伤是第二层，即大量的失业率。

正如我在第一节中分析到的，无论是突发性经济危机，还是因为新老技术交替造成的老产业产能过剩，其最终的结果都是会向社会输入大量的失业人口。

而失业人口对于政府来说，对于社会来说，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财务负担以及安全风险。

从经济层面来说，失业人口无法持续创造GDP，甚至需要政府救济以维持其基本生活，是典型的GDP层面的负值；从社会治安层面来说，失业人口因为生理与心理上的双重贫困，其情绪极容易负面化，极端化。

而这些人就成为了西方颜色革命天然的靶子。

郭杰瑞在B战上最新的视频《探秘美国食物银行，美国真的很多人没饱饭吃吗？》（链接：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tD4y1X7Ru）就是一个非常形象的，北美大城市在疫情冲击下，大量失业人口需要政府发放救济口粮度日的现实例证。

3.工业党技术至上的思路问题在哪？

3.1 新旧技术交替的迟滞性

按照工业党的一般思路：技术发展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因此现在的社会矛盾在将来必然会因为技术的革新而不再是问题。因此，一切朝着最利于技术产业成型落地的超大规模城市化发展就行。

就此的例子比如：1.生育成本高，社会化抚养就完事；2.耕地质量恶化，等人造肉就完事；3.农民进城会失业，等新的产业吸纳他们就完事。。。

这一切问题的根源就在于他们忽略了技术新陈代谢周期所产生的时间上的迟滞，以及这种迟滞对社会稳态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对此，我曾经跟半夏打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比方：这就像汽车发动机里的涡轮迟滞一样。在不考虑达到目标转速的情况下，涡轮发动机的瞬时功率确实可以压过自然吸气的发动机。

但像在城市道路这种走走停停的路况下，因为废气积累不够，涡轮不能从一开始发挥作用，因此，即便理论上我具有比自然吸气更高的功率峰值，但是实际上如果针对一个红绿灯起步这么简单的路况，因为涡轮迟滞的存在，在实际的使用情况下，同功率的涡轮发动机未必总是能超过自然吸气发动机。

在这里的涡轮迟滞与技术新陈代谢迟滞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即数据与理论上的优势，往往会因为迟滞效应的存在而未必能够在期望的时间内完全发挥出来。

当我们谈论经济发展的时候，如果忽略新技术完全发挥其期望效益的迟滞时间，那就真正犯了放幻灯片式的，点到点的欠缺对变化过程考虑的错误。

3.2 市场分工受规模限制，经济发展是增量之争，也是存量之争

市场分工受规模限制---这是陈老师从一堆黄沙中掏出的，斯密先生为数不多的闪光点。

而市场竞争的本质就是规模竞争，是对于存量的占据，然后在固有存量之上再去进行经济分工与发展。

这其中包含了两个动作：

1）抢占更多的存量

2）在现有的存量中创造出更具有效益的经济模式

工业党在谈论经济发展问题时，往往会忽略陈老师这个至关重要的前提。进而把经济的增量放在一个无限资源的背景下进行考虑，最终就会导致我在第二节里所讲到的，忽略技术交替周期等具有迟滞性的经济发展的现实。

如何去理解陈老师的这个观点？

其实很简单。比如这次美国对华为的打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理论上来说，只要华为不断开发新技术，那其发展的曲线就是完美的线性增长。但是美国通过贸易战的手段，掐断了华为的供应链，特别是芯片的直接加工。

于是乎，华为增长的存量就被美国人给限制住了。因为供应链的限制，其规模就被框死在了美国长臂管辖之触手无法触及到的空间。在这个前提下，华为的发展就不再是以简单的技术增量可以描述的，必须要考虑国际国内政治环境对于其恢复原先规模的影响了。

比如，如果拜登上台，取消打压华为，则华为的全球供应链恢复，存量复位，这就是国际政治因素。

又比如，现在国家大力扶持芯片产业，特别是芯片制造产业，一旦我们在华为被卡死的几个关键点找到了出路，那华为一样可以恢复原有的发展存量，但一切的前提是国家政策大力支持，这就是国内政治因素。

此外，如果荷兰的ASML公司突破美国封锁，将整套光刻机技术卖给我们，那我们也相当于突破了规模上的限制。

总之，美国要对付华为，一是可以跟你搞科技战，即让高通开发出更好的5G技术来对刚。二是可以限制你的市场规模，让你空有一身本领却无处施展。

针对前者，我们可以用技术至上的线性思维去应对。但针对后者，就必须考虑陈老师所说的，规模限制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就此就必须考虑内部经济环境的稳态与安全性。

3.3 新技术对于就业人口容纳额度是动态变化的且有着明显的上限。

这点在第一节关于技术作为经济变量的文段里我已经具体阐述过。

就将农民全部赶入城市这点来说，工业党总是说：“城市化，有配套就业就行了”，意即城市新增的就业岗位（如高端服务业，如新兴技术产业）可以吸纳他们，使他们不至于成为无业游民。

但事实上，这些配套就业能凭空产生？这些新增产业能否完全容纳中国数以亿计的农业人口呢？这实在是很难说。

正如陈平老师所说，中国制造业人口也不过2亿，而美国所谓高端科技产业所解决掉的就业人口才2千万出头。特别是在产业升级的大环境下，大量劳动密集型的产业面临着被淘汰，新技术对于人力的需求趋于精简化。

而第三产业本质上来说必须依附于实体产业，因此在经济危机面前反而是最先崩溃的一个群体。

就此，工业党所谓的农民城市化改造，至少在就业这块上来说，就存在着现实的难题。

同时，我们应该更为深刻地认识到一个问题，那即是：产业升级本身与农民进城就是矛盾的。

因为产业升级就意味着密集型劳动产业的死亡，用人数量的减少。

而产业升级伴随的产业转移带来的更多是大量的失业人口。就这点，西方国家有大量的例子可供我们参考。

在这种前提下，不让原来的农民工回到自己的土地上重新生活，反而让农村人口继续大量进城，这不是典型的火中浇油吗？

所以说，我始终认同温铁军教授的一个看上去有点暴的论点，那即是：

中国现在大量农民被圈地进城，其本质上不是为了支持新生的产业，而是为了消耗房地产的过剩。

用我在《农桑之择：生态与工业-观陈平温铁军教授联动视频有感》的观点来说，就是让农民离开祖祖辈辈耕耘的土地，去喂食空转资本的虚空大君。

3.4. 生态文明战略的现实意义---面对技术小波，经济危机这样的周期性产能过剩，失业增多，我们将有一个有效地缓冲手段。

温铁军教授不断强调过农村产业从业者的一个特征：忙时务产，闲时务农，农产结合，可进可退。

陈老师也提到了曹操在东汉时期使用过的，战时为兵，平时为农的屯田制度。

本质上来说，这就是一种应对生产过剩的稳定后方的方式。即让不能打仗的军人，不能经商的商人在失业的时候不必在一旁挂机划水，反而通过参与农业生产，让其有事可做同时又能保证自己的口粮。

这种模式，恰恰是乡土社会固有的特征，在当下高度分工，资本化的城市是根本无法做到的。因此如果是城市人口失业了，那他就只能在家待业，自己榨干自己的剩余。

而农村人口则可以在产业从业者与农民之间自由切换，从而实现对于经济危机的缓冲。

这是一种多元态，也是一种稳态。同时与中国这个拥有8亿以上农村人口的国家的现状非常契合。

当然在当下农村新型集体经济的模式下，农民未必要去种粮食，根据温铁军教授的思路，其可以从资产化的生态资源中获得类似于分红的收益。

之前是种地+产业的二元模式，将来可能是生态股东+产业的二元模式。但无论是哪种，比如城市人口这种996社畜+失业待岗人员的模式来说，要安全得多。

当然，有些脑子发热的伪工业党就会说了：“好！想法不错你先去缓冲吧！”

意在表达现在没人愿意留在农村，你行你上，不要BB。

就此，我想说一个最朴素的道理：现在的农民之所以不愿意回乡，恰恰是因为这种激进城市化的方式断了他们回乡的路。

正如温铁军教授所说：“中国城市化并不是一种长期的客观规律，恰恰是一个人为因素较大的短期规律以及其惯性使然”。

筑巢引凤，如果连巢都不筑，又何求凤栖梧桐的景象呢？

其次，乡村振兴恰恰还真在我当前的业务范围之外，要是以后新农村真的建好了，我还非常乐意去缓冲一波。

毕竟在德国待了十年，基本上也是住在亚琛和于利希这种“村”里，每天11路超得飞起，你让我去斯图加特那种进城就堵车半个小时的大城市，我还真不愿意了。

就农村这块，真心觉得只要建设到位，不会吸引不到人。

再来，会有工业党说，城市化治理起来节约成本，乡村振兴费钱，没收益。

对此，我的态度是：豆腐渣楼盘修起来也节约成本哦，但你敢在里面放心地住吗？

大型环保设备动辄百万，对于化工企业来说也是没有收益的，干嘛国家还要强制要求它们上这些东西呢？

说这些话的时候一定要动动脑子，不要把成本就想成一锤子买卖。深入理解一下何为系统成本。一次经济危机造成的社会动荡，足够你修数万个新农村了。

可持续发展不是说着玩的，请深入理解！

结语

我为何一直认可生态文明战略思路？就是因为其对于中国的发展具有更为全面，更为系统的考虑。不仅考虑到增量，也考虑到可持续发展与稳态。

正如观友寒农问我的那句，经济的目的是什么？

在我看来，是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有机结合，是增量与稳态的动态平衡。

当前的中国已经慢慢度过粗放式增长的历史阶段，迎来了产业升级这样的转型阶段。同时我们有着明显不太平静的外部环境，因此，必须防止自身从内部走向崩溃。

就此，稳态与发展到了同等重要的地步。

这点，其实就像我们批判马云激进的金融创新一样。对于工业党激进的技术革命思维，我们也要好好用所谓经济发展的“当铺思想”来考量一下。

当然，就如陈平老师一样，我始终是把工业党当做朋友，甚至我本身也算得上半个工业党。作为让中国崛起，构建自身话语体系的初衷，大家都是一致。

既然都是自己人，所以就不必太拘泥于客套，大家开放讨论，相互交流，最终碰撞出智慧的火花。这不仅是一件好事，也是一件快意之事。

毕竟，拔光对面山巅之城的雕毛，是合川农民军毕生的夙愿。

最后，中华王道天下之情怀，必须再重振，戏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