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着“不公平”旗号发动的鸦片战争与当下的中美贸易战

打着“不公平”旗号发动的鸦片战争与当下的中美贸易战

                                                                                                                                              周筠

2018年9月18日，中美贸易战再度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自9月24日起对2000亿美元出口美国的商品开征10%的关税。在美国大面积封锁中国高科技企业在美发展的同时，特朗普一而再以“不公平贸易”为由，要求中国全面开放市场。越演越烈的中美贸易战与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前的形势有哪些异同，中美贸易纠纷是否会导致两国热战的发生？在近两个世纪中国与西方的较量历史中，英美商业集团的利益如何上升为其国家的利益与政策，如何从普通的商业纠纷变成贸易战，最后演变到国与国的战争上，国力不弱的清廷如何节节败退，都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鸦片战争爆发非一朝一夕

鸦片最早出现在中东与欧洲，荷马的《奥德修纪》将鸦片描绘为“忘忧药”，鸦片有一个源自阿拉伯文的名称“阿芙蓉”。鸦片成为一种毒品，是荷兰人从印度尼西亚传回到中国。乾隆年间，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了弥补巨额的贸易逆差（白银占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出口货值的90%，即英国用现金白银来换取中国的茶叶、丝绸与瓷器，且英中进出口贸易额的比例是256-300：1左右，1700-1840年英国、美国输华白银高达17000万两），又不甘心大量的白银流入中国，英国商人从偷偷将印度的鸦片运到中国来抵消贸易逆差，变成公开性的、集体的行动。

1839年林则徐虎门销烟前的一个甲子，清王朝为了禁止鸦片，与西方贸易公司、英美法等西方国家不断交涉、斗争了近70年。1727年英国运华的鸦片只有200箱，到1836年鸦片进口增长达到3.8万箱，以致清廷于1729年、1780年、1976年、1800年、1815年及1839年接而连三颁布鸦片禁令。由于鸦片贸易是暴利性的生意，一箱鸦片运到中国就可以赚取高达6倍近1400印度币的利润，使得英国商人与英国政府趋利避害，不顾道义。一方面，177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大面积种植鸦片的计划得到英国及英属殖民地政府的批准。另一方面，大量走私鸦片到中国，从此鸦片贸易以不可控制的速度撞击原本并不平衡的中英贸易，令贸易不平衡成为关乎中英“国家安全”与利益的大事。

1729年雍正皇帝下令：“兴贩鸦片烟者……枷号一月，发近边充军；私开鸦片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众律，拟绞监候”（李圭：《鸦片事略》）。到乾隆晚期，英国输入中国的鸦片已占英国对华出口的半数以上，以致1780年乾隆皇帝重申雍正年间的禁烟令，并且禁止烟具的输入和贩卖。然而清廷的腐败，鸦片走私在地方官员的默许下规模数量越来越大，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曾经指出，“禁烟法令甚严，但送给主管官员金钱后，鸦片买卖却可公开进行”。而民间还是上流社会，沉溺于抽鸦片的人越来越多，军队也沦陷，原本日益落后的军队，日益丧失战斗力与决战的意志。   

在这70年中，两次最大的鸦片贸易危机分别在1800年与1839的发生。前一次贸易战以广东、澳门的鸦片被收缴、皇家特许的英国东印度公司表面退出鸦片贸易变成背后控制各国散商（鸦片走私商，鸦片贸易转移到广东伶仃外洋）的形式出现，而后一次贸易战林则徐在虎门销烟，但英国悍然发动对华侵略战争迫使清廷割地赔款而收获巨额战争红利告一段落。

可以说，鸦片战争爆发并非某个皇帝上台、某位女王简单决策而产生的，它是中英交恶，特别是几十年贸易问题累积而成的结果，它更是国力兴衰的必然结局。在英国人那里，这原本是一场“为了消除不公平贸易的通商战争”，而不是“鸦片战争”。正如费正清先生《中国：传统与变迁》一书中所言：“其实英国在要求外交平等及商业机会等方面代表了西方各国的愿望。如果不是英国，那么别的国家也会这么做的。至于英国在华贸易的重点是鸦片而非茶叶或其他什么商品，这只是历史的巧合罢了。”

现在世界第一大国美国重复180年前英国殖民者的话语，令人有穿越时空的错位感。

中国逐渐失去对最大宗茶叶贸易出口的控制权

鸦片战争前的中英贸易纠纷到两国军事交战，实际经历了近40年的演变过程。当时中英茶叶贸易背后的主动权易位早已划水无痕地悄然发生，而清王朝麻木不仁，不知觉醒，其中的惨痛教训一样需要反思。

鸦片战争前，茶叶是中国对英国贸易的最大宗输出商品。178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进口的茶叶约23万担，到1838年至1839年间已达到45万担，占英国从中国进口货物九成左右的份额。

随着18世纪英国公众对茶叶需求量的增加，中国输英茶叶品种也日渐增多，一些新的品种为适应英国市场的需要而在中国专门生产，如在广州加工的花薰茶19世纪成为伦敦茶叶市场最富有特色的茶叶品种。到1840年出口到英国的茶叶已有十多种，如广东、福建的武夷、屯溪、小种、珠兰、白毫、安溪、花香、红梅、拣培、雨前、园珠、芝珠、熙春、皮茶等。

     巨额的中英茶叶贸易，本是简单的你来我往的交易，而且操控权在中方一边，但是在清中叶独口贸易制度安排下，渐渐变成了十三行商与英国东印度公司、茶叶与英国毛纺织品的捆绑式交易，行商反而在鸦片贸易兴起后陷入被清廷责罚（负有连带责任）、被英国商人欠款、抽贷之后，最终反而丧失贸易的主动权，其中之过程，令人唏嘘不已。

我们要思考的是清中叶中英捆绑式的贸易如何从自愿变成强迫交易？

鸦片战争前中英茶叶贸易采用的是茶叶预付合同制的方法。这种茶叶贸易合同制包括了茶叶预付款、毛织品与茶叶份额的分配两个方面的安排。茶叶预付款指英国东印度公司向行商购买茶叶之前，先与行商订立一份供应合同，东印度公司按照合同上的总价值向行商预付50—60%的款项；贸易份额分配是指东印度公司为了推销英国的毛纺织品，强将毛织品分成各种等份搭配给行商。这意味着东印度公司向行商购买茶叶，行商就要向公司购买一定比例的毛纺织品。一开始，英国东印度公司要先购买中国的茶叶，行商才会接受英国的毛织品，不买茶叶，行商就不会接受毛织品。这说明当时中英商人之间的合同条款是由行商来决定的。在很长的时间里，许多行商并不愿意购买英国毛织品，只愿单独出售茶叶，英国东印度公司对此也无可奈何。

此外，行商对茶叶与毛织品的价格有决定权。1720年，十三行规定了行商应共同议价，1755年清政府制定了“防夷五则”，这一法令中虽然没有规定行商可以确定货价，但东印度公司的大班们却认为，这些规定的真正目的是要将中国的对外贸易交于少数行商之手，而他们可以随意制定价格。1778年这些大班抱怨“如有公行交易，货低价高，任公行主意，不到我夷人讲话”，由此反映出行商在较长的时间里掌握茶叶出口的定价权。

然而从18世纪末开始，东印度公司凭借其日益强大的经济实力，渐渐改变贸易规则，对行商施加压力，迫使行商对东印度公司作出节节让步。

一控制茶叶贸易份额的分配权。19世纪以后，在茶叶贸易预付款合同制之下，整个行商对英茶叶贸易划分20个左右的份额。经济实力较雄厚的高级行商往往取得3—4个份额，其他行商一般只能取得1—2个份额。本来这种份额的分配是以公开协商的原则来决定的。1811年，东印度公司驻广州的大班罗伯特向伦敦的公司董事会建议，以秘密的方式分配茶叶贸易的份额。此建议很快被公司的广州理事会所采纳。自此之后，东印度公司利用配额对一些行商进行制裁，如在1793年行商潘振承因反对公司改变预付款方式而被直接减少订茶叶贸易合同。

二操纵茶叶价格。由于茶叶贸易份额变成由东印度公司私下确定，一些行商为了获得较多的份额，往往在茶叶价格方面作出让步，东印度公司乘机得以影响及操纵茶叶的价格。当行商因进口的毛织品太多推销不出去，不打算再向公司购进毛织品时，东印度公司就以提高购买茶叶的预付款对行商进行诱惑，要行商将茶叶价格每担减少1到2两白银。由于行商不团结，东印度公司各个击破，最后达到了压价的目的。1804年东印度公司又要求行商接受更高价格的毛织品，并以降低茶叶价格相威胁。

三直接干预行商的任命。本来东印度公司并无权决定哪些中国商人有资格充任行商，因为这种权力只属于清政府、粤海关和公行，但东印度公司不断向清政府和公行施加压力。1791年，清政府选任了6名新的商人充作行商，但东印度公司只承认卢观恒有资格担任行商，而另一商人叶上林只能在1793年后再任行商，认为其他4个商人尚无资格成为行商，拒绝与他们签订生意合同。以后东印度公司还找各种借口，不与清政府新任命的行商做生意，使这些新行商成不了外贸商人。

四直接控制行商。英国人明知通过上述手段只能对大行商产生一些弱控制，但无法憾动清代行商制度，于是想办法影响拉拢控制力量较弱行商，通过债务追索、利益捆绑加深他们对英国东印度公司生意的依赖。东印度公司援助一些行商的办法有直接贷款、增加茶叶预付款的数量及重新安排茶叶合同。如1811—1820年的10年中，东印度公司共向行商提供了480万元的贷款，为一些行商向清政府交纳税款、行佣、军饷和各种捐输提供资金支持。当然东印度公司的贷款是有条件的，其中条件之一就是“行商必须把获得的商业利润全部用于偿还债务”，而不是清政府所规定的“各行将所得生意余羡银两，陆续拨出，分还各欠”；条件之二是接受援助的行商得将其行务置于公司债权人管理，公司可以对行商的商业行为进行监管；条件之三是行商得为公司推销毛织品。

从历史来看，当今中兴公司受到美国政府制裁，并产生美方监管人，并不令人意外，历史的重演才是真正令人心痛的地方。

由此看来，在鸦片战争以前，由于清朝政府实行保守的对外贸易制度与政策，中国行商采用传统的贸易手法从事中英茶叶贸易，但他们缺乏国家层面的保护，而且在贸易方式与金融方面日益跟不上现代贸易制度发展的节奏。与此同时，英国商人在华势力日益膨胀，他们并不满足于已取得的利益，反而野心更大，要求清政府全面开放门户，不断游说英国政府对清廷施压。

贸易战上升到国家之间的战争

 在中英茶叶与鸦片贸易中，真正得益者是英国政府。1820年英政府的茶税收入为300万镑，1833年为330万镑，1836年为460万镑，占英国国库总收入的16%左右。加上在印度种植鸦片的巨额利润，这些庞大的财政收入不仅促进了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为保护这巨大的利益，英国政府成为商业利益集团的保护伞，不断批评清廷闭关锁国，不断要求开放市场，在诉求不获允可的情况，不惜对中国动用武力。

1787年，英王乔治三世曾任命加茨喀特（Charles Cathcart）为大使，但这位使臣在来华途中因病去世，使团与船队随即返航。英国并没有死心，又于1792年任命马戛尔尼为大使，率一支七百人的船队，借乾隆83岁寿辰之际来华。马戛尔尼可以算第一个访问中国的英国使臣。当时的英国已完成了工业革命，经济上实行资本主义，政治上实行君主立宪制，走上了一条资本主义扩张的道路。英国以纺织业为主导的工业有了巨大发展，需要广阔的国外市场。为了开拓中国市场，英国政府应东印度公司的请求，决定派使臣访华，以求通过和清政府直接交涉，消除种种限制，拓展对华商务。马戛尔尼使团的主要任务：一开放更多的口岸；二希望获得一块靠近茶和丝产地的地方或岛屿作长期货栈之用，并在此实行英国的司法制度；三废除广东的种种贸易限制；四开拓中国新市场，特别是在北京；五通过订立条约开拓远东市场。

然而这次使团尽管受到清廷的高度重视，但是并没有达到英国政府的预期目的。

从这次英女王给马嘎尔尼的训令中可以看到，1792年的中英交涉是针对市场地位、贸易规则以及贸易利益而来，英国尚不考虑掠夺领土。“在中国经商的英国臣民很久以来就多余其他欧洲各国。……有些国家得力于他们在中国的传教士。这些传教士，由于他们的科学的专长和艺术上的天才，常常和那里的神秘而文雅的王朝发生亲密联系。他们在传教之外，也为他们国家的利益有所尽力。但英国商人缺少这种帮助，在这个遥远的国度里，每每被人误解而得不到尊重。在这等情形下，我对于自己的远方的臣民不能不予以应有的关怀，并以一个大国君主的身份有力的要求中国皇帝对于他们的利益予以应有的保护（《英国政府给英使马嘎尔尼的训令》）”。

     1816年英国政府再次派阿美士德使团到中国，以图与清廷商讨中英贸易事宜，企图进一步打开中国门户。但是到了1830年之后，英国政府对华动武的企图心日益明朗。1839年林则徐在虎门销烟，严惩鸦片商人，令英国在华的商业利益集团积极鼓动英国政府对华动武。这一年英国议会以微弱多数通过对华战争动议，但英政府始终未正式宣战，认为军事行动只是一种报复（reprisal），而非战争。这样，1840年6月，懿律（义律）率领英国舰船40余艘及士兵4000人的机动舰队从印度出发到达中国海面，标志着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开始。

巨额出超买不回西方最先进的技术

鸦片战争前，清王朝在对外贸易上一直处于巨额出超的地位，大量的茶叶、丝绸、瓷器出口英法美等国家，但英国除了出口不适合中国市场的毛纺织品外，却不愿出口其他资源与技术，如同今日的中美贸易关系一样。中国买不回等额先进的技术产品，反而被迫接受英美等国的出口鸦片毒品、中国市场滞销的毛纺织品，无奈地接受不公平、非正义的贸易平衡。1839年钦差大使林则徐一场捍卫国民健康权、将中英贸易调整到轨道的虎门销烟本无可厚非，却成为西方列强对清王朝动武的借口。

可以说，贸易战是争夺利益的借口与手段，是热战的前身。就贸易本身而言，正常的中英贸易向鸦片战争转化，实际上此前3、40年已埋下的祸根，而我方觉醒的时刻太晚。

  （作者：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博士、厦门市台湾学会研究员）

参考文献：

1、张宏杰：《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重庆出版集团，2016年出版。

2、（英）蓝诗玲著，刘悦斌译：《鸦片战争》新星出版社，2015年出版。

3、牟安世：《鸦片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

4、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出版。

      5、杨仁飞：“清前期广州的中英茶叶贸易”，学术研究，199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