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特朗普的决策总令人大跌眼镜？

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很多人就存在这样的困惑：

为什么美国在全世界、全领域、全方位出击，挑起与中国的贸易摩擦，与俄罗斯互怼，与欧洲主要国家不睦，与日本离心离德，制造与墨西哥的贸易和移民摩擦，在伊核问题上出尔反尔与伊朗交恶，在委内瑞拉插手颠覆政权等，简直不胜枚举。

很多人有这样的疑问：既然美国选定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为什么不与某些国家结成反华大同盟，集中力量做大事？

杨霄 | 作者

身边的经济学 | 来源

01

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中美贸易顺差的不断加速攀升，美国长期以贸易失衡为由对华施加汇率等方面的政策压力。

但定量研究结果表明，美国想找回贸易平衡的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就是放松对华高技术出口的管制。

这个逻辑非常好理解，就是你限制自己的东西出口到别家，反而还抱怨你进口人家的东西太多了、出口的太少了。

这是极其明显的道理，而且美国大多数战略研究学者和政府相关部门也明白他们的诉求本就是无道理的。

美方与中方争执此事历时十余年，后来，美国终于以无法忍受巨额逆差继续发展为由，与中国展开了贸易战。

这时，我们尘封已久的“炮弹”又被发现。

2017年7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赴美与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商务部长罗斯共同主持的首轮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发表演讲指出，

“根据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今年4月的报告，如果美国将对华出口管制程度降至对巴西的水平，对华贸易逆差最多可缩减24%；如果降至对法国的水平，最多可缩减34%”。

在中美第十一轮贸易谈判破裂后，中国商务部于2019年6月6日发表了《关于美国在中美经贸合作中获益情况的研究报告》，其中第5页再次引用了这项研究成果，“如美将对华出口管制调整到对法国的水平，美对华贸易逆差可缩减三分之一”。

道理异常简单，事实如此昭然，除了“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吵架中总是各说各话”，决策的复杂性也是导致出现背离常识的政策的关键影响因素。

实际上，决策非常复杂，国家、组织和企业的决策更为复杂，必须深刻理解决策的过程，才能对决策有清楚的认识。

在美苏冷战开始后，美国以理性行为体假设来判断苏联的行为方式，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误判，甚至将两国推向核战争的边缘。

也就是从那个时代开始，美国有兰德公司背景的一些战略学者开始意识到组织行为对决策有深刻的影响。

冷战结束后仅仅十年，美国一直沉浸在一极独大的骄傲和自满中。“9·11”事件的爆发远远突破美国人的想象。

事件发生前，美国一直在梦想着如何在单极世界中推行自己的价值观和领导力，决策者陶醉在可以轻易独裁未来的幻想中。

但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极大地冲击了美国，美国甚至将本应该采用战术方式进行的反恐行动推高到了全球反恐战争的战略层面，出现新的重大战略预判和决策失误。

特朗普上台后，这种现象越发突出，决策的离经叛道程度甚至超出了普通看客的接受度。

上述现象都反映出一个非常浅显且容易被非国际政治专业人士忽略的事实，那就是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行为体的决策都不是简单理性的，即使是美国也长期反复出现重大战略误判和重大战略决策错误。

那么，究竟决策是如何运行的？理想中的决策与实际运行方式的差距在何处？

02

研究一个组织的决策，最基本的方法是假定决策者是理性的。

决策行为以理性和偏好理论为基础，决策依据是国家利益的排序及导向。

一个方案所实现的国家利益越大，决策者对这个方案越偏好。在理性决策模式分析框架下，决策者在制定政策时通常需要依据实际情况对利益进行排序，并依据利益的排序结果做出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决策选择。

简言之，决策者的决策依据是实现组织的利益最大化。

面对具体情况时，一个决策可能对几个方面的国家安全都造成影响，而且影响程度各异。

例如，战争在扩大领土的同时损失了人口。综合来看，这一偏好如何判断呢？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将国家利益进行综合考虑，因为国家利益的互补交换不是固定比例的。

例如，人口很多的国情下，决策者可能对损失一定人口换取土地是有偏好的，而在相反的情况下，决策者则认为不值得。这就是偏好排序的规律。偏好排序在一般情况下不是先验的，必须通过实际观察获得。

除了一些可以用自然科学方法和经济学方法明确计算得到的偏好排序以外，许多情况下偏好规律需要通过观察、历史案例等获得。

通常情况下，通过利益排序、分析偏好进而判断决策者的决策行为是可行的并且可靠的，能够进行较为成功的预测。但是这一方法并非包治百病，在一些情况下也存在问题。

一方面，理性决策将组织视为一个整体。

例如，一个国家的国家利益作为一个整体由一国政府所代表。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

在组织决策过程中，会有多个部门和机构参与其中。

大量的案例表明，实际决策过程并不能将国家黑匣化而忽略政府各部门间的决策运作过程，即官僚决策模式，或称科层决策模式。

政府的决策通常由多个部门参与，每个部门都代表了不同的国家利益。在实际情况中，每个部门还代表着各自的部门利益。

例如，美国的军控决策往往涉及能源部、国防部、财政部、商务部等多个部门。每个部门会从不同的角度考虑问题，比如，商务部着眼于经济贸易利益，国防部着眼于安全利益，所有的决策都需要在国家利益下整合。

因此，决策的产生往往受到部门利益的影响，通常会反映出决策主导部门的利益偏好。

另外，决策者群体利益也影响到决策中的国家利益排序，即小集团决策模式。这些问题就造成了实际运行的决策与理想中的决策相去甚远的局面。

另一方面，理性人假设是理性决策的基本假设。

这一假设认为决策者都是理性的，在决策时会进行利益排序，并按照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进行决策选择。

然而，在实际决策过程中，每个决策者面对相同的情况可能做出不一样的决策行为。其原因就在于，决策者并不是绝对理性的。

首先，理性决策假定利益是可以计算并进行恰当排序的，这就要求决策者的信息是充分的。然而，在某些情况下，决策信息并不充分。决策者对决策选择导致的国家利益收益或损失并不能进行正确判断。

其次，决策者具有各自不同的认知心理特质，对于特定的决策环境，可能产生不同的认知和心理反应。在这种情况下，决策者对利益的分析及排序可能产生些微差别，进而影响决策结果。

例如，美国历任总统对于发动战争和结束战争的时机选择，就与总统个人的性格和心理特质紧密相关。战争发动或结束的决策并非按照国家利益分析方法选择在最恰当的时机进行，而通常表现为一个新总统的上台会实际影响到战争的发动和终结。

最后，决策者的决策行为存在惯性。决策行为有可能受到战略文化和外交遗产等的影响。在某些习惯或思维定式的影响下，决策者有可能并不进行理性的利益分析，而是依据已有的原则和行为方式进行反应，进而形成决策。

03

历史是面镜子，从历史中学习可以说是人类的普遍习惯。

在这个过程中，当决策者面对自己不清楚的决策环境时，总喜欢与历史上已经非常明确的类似情况进行比较，并根据历史经验做出决策。

这种认知方式的模式是：历史事件——历史经验教训——未来行为。

从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中学到的东西是决定认知的重要因素，这种认知还会影响对所接受信息的解读。

而演绎思维就是把看不见或不容易理解的现象和事物类比成一般人都较为熟悉的东西。

例如，美国在冷战期间对苏政策被称作“遏制”，实际上其原意是用容器把苏联“装”起来。

与此类似，冷战、“多米诺”理论、军备竞赛、“纸老虎”、美国将伊拉克占领科威特说成是前者对后者的“强奸”、称一些国家为“流氓国家”等说法也都是简单的类比。

决策者一旦形成上述认知思维，其决策倾向也就顺势确定了。但是，历史往往是不会重复的，可以相比的两件事之间也非完全一致，因此这种认知过程的后果就可想而知了。

人的认知在整个决策过程中发挥作用是从选择性获取信息开始，经过个性化解读，从而比较面对不同的可选对策时的偏好，最终做出选择进而反应。

人认知客观现实世界的过程，是“获得、组织和运用知识的心理过程”。这一过程包括知觉、记忆、问题解决过程中的信息处理、语言、思想和想象等。

认知系统帮助人们把环境分解成可以理解和可以认识的单位，这样就形成了一种信息过滤的方式，即人们不必评估所有信息。

认知本身是个复杂的、包容性较强的概念。认知复杂性对决策性质，决策者的个人风格、对危险的评估及如何处理信息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与理性假设相反，认知研究的重点是在决策者认知过程中经常出现的问题及其对决策的影响。一般情况下，随着决策者认知复杂性的增加，他们应对复杂局势的决策能力也会增强。

决策的过程常常被认为是一个“黑匣子”，研究者很难了解这个黑匣子内部所发生的事情。

但是相对于决策过程来说，对认知过程的研究就更难了。可以说，决策者在做出决策时的心理过程属于决策过程的“黑匣子”内的“黑匣子”。

外部环境或因素通过决策者的信仰、认识、态度、个性等构成的透镜的“过滤”，形成有意义的影响。

换句话说，这些外在因素只有被决策者观察到并被决策者在决策时考虑在内，才会成为影响决策的因素，才能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作用，形成影响。

决策者可能通过有选择地认知来影响信息的处理过程，从而保持认知的一致性。

这种现象极大地影响到决策者采纳信息的全面性和均衡性，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一叶障目”。

关于作者：杨霄，法学博士，国家高端智库战略研究学者，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

本文部分内容摘自《推演》，经出版方授权“身边的经济学”原创首发。